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29年，馮玉祥和蔣介石、閻錫山合影

文 | 克念

1928年，南京政府「二次北伐」成功，北洋政府退出歷史舞台。

國民黨的政治任務由「統一」轉型為「建國」。國民黨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第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的黨內地位，也將由軍事上的戰功落實到政治上的職銜。

這是需要考察黨內履歷和革命資歷的。

蔣介石的黨內履歷當然沒問題。閻錫山的革命資歷也很深厚，1911年武昌首義爆發十餘天后，身為清軍標統（團長）的閻錫山就起兵響應，成立中華民國山西軍政府，自任都督。北方新軍中，響應辛亥革命的高級軍官之中，真正舉義成功又堅持到民國成立的，只有閻錫山一人而已，他的歷史功勛沒人能夠抹殺。李宗仁年紀雖輕，「參加北伐」的歷史卻比馮、閻要早，1926年第一期北伐，李氏的新桂系就已是國民革命軍的基本部隊。

至於馮玉祥，他在二次北伐之前最耀眼的革命履歷，乃是1912年初的灤州起義。這次距離京師只有一步之遙的起義以十分悲慘的結局告終，但他用事實證明了馮玉祥的革命立場，在三十歲這最好的年紀，他寧願拋棄在清朝/北洋系方面的大好前途，不怕犧牲生命，不怕抄家滅族，將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奉獻給了孫中山的革命。

無論在國民黨已經當家的1928年，還是在北洋系全盛時期的1918年，馮玉祥始終以自己參與、領導灤州起義而自豪。他本人對於幾位起義烈士的紀念，始於1916年；開始對外宣揚自己在起義中的功勞，則始於兩年後他以北洋軍名義佔領常德、出任湘西鎮守使之後。

出任湘西鎮守使，是馮玉祥由帶兵官轉型為地方實力派的開始，也是他將自己所率領的軍事團體轉型為政治團體的開始。在這個節骨眼上，重提灤州起義的功勛，作為政治創業的奠基石，確實非常恰當。

圖：1928年，《時代》雜誌封面上的馮玉祥

馮玉祥「口述歷史」的三個面相

對馮玉祥來說，整個民國七年（1918）都充滿著奇妙的混亂和轉折。

這一年剛開頭，1月20日，馮玉祥率領第十六混成旅，奉北洋政府令，離開浦口，增援北軍在湖南發動的攻勢。三個月前，他接到的命令是「援閩」，但當時代總統馮國璋和國務總理段祺瑞的矛盾劍拔弩張、和戰不定，馮將部隊開到半道就停了下來，在浦口等待形勢的穩定。

馮的心中是有不情不願的。張勳復辟，段祺瑞馬廠誓師掃平逆亂「三造共和」，其主力部隊就是第十六混成旅。然而段氏並不感激馮，反而視馮為累贅，趁其喘息未定，又將第十六混成旅派上了戰場。

馮的恩主陸建章，更加不情不願。馮陸兩人是姻親，馮玉祥的夫人，是陸建章妻子的族侄女。倒不是說馮之前的加官進爵靠了多少陸的推轂，但是眼下的十六旅，其骨幹軍官幾乎都是陸建章的同鄉和親信。一年半前，陸建章是督理陝西軍務的將軍，被下屬推翻後倉皇逃離，一直不得重用。陸是安徽人，非常想回鄉做個督軍，但手握實權的段祺瑞因為歷史宿怨不願滿足陸這個心愿。這令陸相當憤懣。

第十六混成旅開拔沒幾天，就在湖北武穴停了下來。陸建章悄悄到了馮玉祥軍中。

2月14日，馮玉祥突然通電，以擁護馮國璋的名義要求北洋政府停止對南方護法軍政府的戰爭，「迅速罷兵，以全和局」。這就是震動全國的「武穴主和」。

陸建章當時的戰略是這樣的：先部署十六旅進攻安徽，以求事實上的佔領；再要求馮國璋任命其為督軍，以求政治上的合法。

然而，幾乎就在同時，經段祺瑞軍事幕僚徐樹錚的策劃，奉軍六個混成旅入關，虎視京師，馮國璋甚至連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脅。在這情況下，他的嫡系「長江三督」，即蘇贛鄂三省督軍，也就不能再暗地裡左袒馮玉祥了。

