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中國是現存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近一段時間以來，認為中國隨著實力的增長，將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修正主義者」或者「挑戰者」的國家越來越多。這些觀點至少存在兩方面的錯誤：其一，按照國際關係學者的研究，挑戰者的實力門檻應該在霸權國實力的80%以上，但目前中國經濟總量還只有美國的63%左右，因此還構不成挑戰；其二，修正主義國家或者挑戰者都是對現存國際秩序不滿的國家。事實上，實力的增強並不一定意味著就會對現存秩序不滿。國際秩序包括原則規範和權力分配兩個部分。新興的強國如果對現存的原則規範滿意，就只需要獲取更多的發言權；而對於霸權國來說，只要新興強國不挑戰現有的原則規範，那麼讓渡一部分權力，一般來說也是可以接受的。從這兩個方面來說，中國都不是所謂的「修正主義者」或者「挑戰者」。

那麼,中國為何會對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滿意？「新型國際關係」的提法是否意味著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是「舊型國際關係」？

（資料圖）

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與中國經濟發展

在近代歷史上，圍繞著殖民統治秩序，英國、沙俄、法國和德國經歷了長期的衝突，最終英德之間的矛盾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以後，隨著殖民體系的瓦解，在西方強國的對外政策中，殖民領土的分配不再是一個主要目標，但是建立一種有利於發揮西方經濟優勢的國際秩序——自由貿易秩序——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目標。戰後的國際經濟體系總體上是一個開放性的自由貿易體系。這一體系包括了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致力於推廣自由貿易、金融自由化、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核心國際經濟機制。

相比通過傳統的帝國控制、瓜分戰利品等方式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戰後的國際經濟秩序無疑是開放的，西方的優勢也是基於其技術優勢之上。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指出，現存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建立在英國和美國霸權之上，因為這兩個領導性的國家掌握了先進的技術、有著效率更高的生產力，因此，和前現代時期的農業帝國相比，它們通過自由市場競爭可以獲得最多的收益份額。的確，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是戰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通過自由化的國際經濟秩序，西方先進的技術和資本能夠在儘可能少的政治阻礙下獲得其他地方的資源，例如廉價的原材料和勞動力以及產品銷售市場。

不過，戰後的國際經濟秩序是開放的，這就意味著發達國家並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從國際經濟秩序來說，隨著新興大國的崛起，生產率提高，市場擴大，它在自由競爭中所處的地位就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改善。如果新興國家能夠融入到國際經濟體系之中，提高自己的技術能力和商品競爭力，也可以成為國際經濟競爭的強者。一方面，自由貿易的規範總體上為中國提供了廣闊的出口市場，是過去三十多年間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拉動力之一，而且以WTO機製為代表的自由貿易規範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了發展中國家，體現了平衡原則；另一方面，有些時候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的規範看似不利於中國的經濟拓展，但本質上，我們自身還需要進一步符合規範的要求，例如更嚴格遵守知識產權規範。鄧小平之所以倡導改革開放，就是因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

平衡的國際政治秩序與中國國際地位

二戰後的國際政治秩序是一個平衡了效率與公平的國際秩序，戰後國際政治秩序中的主要政府間國際組織和機制都體現了平衡的原則精神。例如，《聯合國憲章》開篇就強調「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戰後國際政治秩序中的主要組成部分——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集體安全機制、民族自決機制乃至歐洲共同體、歐洲聯盟等等——均體現了對自由、權利、平等和平衡的重視。

在國際政治安排中強調平等、平衡和霸權國的自我約束，並不意味著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主導建立戰後國際政治秩序時就是完全大公無私的，這裡面也可能包含制度合法性的考慮。正如莉莎·馬丁指出的，「霸權國可以預期的是，相比一個單邊強制性安排而言，小國在共同決定上擁有發言權的制度將面臨更少挑戰者。」《憲章》規定聯合國基於主權平等的原則、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的每個成員國都只有一個投票權以及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選舉要考慮對國際和平所做的貢獻和地域的平衡；等等。《聯合國憲章》並專門規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需要就相關事宜與非政府組織溝通。

公平原則導致的結果是，在平等性很強的國際政治機制中，美國和西方國家並不一定具有優勢，而中國因為和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卻往往居於多數。例如，雖然美國強烈反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接納巴勒斯坦，但巴勒斯坦仍然在2011年10月31日被批准。另外一個典型案例是聯合國大會。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聯合國大會就成為第三世界抨擊美國和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講壇。

戰後國際政治秩序中也體現了效率原則，尤其是在比較重要的國際政治經濟機制中。這就使得國際政治秩序是相對平衡的。大國承擔更多的責任，也享有更多的權利，從這個角度說，中國也是效率原則的受益者。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等戰後國際政治機制中享有作為大國的權利。這種權利也表現在決策程序方面。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二十國集團中也扮演著主要角色。

江憶恩曾經這樣寫道，「從80 年代後期到90年代，中國支持許多本質上維護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現狀的制度（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安理會等）。事實上，中國領導人在實踐中反對任何可能削弱五個核大國權力的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方案。中國極力阻止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科索沃進行『人道主義干預』這種在聯合國之外使用武力的方式。從更大意義上說,中國可能是幾個世紀以來組織國際關係的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的最有力的維護者。它反對自由國際主義國家對主權國家內部事務進行干預的任何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是一種保守的力量。」

通過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的發展，中國逐步從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反對者、被排斥者，成為了現存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建設者和受益者。通過融入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國從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斷獲得自己需要的資金和技術，成為世界上各大經濟體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這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強大的動力。中國堅定擁護國際政治秩序中的主權平等原則、民族自決原則、集體安全原則，反對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這些都表明，中國對於戰後國際秩序總體上是滿意的，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改進者，但絕不是挑戰者。總而言之，用秦亞青的話來說，「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經歷了一個從負面反對到正面認同的過程，亦隨著從國際體系外的挑戰型、革命性的國家，逐步轉變成了認同並主動融入現存國際體系並在其中發揮重大作用的現狀型的國家。」

這說明，中國所提出的「新型國際關係」和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是一個繼承、發展、提升的關係，而不是一種總體上對立、衝突的關係。我們所提到的「舊型國際關係」，更多是二戰之前的赤裸裸的強權政治，而不是以《聯合國憲章》為代表的新型國際關係。

（宋偉，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論壇網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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