張居正為何要改革？張居正改革讓明代興盛多久？九秋槎影橫清漢，一笛梅花落遠天

最新 06-10

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張居正得到大太監馮保的支持，取代了高拱，在明神宗萬曆年間，連續10年擔任內閣首輔(宰相)。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他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尤重於經濟的改革，企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1582年六月，張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對派重新麋集，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他們攻擊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稅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他們下令撤銷了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查抄家產。

萬曆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挽救明王朝，緩和社會矛盾，在政治、經濟、國防等各方面進行的改革。從維持明王朝的長遠統治出發，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當權人物認為，必須改革政治，尋求一條自救的道路，在這樣的形勢下，張居正改革得到了推行。他陸續實施清通欠、省驛遞、懲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改革措施，在此基礎上，開始改革賦役制度，實行一條鞭法。改革雖然是地主階級內部的改良運動，但對去除積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強，減輕農民痛苦，安定人民有一定好處。由於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使國家財政收入大為好轉。便改革受到大地主勢力頑強阻撓，張居正病卒後，除一條鞭法外，改革失敗。

帝王本性

張居正改革，最大受益者是萬曆皇帝。他老子隆慶皇帝撒手西去時留給十歲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太監馮保，外有精幹強勢的首輔張居正，神宗才得以穩坐江山，安然享用太平光景。萬曆八年神宗十八歲親政，張居正上疏乞休。神宗頒手敕說：張先生待輔政到三十歲，再作商量。第二年又表示，「十年之間，政理修明，勛績顯著，簡在朕心。」他對張居正似乎是十分滿意的。張居正也認為「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從。」他對皇帝也是充滿信心的。這般親密的師生關係和友好合作，何以一朝反目，竟成寇讎?論者或以為這是神宗個人品性，或以為神宗受反對派慫恿，或以為張居正功高震主，這都不無道理，但未能觸及根源。真正原因是，絕對權力造就的絕對私有，絕對不容他人分享。即使是扶危救時的忠臣良相，在「朕」的眼裡也不過是召之即用，用完即棄的奴才。神宗年幼時，尚意識不到權力的作用，自有一種少年真情。隨著年齡增長，至上的皇權刺激他追求享樂的慾望。他既垂涎太監馮保聚斂的家財，又忌恨帝師兼首輔張居正的勸諫約束，貪婪殘暴的帝王本性終使兒時真情泯滅。皇權面臨社會危機時，為保全統治化解危機，可能支持改革，約束貪慾。一旦改革成功，危機緩解，貪婪本性又促其突破約束，廢除改革。皇帝可以一言定法、一言廢法的皇權專制時代，政以人舉也能人亡政息，這是必然的結局。

臣子的君主觀

張居正對神宗的效忠，期待神宗成為一代為民造福的「聖君」。他身後之敗，不僅是新政之敗，更是他君主觀的破滅。張居正以法儒並用治世，在君主觀上則深受道家影響。他的《人主保身以保民論》，以道家學說深化儒家的民貴君輕論，融合儒道兩家節制君主的思想而以君臣共治、君民互利貫穿其中。他為小皇帝編寫的啟蒙讀物《帝鑒圖說》，教導皇帝「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放手使用大臣;尊儒，讀經，行仁政;勵行君德，感化罪人;帶頭執法方能以法馭下;帝王奢儉，關乎天下興亡;等等。在乾綱獨斷的皇權專制主義時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人治天下」論，有不可侵犯性，「不可以一人治之」的君臣共治論，勢必觸動一人定乾坤的皇權專制;君主自律還是他律，實質上是人治與法治。張居正試圖從自律、人治以外的途徑，即從道德制約皇權轉為以法律制約皇權的途徑尋找限制君主的方案，只是一廂情願、根本行不通的美妙幻想。當年神宗是個不理事的小孩，對於身兼首輔和嚴師的張居正自然又敬又怕，言聽計從。張居正實際上是代行皇帝權力的王朝最高決策人。神宗一旦親政，便如脫韁野馬，從一個乖巧的小孩，變成為所欲為的昏暴貪穢的帝王。趙翼在《廿二史雜記》中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雲」，實在是說對了。即使是最優越的教育，最嚴格的自律約束，也無法改變皇權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張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觀念，卻醉心於君主教育，嘔心瀝血造就的「聖主」，竟是一代亡國暴君。張居正連自身都保不了，又何能保民、保國?

「法祖」妥協

張居正改革之時，主少國疑，人有侮心，需要藉助祖先威勢推動改革。「法祖」成為他凝聚民意的資源，震懾群臣的法寶。本質上是按照舊規章，繪製新藍圖，在修明國初法制基礎上，改進某些規制，調解矛盾，緩解危機，推行一場觸動不深的社會改良運動。它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不可能得到民眾全力支持，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強權貴。在違法成風，貪腐遍地，盤根錯節，上下皆然，整個統治肢體潰爛之際，執政者豈能以法責眾而不為隱忍姑息?正如王夫之所說：「一日而欲挽數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難矣哉!」張居正的姑息隱忍乃至妥協是制度性的內在痼疾，而不以他個人剛強性格為轉移。對豪強、權貴、官吏貪賄違法劣行處置的海瑞打擊豪強，主政後卻把耿直不馴的海瑞閑置一邊，不予重用。張居正確有知人善任的一面，他的改革能取得很大成就，就在於他周圍有一批得心應手的人才。但所用多為分領吏、禮、戶、工、兵部的技術人才，而非政治家。他身邊的兩個副手張四維、申時行，是居六部之上的內閣重臣，主導政務的政治家，他卻一個也沒有看準。兩人一個是兩面派，一個是偽君子。在張居正死後，兩人相繼掌權，立即轉向，自毀長城，使新政一敗塗地。當時的一半官員都能洞察這兩人的居心，而張居正這樣精明的政治家卻未能看清身邊的投機者。

思想專制

國子監祭酒王錫爵說：「江陵相業，吾始終不謂其非，獨昧於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身為知識界的領軍人物，王錫爵最能感知張居正對知識界思想統治的嚴酷。張居正的「昧於知人」，恰是他在思想領域實行專制的必然結果。張居正以強力集權推行政治、經濟改革，步步取勝。但當他把集權擴大到學術領域，整肅學風，鉗制思想，排斥異端，便引發種種惡果。

張居正的改革之火，為衰朽破敗的明王朝贏得一度迴光返照，說他是「救時宰相」不幸而言中：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歷史嘲諷的不是張居正的改革新政，而是斷送這改革新政的皇權專制主義體制。

名人介紹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漢族，幼名張白圭。江陵人，時人又稱張江陵。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張居正5歲識字，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16歲中舉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1567年（隆慶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萬曆皇帝登基後，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10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

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1582年（萬曆十年）7月9日（六月二十）卒，年五十八，贈上柱國，謚文忠（後均被褫奪），張居正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大臣。為萬曆所忌，去世後被抄家，至明熹宗天啟二年恢複名譽。著有《張太岳集》、《書經直解》、《帝鑒圖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