馮玉祥明白事機不妙。尤其是段氏已經命令重兵將十六旅團團圍住，自己再不屈服，恐怕要被全殲。於是，他一面假裝墜馬傷腿，以不問軍政為由，逼走了陸建章；另一面托舊友搭上了駐軍武漢的北洋老將曹錕，要求依附。

三月中旬，北洋政府下令馮軍歸曹錕節制。馮玉祥上表謝恩，並作了一番沉痛的自我檢討。然後立即遵令開拔，攻擊湘西，進而獲得了一個穩定的地盤。那邊廂，徐樹錚擔憂陸建章若再次同馮軍結合，又不知要惹下什麼滔天大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於六月將這位現役上將不經審判就秘密處決。

七年半後，馮玉祥「一報還一報」，為陸建章報仇秘密處決了徐樹錚。但現在，他必須隱忍。他非但對陸氏被害一言不發，且更加主動地完成中央交予的軍事任務。如此，經過半年的考察，段祺瑞、徐樹錚終於確信，馮氏雖然「人極陰鷙」，但畢竟「兵精械足」，且其後台陸建章已死，諒也翻不出什麼花樣。又看他近期非常恭順，於是決定正式任命他為湘西鎮守使。

這讓馮玉祥首次合法擁有了一塊有權綜理軍政、民政的「小封國」。

1918年底的馮玉祥，軍職雖然還是一名旅長，但他對部隊的掌握程度已經完全不同。陸建章死後，他開始有意識地將陸的舊人逐個清除，把自己從灤州起義時期一手培養的軍事幹部安插到重要崗位。佔領湘西三縣，也使其有了足夠的經費和穩定的時間，來將這近萬人馬打造成忠於自己的私家軍隊。這些將士的眼中不會再有陸建章和曹錕，也不會再有馮國璋和段祺瑞，「馮旅長」、「馮鎮守使」，才是他們唯一的恩主和君王。

後來對民國史產生重要影響的「西北軍」，於此發軔。

在湘西的這兩年，馮玉祥開始有意識地在中高級幹部面前宣講自己的英雄事迹，尤其津津樂道民國元年的灤州起義。

不同之人，對同一件事情的描述，是很容易出現「羅生門」的。尤其是那些參與者眾多的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者往往只是從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和操作切入口來觀察、判斷、描述，皆是一孔窺豹盲人摸象，出現荒腔走板的場景還原所在多有。這可以稱作口述史里的「無意識謊言」。

口述史里還有一種「有意識謊言」。比如刻意強調自己在某個正面事件中的正面作用，或故意掩蓋自己在某個負面事件中應該承擔的罪責。

馮玉祥關於灤州起義的口述，也未能避免上述兩種弊端。

馮確實是灤州起義的發動者之一。問題在於，他並非起義真正的指揮者，且同其上級領導同盟會河北支部毫無接觸。對於當時革命黨方面的整體戰略，馮玉祥一無所知，且起義的指揮者全部死難，馮在事後對整盤計劃也無從得知（後世的史學工作者可以依據檔案還原起義計劃，但馮當時看不到這些檔案）。因此，馮只能根據自己掌握的零碎信息，來作事後拼圖。

另一方面，起義的指揮者全部死難，也助長了馮玉祥自我吹噓的膽量。反正「死無對證」，馮儘可能在描述中強化、擴大了自己對於事件的影響力，為自己塑造了一幅忠肝義膽、智勇雙全的革命者形象。

