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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劉以鬯:深深影響王家衛的那個人去了

2018年6月8日下午,香港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媒體人劉以鬯先生,在香港東華東院逝世,享年99歲。

隨後,劉以鬯先生的妻子羅佩雲女士在香港發布訃告,而香港特區政府新聞網也表示,「劉以鬯教授一生推動香港文學藝術,是香港的文學泰斗,其貢獻惠及多代香港作家。他的離世時文化界一大損失,我們永遠懷念他」。

劉以鬯與太太羅佩雲

生於1918年12月7日的劉以鬯,從六十年代初的成名作《酒徒》到世紀之交的《對倒》,留下了數十部小說作品及文學評論,特別是《酒徒》這部半自傳體的「娛己」作品,被贊為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影響深遠,何況還有《對倒》等作品。

而想要深入的了解劉以鬯先生的人生、作品、影響,早已不是一部電影作品,或者幾本書就能做得到,本文則是選取了三個關鍵詞,走近劉以鬯這位跨世紀、跨藝術的大師。

劉以鬯創辦的文學雜誌《香港文學》

文學副刊編輯:

祖籍浙江鎮海的劉以鬯先生,出生於上海,而1941年從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恰逢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陷成為了「孤島」,年輕的劉以鬯在父親的朋友們的幫助下,一路從上海、浙江、江西、桂林、貴州等而來到了重慶,並在機緣巧合下先後到《國民公報》、《掃蕩報》擔任編輯工作,包括推薦連載老舍的長篇小說代表作《四世同堂》(當時是第一部)。

四十年代末從上海來到香港後,又先後擔任《西點》、《星島周報》、《香港時報》等報紙雜誌的編輯,其中他主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注重現代文學與文藝思潮的介紹,而《星島晚報·大會堂》則注重對香港本土文學的培養。這些為劉以鬯後來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

而1985年創辦《香港文學》時,劉以鬯也停寫了當時手頭連載的小說作品,全力以赴於創辦好雜誌,借用他自己的話說,「香港是一個高度商品化的社會,文學商品化的傾向十分顯著,嚴肅文學長期受到消極排斥,得不到應得的關注與重視。我當時希望這本雜誌除了能夠產生較深較遠的影響外,還能在維持聯繫中產生凝結作用」,這也「比寫流行小說有意義得多」。

在後來的根據劉以鬯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酒徒》里,也可以看到主人公酒徒與另一位文學青年多次的談論世界各地的文學大家、作品,隨手拈來而可以看出原著作者劉以鬯對文學文化的熟悉度。

年輕時代的劉以鬯

現代主義文學:

後人談及《酒徒》時,常見的一句評價是「《酒徒》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這顯然是一句過譽之辭,即使不說他受到了不少施蟄存、劉吶鷗等「海派文學」作品的影響(如施蟄存在三十年代時已經憑藉著現代派小說轟動一時),香港作家李維陵在五十年代創作的《魔道》等也是現代主義的代表。

但不可否認的是,劉以鬯是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泰斗,也是五四新文學傳統、上海海派文學及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等的集大成者,就如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中國《劉以鬯:1918》的導演黃勁輝所說,《酒徒》運用了六種語言敘事模式,包括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穆時英的作品等,而「有意建立一套嶄新的華文語言系統,描寫意識流不同程度的心理層次」,且「《酒徒》內省精神可以追溯到魯迅的《狂人日記》」;

即使在《酒徒》成名之後,劉以鬯也有意識的發展了兩種心理描寫手法,「一種是混合深層與表層心理的書寫手法,另一種是純粹表層心理的書寫手法」。

劉以鬯的代表作之一《對倒》

七十年代初開始在《星島晚報》上連載發表的《對倒》,則是劉以鬯的小說生涯另一次巔峰。文學評論大家楊義先生便是以「嘔心瀝血」形容這部小說的審美形式,《對倒》「以敘事結構形式作為題目。結構開工的靈感來自作者買到的一枚一正一負對倒相連的郵票。

它描寫香港鬧市大街上一個老者滿懷憶舊情緒,一個少女滿懷浪漫的世俗理想,從街道兩端相對行走,對街頭櫥窗和風波作出或憶舊的、或浪漫的不同聯想。最終不期而遇地走進電影院鄰座和公園的同一張椅子,相互間又做著風馬牛不相及的猜測。

這種把意識流手法用於陌生人街頭對行,從而產生隔代人不同心態的強烈對比的敘事謀略,實在是匠心獨到的創造。」

《花樣年華》受到了《對倒》的深刻影響

王家衛電影:

「我對劉以鬯先生的認識,是從《對倒》這本小說開始的。《對倒》的書名譯自法文Tête-bêche,郵票學上的專有名詞,指一正一倒的雙連郵票。」

在《寫真集》的前言里,憑藉著《春光乍泄》、《東邪西毒》等影片揚名海內外的香港導演王家衛,回憶起劉以鬯對他的影響,「對我來說,Tête-bêche不僅是郵學上的名詞或寫小說的手法,它也可以是電影的語言,是光線與色彩,聲音與畫面的交錯」、「Tête-bêche甚至可以是時間的交錯,一本1972年發表的小說,一部2000年上映的電影,交錯成一個1960年的故事。」

前面說過,在上海成長的劉以鬯受到了海派文學文化的影響,而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學」的代表是以穆時英、劉吶鷗、施蟄存等為主的「新感覺派」,他們的作品則明顯受到了歐美現代化都市電影的影響。

劉以鬯的小說將穆時英、施蟄存等海派文學的現代主義,挪到香港發揚光大,不僅是董啟章、韓麗珠等後輩作家的創作,還反過來影響到了香港電影的創作,甚至在無形中助推某些作品走向海外。

最典型的便是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及《2046》。據劉以鬯的回憶,他曾經見過王家衛兩三次,最初時王家衛是想要將《酒徒》改編成電影,但讀了《對倒》後興趣更大,也由此「對倒」的創作出了《花樣年華》。

而那本《寫真集》,則是這兩個不同藝術形式的作品的一次「對倒」性對話:書中的圖片影像,由王家衛選自於影片《花樣年華》(且不少是刪減後的鏡頭),而圖片的相關文字,則是來自於劉以鬯的《對倒》。

兩個生於不同年代的創作者,就如《對倒》中的一老一少般,完成了一次交錯、對話。

黃國兆的《酒徒》根據劉以鬯的同名小說改編

而劉以鬯的成名作《酒徒》,則在2011年時被黃國兆導演搬上了銀幕。至於黃勁輝導演的《他們在島嶼寫作·劉以鬯:1918》,則是前後六年創作的傳記片。

劉以鬯獲得香港書展年度作家獎

2010年時,劉以鬯獲得了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獎」,後來又獲得了香港藝術發展終身成就獎。

就如香港詩人廖偉棠所說,劉以鬯是香港新文學的一代宗師,篳路藍縷,為人低調,不居功自傲,殊為難得。他的小說深富詩性,背後是那一代香港文人的冷暖自知,攬鏡自照,亦是鏡鑒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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