也就是說，對馮玉祥而言，他參與的灤州起義，其實有三個面相：

1、事件本身的真相；

2、馮自己推斷、想像出來的事件經過；

3、馮以宣傳為目的而講述的事件面貌。

圖：北洋時期的馮玉祥

張紹曾與「灤州兵諫」

馮玉祥在湘西鎮守使任上，對下屬多次講過灤州起義及起義的邏輯起點「灤州兵諫」，並被其手下的少校書記官趙卓志記錄了下來。

趙卓志的自我介紹如下：

「1920年，馮玉祥先生率領陸軍第十六混成旅駐防湖南常德時，我擔任旅部少校洋文書記官，同時教馮讀些英文。由於這樣的機緣，在公務之暇或教讀間隙，和他閑談的時候比較多，因此得以詳細地聽他談敘他過去的一些事。」

作者聲明「得以詳細地聽他談敘他過去的一些事」，也就是說，他的記錄文本來自馮玉祥的口述，我們可以將趙卓志的記錄，當作馮玉祥的當事人回憶錄來看待。

根據馮玉祥的回憶，趙卓志寫道：

「1911年革命軍尚未在武昌起義的時候，清政府曾抽調駐防奉天（今遼寧省）的新軍第二十鎮（鎮相當於師，鎮的長官是統制，相當於師長）進關參加秋操。這支隊伍在到達京東灤州（今灤縣）後就得到武昌起義的消息。」

（括弧內文字為原文所加，下同。）

這部分背景介紹完全符合事實。不過，文中沒有說明的是，二十鎮並非全員參加永平秋操，而是將其下轄的四十協中的七十八、七十九兩標人馬組成混成協（獨立旅），進關演習。馮玉祥在這裡有意無意作了模糊化處理。

作者繼續寫道：

「該鎮統制張紹曾立即聯合第三鎮協統（協相當於旅，協的長官協統，相當於旅長）盧永祥等聯名打電報向清政府提出類似於最後通牒的十二條。結果事未成功，張紹曾本人卻被迫離開了他所統率的第二十鎮。」

這一事件，史稱「灤州兵諫」。

然後作者（其實就是馮玉祥）解釋了張紹曾離開部隊的原因：

「這是因為第二十鎮原是從北洋六鎮中各抽調一部分官兵混合編成的。內中一部分軍官是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例如馮玉祥就是其中的一個，但是也另有一部分軍官仍然具有封建保守思想。」

這個介紹也是準確的。清軍第二十鎮「內中一部分軍官是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例如馮玉祥就是其中的一個」，這話不假。非但是馮玉祥，還有兩位管帶（營長）施從雲、王金銘，比馮更靠攏革命黨。

但是，在軍隊內部勢力的平衡問題上，中下級軍官，如管帶、督隊官、哨官之類，他們的政治立場的重要性是很有限的。張紹曾此時究竟有多少武力自信，要看高級軍官，也就是幾位協統願不願意跟著他鬧革命。

事實是，張紹曾手下的統領，如潘榘楹、蕭廣傳，都是鐵杆保皇派，連君憲黨也算不上，更別說襄贊革命了。所以，無論人微言輕的馮玉祥是否傾向革命，對大局都毫無意義。而且，馮玉祥所在的八十標留在了駐地新民府，並沒有入關參加永平秋操。

其實，上述關於第二十鎮內部支持革命與反對革命的勢力消長的分析，毫無意義，因為「灤州兵諫」本身並不是一個革命行動。馮玉祥談「灤州兵諫」強調自己的革命立場，只是為了夾雜「私貨」突出自己。

1911年10月29日，張紹曾通電全國，建議清廷開國會、立憲法、組織責任內閣。這行為看上去很激進，但通電內容，都是清廷「新政」的應有之義，在慈禧活著的時候，就曾承諾一定會推行，齟齬的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所以，張紹曾的行動並非大逆不道的「革命」。事實上，他也沒有否定清廷和攝政王的統治合法性。所以，保守如盧永祥、潘榘楹者，都在通電上籤了名。

張紹曾確屬反清志士，但他並非莽夫。考慮到革命黨在第二十鎮中不成氣候，張先提出清廷曾經承諾、但始終未曾施行的要求，既是基於第二十鎮內部政治立場分歧的現實，也期望於攝政王一口拒絕，那時稱兵反清就有了明確的道義性。結果，清廷同意了「灤州兵諫」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並將其明列入憲法性文本「十九信條」。朝廷還入太廟昭告天下，強調一定會實踐自己「還政於民」的諾言。這下，張紹曾就尷尬了。

馮玉祥繼續回憶道：

「因此，在該鎮內部就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清朝統治者對於這種情況是了解得相當清楚的。他們就採用了分化手段，加強了保守派的力量，從而迫使張紹曾不能立足，終於離開了第二十鎮。」

事實上，走到這一步，清廷無需「採用了分化手段，加強了保守派的力量」。他們只要下一紙調令就可以了。

11月5日，也就是灤州兵諫一周後，清廷頒布了「十九信條」的第一批實施細則，即准速開國會，開放黨禁，參與起義之革命團體均可按律改組成合法政黨；並同意賠償漢口戰區普通商民的財產損失。次日，下詔免張紹曾二十鎮統制官職務，升任兵部右侍郎銜長江宣撫大臣。其缺由四十協統領潘榘楹接任。

張紹曾當然知道自己已身處殺機四伏之境，他整裝待發，意圖以官方宣撫大臣的身份，去武昌同革命軍接頭。但他的幾個軍中親信，如孫諫聲等同盟會員，覺得機不可失，急於要在張走之前就在二十鎮發動起義。沒想到事情泄露，十餘位軍中革命黨人四散逃亡。張紹曾受了牽連，武昌當然是去不成，只能黯然下野去天津隱居。

「張紹曾不能立足，終於離開了第二十鎮」，這當中的具體原因馮玉祥並不清楚。他並非革命黨內的核心人士，對內情一無所知，也就只好這麼含含糊糊一筆帶過。

圖：張紹曾

孫諫聲贈馮玉祥《揚州十日記》

灤州兵諫的失敗，使得第二十鎮內的革命黨人迫切地認為：既然部隊主官和高級將領已經無能為力，那麼，發動反清起義的重擔，就落到了基層革命黨身上。

到這裡，我們必須先回顧一下馮玉祥接近、參加、組織革命團體的過程。

1909年春，山東的新軍第五鎮進行校閱，第三營督隊官（副營長）馮玉祥和標統蕭廣傳代表第一混成協，前去濟南觀操。馮還準備順道去拜訪其老領導兼姻親、曹州鎮總兵陸建章。陸原本是段祺瑞手下的協統，兩人發生劇烈口角，後者要前者下跪認錯，前者揚長而去，因袁世凱包庇而未受處罰，不久就外放曹州。

這一趟出遠門，馮玉祥轉了小半個華北。此行似乎改變了他的整個世界觀和價值觀。

馮從第一混成協的駐地新民府坐火車到天津。由於津浦鐵路還在修建，自天津到濟南，只能坐驢子拉的「轎車」。到濟南後參觀校閱，於端午節後去曹州，再騎馬去開封看望一位老同事，又坐火車經鄭州轉北京回新民府。這是馮玉祥此行的大致路線。

之前，馮玉祥從未脫離部隊走那麼遠的路。此番孤身上路，讓他了解到了許多民間疾苦，聽聞了許多的百姓心聲。

在天津到濟南的漫長的驛道上，馮玉祥看著由遠而近的漫漫塵沙，在顛簸的驢車中痛徹心扉。很多年以後，他寫道：

「我們每天這樣從早上走到天黑，就在村莊或市鎮上投宿。下了車，臉上蒙的塵土至少有一個銅板那麼厚。在小店中歇下腳，洗臉、漱口，口裡吐的也是塵土，鼻子里噴出來的也是塵土。頭上（被驢車的顛震）碰破的不算，渾身筋骨也被震得發痛。」

「其苦真是不可言狀。」

馮玉祥只受過兩年出頭的正規教育，其後自學勤懇，但畢竟缺乏系統科學的邏輯訓練和理論訓練。因此，他的思維充滿著臆想和跳躍，對文化、制度、器物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缺乏基本的理解。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種直覺式的絕望：

「我們現在許多大人先生，到現在還要誇說我們中國的古舊文明，以為凡是古老的，都是好的；凡是新東西，都不贊成。真是可笑得很。」

「我是素來認定古不如今，舊不如新的。我覺得我們民族太落後了，若不努力趕上時代，真會沒有前途！」

在這次行程中，馮玉祥的語言和行為開始起了變化。

端午節，山東巡撫在濟南大明湖宴請前來參觀第五鎮校閱的嘉賓，馮玉祥也在受邀之列。他故意穿著粗布大褂去赴宴，逢到差役阻攔，就同他們大聲爭吵，引起長官注意後才被請進去。

服飾端莊好這種正規社交場合的基本禮儀。這一點馮明白得很。四年前參加河間秋操的紀念宴會，他特意自費花了近九十大洋——那可是他之前當士兵時一年半的薪餉——訂做了一套呢子大禮服。現在，他故意身穿粗布大褂進入同樣莊嚴的會場，自然是故意挑釁，以發泄自己鬱積的不滿。

這是他被旁人譏諷為「不近人情，虛偽誇飾」的開始。

馮去探望陸建章的時候，後者顯然敏銳地察覺到了他的某些轉變。但由於缺乏切近的例子，也不好開口教訓，於是給了他一本彭玉麟的奏稿選編。彭的謚號是「剛直」，名如其人，剛毅率真，嫉惡如仇。但他這種性格的讀書人，竟然能贏得身前地位、身後名聲，可見也有極高的見識和手腕。

三十不到的馮玉祥，給時人的感覺，也是越來越「剛直」，越來越銳利激進，不與人同。陸建章正是發現了這一點，才給了他這部彭玉麟奏章選輯，讓他好好學習一下同類人是如何陞官上進，而不被同僚及朝廷列入另類歧視打壓。春風化雨，言行浸潤，陸建章是馮玉祥名副其實的恩公。

但此時的馮玉祥，更心儀《嘉定屠城記》和《揚州十日記》這樣的書籍。這兩本書給予了他那種形而下的反抗心態以形而上的意識形態支持。

給他書的，是同一標的工兵營哨官孫諫聲。

中國傳統君主專制下的政治不平等，放到民（種）族主義語境中，很容易就被詮釋為民（種）族不平等。以馮玉祥那種敏感強橫的個性，無論哪種不平等，他都早就感受到了，並深深為之憤懣。

1906年，袁世凱陞官進入中央，新軍的管理組訓交予新設的「督辦訓練近畿各鎮大臣」，由滿人鳳山以副都統銜出任。鳳山原本不過是東安巡捕分局總辦，後以參領（上校）銜而任新軍第一鎮統領官（師長），屬於特殊待遇。這已經引起新軍上下的普遍不滿。現在又一躍而為近畿所有新軍的統帥，直屬陸軍部，更令將士們騷動難安。

馮玉祥對此事評論道：

「這樣一來，稍有良心熱血的官長目兵，自然都生出反感，日益趨向反抗的道路了。」

這無疑是夫子自道。

但直到1909年春夏，他在華北轉了小半圈的行程中偶遇孫諫聲，得了關於「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小冊子，其所有的義憤，才終於轉化為意識形態上的反滿革命。

圖：揚州十日記，在清末曾廣為流傳

王金銘組山東同鄉會的真目的

回到新民府後，馮玉祥糾合幾位軍中志同道合的好友，組成了「武學研究會」，表面上是研討兵學的讀書會，實則日夜商議反清大計。武學研究會的核心成員，除馮這位會長外，主要有施從雲、王金銘、鄭金聲等人。

革命黨在京津直隸的核心組織是同盟會河北支部，主盟人陳兆雯組建了許多第一層外圍組織，比如孫諫聲參加的國家主義社團鐵血會。孫的主要政治目的，就是在新軍中發展成員，如馮玉祥等。然後孫再提供一些反清小冊子和《民報》供馮去宣傳擴散。因此，武學研究會只是第二層外圍組織。隨著思想宣傳的深入，施從雲、王金銘被吸納入鐵血會，並成為了革命黨第一層外圍組織的領導成員。

對於上述層級，馮玉祥漠然不知。直到晚年還自得地認為自己是第一混成協中的革命領袖。事實上，革命黨並不信任他，他既接觸不到核心組織，也接觸不到核心機密。比如，招募馮玉祥的孫諫聲，不久後就對馮非常失望，說他「多謀而無學，多言而無信，非可以共生死者」，拒絕讓他進一步接觸革命同志。

馮玉祥並不知道革命黨對他的評價，也不知道自己沒有資格與聞灤州起義的核心機密。否則，他恐怕不會一輩子都以這次起義為榮。當然，孫諫聲內心對馮的疏離，馮應該也有一些直覺。日後提及灤州起義及之前的革命工作時，馮的筆墨多落在武學研究會諸位同志身上，對自己的革命領路人孫諫聲則少有提及。

革命黨人認為馮「多謀而無學」，對他疏離。但馮的新上級陳宧，卻對他青眼有加。

宣統元年（1909）夏，陳宧獲派署理暫編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官。第二十鎮是新編軍隊，其中第一混成協編製保留，改名為四十協。這樣，馮玉祥在武學研究會中的革命同志，也就全部保留了。

陳宧對馮玉祥大為讚賞，甚至說他將才卓著，即使是一協一鎮也必定能指揮如意。如果說陸建章只是欣賞馮玉祥的勤奮刻苦，精明勇毅的話，那麼，陳宧則是認可了馮的專業素質和業務能力。

不久，剛滿二十八周歲的馮玉祥，升任四十協八十標三營管帶。

但此時的馮玉祥，對升官發財已經不感興趣了。他想革命。

為進一步推動軍內反清工作，革命黨決定以武學研究會為基礎成立「山東同鄉會」。據馮玉祥介紹：

「就在這一年的年尾，又有金銘發起，聯合孫諫聲、張振甲、董錫純、石敬亭、周文海等，成立了山東同鄉會。」

山東同鄉會既由王金銘發起，他又是山東人，因此，也就順理成章成了團體領袖。這個團體對外宣稱的職能，是保護同鄉在山海關外的開墾利益，實則「籌措巨款，購置彈藥，同時暗中派人與內地的革命分子接納」。

王金銘發起山東同鄉會的目的，乃是為了瓦解武學研究會，邊緣化武學研究會的領導馮玉祥。

事實上，山東同鄉會也允許其他省籍的同人加入，比如張之江、鹿鍾麟、韓復榘都入會，馮玉祥也是。但他們只能成為「名義會員」，非正式會員自然成不了領導者。

革命黨排斥馮玉祥的原因很複雜。基本出發點當然是孫諫聲的判斷；同時，也與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官換任後，馮玉祥的重要性正在顯著下降有關。

宣統三年（1911）春，陳宧被調任奉天清鄉督辦，第二十鎮統制的缺，由張紹曾接任。

掌控軍諮府（參謀本部）的滿清親貴載濤、良弼，當時最擔心的不是革命黨，而是袁世凱締造的北洋系武力已經尾大不調，自成一派，在關鍵時刻未必能夠聽從朝廷的命令。因此，他們想換一批同北洋系關係不是很密切的青年軍官上台，扶植其成為自己的嫡系。

這才有了撤換陳宧而任命張紹曾的鬧劇。

據說，載濤還有一個宏大的計劃，那就是：先任命張紹曾為二十鎮統制官，然後通過他來控制同樣是拱衛京畿的第六鎮和混成第二協——這兩支部隊的主官吳祿貞、藍天蔚，都是張紹曾的同學兼好友，人稱「士官三傑」。滿清親貴不知道的是，吳藍二人早已是十足的革命黨，連張紹曾也暗中傾向反清運動，只是性格穩重，沒有明確表露罷了。

張氏到任後，提升了一批督隊官為管帶。其中包括革命黨人施從雲、王金銘。原本同盟會滲透到新軍二十鎮的職位最高者是馮玉祥。現在，連統制官都是革命黨，基層隊伍也呈現了成建製革命化——比如七十九標三個營，一營、二營管帶王金銘和施從雲，是鐵杆革命黨，三營管帶張建功，也被拉進了革命隊伍，馮玉祥自然也沒那麼重要了。

圖：陳宧

陸建章的救命與再造之恩

1911年初秋，清廷決定在京東一帶舉行「永平秋操」。

在原計劃中，「士官三傑」都應參與演習。他們商議，屆時帶著真子彈發動兵變，趁亂進攻北京。但此時朝廷已對吳祿貞非常戒備，第六鎮被免於秋操。張紹曾和藍天蔚遂計劃照常行軍集結，相機發動。

正在此時，武昌首義爆發。二十鎮將四十協下轄七十八、七十九標組成混成協開赴演習地，馮玉祥所在的八十標仍留在新民府原駐地。得知武昌發生兵變，清廷立即命令演習停止，所有部隊迅速回防。最精銳的七十九標停在了灤州，被命令就地駐紮，似乎也有保衛北京的用意。以此為基礎，張紹曾發動了「灤州兵諫」，因得不到軍內高級將領支持而進退兩難，最後被攝政王調虎離山，只能流亡於天津。

其實，灤州兵諫剛告一段落，同盟會已經在醞釀武裝起義了。

馮玉祥自己，如此借趙卓志之口，講述了灤州起義的整個過程及自己在其中的作用：

「張紹曾出走後，該鎮內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管帶（相當於營長）馮玉祥聯合同鎮另兩個管帶施從雲、王金銘密謀起義，並宣布獨立，響應革命軍。他們為了表示決心，都把髮辮剪去了。不料因寡不敵眾，被駐防蘆台的王懷慶軍包圍擊潰，施、王兩個管帶被俘犧牲。馮突圍逃出，在外逃途中到了一座寺院，換上了一身袈裟裝作和尚的樣子，乘上火車潛來北京隱居。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再出頭露面。」

如果說馮對灤州兵諫的回憶還算客觀的話，那麼，以上關於灤州起義的敘述，就基本與史實背道而馳了。

馮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強調自己是起義的策劃者和領導者。不幸的是，這全然不是事實。當然，有一點可以肯定：馮並不全然是在刻意說謊，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起義還有一個上級指揮機構。

該年11月底，受鄂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派遣，對地下工作極有經驗的胡鄂公北上天津，明裡組織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暗中成立秘密組織「北方革命協會」，以暗殺、暴動等極端手段來策應革命軍北伐。馮玉祥的革命領路人孫諫聲也是會員，他強烈建議策動暫駐灤州的二十鎮七十九標發動起義。胡鄂公召開專門會議討論實施方案，為加強力量，命白雅雨入灤州軍中。

也就是說，灤州起義的最高領導是胡鄂公及其北方革命協會，現場指揮方面，軍事領導是孫諫聲，政治領導是白雅雨。七十九標三位管帶施從雲、王金銘、張建功，則是具體的執行者。馮玉祥對此一無所知，他一輩子都以為全盤事件是由王金銘策劃部署，自己和施從雲則是王的重要副手。

圖：參加灤州起義的第二十鎮部分官兵

正是孫諫聲，阻止了組織對馮玉祥交底，因為他始終不信任馮。

馮所在第八十標從新民府移防海陽鎮後，王金銘幾次去找馮玉祥密談竟夜，都恪守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則，僅僅安排了馮去做具體策應工作，而沒有透露任何政治安排。12月31日，灤州起義爆發的時候，馮玉祥終究沒有參與。這倒不是他膽怯退讓，而是由於事先消息已不慎泄露，當局警覺，在起義前一刻，馮玉祥已被其標統監禁。

起義只堅持了四天。

張建功叛變，革命軍陷入重重包圍，王金銘、施從雲、孫諫聲、白雅雨等十四名革命黨人，被前來鎮壓的清軍通永鎮守使王懷慶逮捕殺害。馮玉祥卻被從輕發落，只得了個「押解送回保定原籍」的處分。

所以，他上述所謂「突圍逃出，在外逃途中到了一座寺院，換上了一身袈裟裝作和尚的樣子，乘上火車潛來北京隱居」，真是不知所云了。

為了強化自己的英雄形象，馮玉祥決定加固這種說法。當他談到這一經過時，趙卓志曾問：

「對於清政府說來，你是一個反叛，怎麼不到別處逃生，反倒往北京去送死呢？」

孰知馮玉祥笑著說：

「他們料著我決不敢自投羅網，我就給他們來一個出其不意，這樣做倒是一個最安全的辦法啊！」

其實，灤州起義被鎮壓後，當局已經判決馮玉祥死刑，是陸建章救了他。

當時，陸建章已轉任廣東高州鎮總兵，在辛亥革命大潮中逃回北京，被任命為剛剛組建的「備補軍」左路統領，這是新近秉政的袁世凱的貼身近衛軍。這下，北洋系高官們發現，原來袁氏對陸的寵信並未衰減，因此紛紛夤緣。也因陸的緩頰，他們放了馮玉祥一馬。

馮玉祥被開除軍籍遣送回鄉沒幾天，清朝就正式倒台了。他立即去了北京，換了名字，投到陸建章門下，成了備補軍的一名營長。在常德的時候，他曾回憶道：

「其後袁世凱竊位為大總統，派陸建章訓練新兵，由於陸的保薦，馮才又東山再起，被任為統領（相當於團長），駐防北京北苑，擔任訓練新兵的工作。」

這倒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馮玉祥有著漫長而輝煌的軍旅生涯。其早年有三個節點異常重要：

第一就是灤州起義。他獲得了不朽榮光，也使其把對自己忠誠的弟兄們識別了出來，其中有參加起義而被清軍打散的張之江、鹿鍾麟、韓復榘、李鳴鐘等人。這是他日後事業的政治基礎。

第二就是這左路備補軍的營長，使其將這些已被打散的舊屬重新收納門牆，並又通過招兵吸收了佟麟閣、劉汝明、馮治安、石友三等將才。這是他日後事業的組織基礎。

第三就是掌管湘西的兩年，馮玉祥通過對手下萬名官長目兵的反覆整訓和理念灌輸，把第十六混成旅打造成一支馮家私兵。這是他日後事業的思想基礎。

從1912年到1920年，這六年時間在歷史邏輯上形成閉環，而解鎖鑰匙就是灤州起義。有論者認為：

「馮將軍對灤州起義的表述，是當時一位下級軍官根據傳聞和有限的經歷，對一項遭受封禁的歷史事件所作的表層介紹。」

灤州起義，是馮玉祥最重要的革命履歷和政治資本。他必須通過重新描述灤州起義，來塑造自己的歷史地位和政治品格。至於其口述的起義過程，究竟是事件的真相，還是自己推斷出的事件真相，抑或是以宣傳為目的而進行的誇飾作偽，對他來說，已經根本不重要了。

圖：辛亥灤州起義紀念園，在北京市海淀區

參考書目

《百年春秋：從晚清到新中國》，汪曉東 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我的生活》，馮玉祥 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華民國史》第一卷，李新 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版；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彭明 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護法運動》，第二歷史檔案館 雲南歷史檔案館 合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版；

《張國淦自述》，張國淦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

《劉汝明回憶錄》，劉汝明 著，台北傳記文學社1968年版；

《馮玉祥將軍》，高興亞 著，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辛亥革命史》，章開沅 林增平 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 編，文史資料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本名許敬，系民國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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