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我清白！董其昌究竟是不是「地主惡霸」？

董其昌像

1616年(明萬曆四十四年)，南宗松江畫派奠基人董其昌62歲時，發生了「民抄董宦」事件，成為這位一代宗師的盛名之玷。但在《明史·董其昌傳》及其他史料中，對此卻隻字未提，我們現在知道此事，是從野史、小說中得來的。400年來，圍繞此事，眾說紛紜，人言人殊，成為歷史疑案。董祖常強搶民女為父作妾，是耶!非耶!

1950年12月，中國近代文化名人柳亞子作了一首《題董其昌遺墨》詩：「搗陰剝褲異尋常，文採風流亦渺茫。還是文豪是惡霸，千秋愁絕董其昌。」全詩表示對此事的懷疑，「千秋愁絕」四字，道不盡詩人對其無限同情的惺惺相惜的心聲。

《民抄董宦事實》書影

1964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冶秋《民抄董其昌一案略述》，一筆抹煞董其昌的書畫成就，否定他在中國藝術史上的崇高地位，將他定性為「封建統治者的支柱，是大地主、大惡霸、大官僚、大軍閥的代表人物」。又說：「董其昌及其三個兒子以及惡仆，在華亭為非作歹，積怨已深。」「封定民房，捉鎖男婦，無日無之，斂怨軍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寢皮，亦非一人。」「慘酷壓榨，荒淫無恥到了極點。」將其父子羅織殆盡。

董其昌《疏林茅屋圖》

此文接著說：「董其昌62歲時，看中陸家使女綠英，他的次子祖常就帶了200多人到陸家搶走綠英，給董其昌做小老婆。」該文又說：「時人作《黑白傳》，說書的錢二，到處說唱，董其昌恨之入骨，把錢二及一聽說書的范昶，擒捉鎖打。」其昌認為此書是范所寫，將其責問，不幾天，范被氣死。范母馮氏帶著媳婦龔氏，孫媳董氏等人，到董家說理，董其昌父子叫打手關上大門，把諸婦大打一頓，又推到隔壁坐化庵中，百般凌辱。

《黑白轉》廣為流傳

群眾聞訊憤怒異常。「三月十五日，百姓擁擠道旁，不下百萬，罵聲如沸。」「從明倫堂到董其昌住宅周圍，擁擠著成千帶萬的人群。三月十六日民眾將董家大廳及其數百間畫棟的罪惡獸舍一火而燼。這一場華亭、上海、青浦、金山四個地區，若干萬人的轟轟烈烈大示威，是以百姓取得勝利，地主豪強遭到失敗而暫告結束。」

照理，隨著鬥爭的深入，民眾參與人數應越來越多，不知什麼原因，在作者筆下，原來聲勢浩大的「不下百萬」，卻徒然減少到「成千帶萬」，而到後來卻又增加到「若干萬人」。究竟多少，作者也是一筆糊塗賬。

在稍後於董其昌的毛祥麟所著的《墨余錄》中，有詳盡而公允的記載。《墨余錄·黑白小傳》說：「祖常見陸紹芬家有僕生女綠英，年尚未笄，面有殊色，仲慕之，起初願以金贖取，被拒，怒而強劫。」此處明確說明非董其昌看中而強搶綠英，惡徒是其子祖常。

該文又說：「陸恚甚，遍告通國，欲與為難，得群紳出解，陸始勉從。」時有好事者，戲演《黑白傳》小說，其第一回標題曰：「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裡。」其詼諧點綴處，頗堪捧腹，哄傳一時。文敏聞，怒甚，奈欲沾沾而無可指名。文敏疑范生所為，日督其過，范無如何，因詣城隍廟，矢神自白，不數日而生竟以暴疾卒。范母謂為董氏逼死，率女僕登門詬罵，仲即關門擒諸婦，褫其袒衣，備極楚毒，由是人情多不平。范生子啟榮，廣召同類，訴之公庭，詞有剝褲搗陰語，但懸而不斷，眾遂相率火焚董宅及藏書樓，財產文物一搶而空。

《墨余錄》書影

毛祥麟，筆名雨蒼民，著有《墨余錄》，「黑白小傳」是其中一章，毛氏為文，態度嚴謹，評論確切，由於他生活的年代與其昌相近，知之甚多，因之他對此事的記載，基本上可以確信的，並無虛構。在他對此事的評論中，指責其昌說：「文敏在鄉里沒有與地方士紳融洽相處，對子弟又缺乏禮義教育，而且無端懷疑指責范生，以致發生事變，次論客觀公正。」小說家言，一眼立辨真偽。

隨後，舊抄《民抄董宦事實》、《景船齋雜記》、《說夢》等小說紛紛出籠，對董其昌極盡子虛烏有誣陷之能事。這些作者胡編亂造，虛構情節，妄說祖常在陸家不見綠英，尋釁將陸家打得屋毀人傷。董府家奴將范生與錢二，雙雙擒至尚書府，繩捆束縛罰跪庭院，范受此奇辱，回家懸樑自盡。范母偕范妻及四個僕婦，乘轎至尚書府哭訴，六頂轎子被砸，范母和范妻被鞭打出門，四個年事尚輕略有姿色的女僕，被赤身露體綁在椅子上，惡奴肆意凌辱，翌日，范母一命嗚呼。如此滅絕人性的醜行發生在董宦府內，激起人們一團怒火，三月十五日、十六日，聖賢門下的華亭秀才集聚明倫堂，四鄉含冤受屈的萬餘鄉民，似巨潮般湧向尚書府，祖常令惡奴和打手從大牆內擲磚頭和糞便，以驅逐鄉民，更激起眾怒。四縣民眾把董氏大廳以及數百間畫棟雕梁一火而燼，家產搶完。十九日，百姓焚毀龍潭書院，拋董書匾額「抱珠閣」於河。

董其昌《山驛留憇》

小說中所說尚書府，實際上此時董其昌並非尚書，只是個普通的湖廣學政副使，因拒收地方豪紳的賄賂，而被勢家嗾使所謂生儒鼓噪，毀其公署。他憤而辭官。(嘉慶《上海縣誌》)這是他從政生涯的輝煌之舉，為史所稱頌。而冶秋文章卻妄說：「被生儒數百人趕出官署。」他任南京禮部尚書，是在1625年正月，也就是民抄之後九年的事，至於正式任中央政府禮部尚書，時在1633年，年代更遠。

而此事件中燒毀的董氏住宅，小說中描述是畫棟雕梁二百餘間，高可入雲，巍若宮闕，虛妄之至。據董其昌十七代嫡孫，退休教師董兆昌說：「祖上遺言，先公只是置了幾間房子，由於文人習氣，所以題了些匾額，陳設也很平常。此時，他剛中進士，何來巨款購置偌大產業，只是他後來官越做越大，官俸自然增高，而其書畫聲名也漸漸顯赫，筆墨潤資自然也多，才陸續修建戲鴻堂、畫禪室等。其規模也不可能如小說中所說的那麼富麗堂皇，即使藩王府也不過如此。先祖在鄉里，蔑視地方豪紳，不屑與他們交往，拒絕求畫要求，因而得罪了他們，在此事件中，劣紳們上躥下跳，煽動無賴，肆意擴大事實真相。所以在『民抄』事件中，先祖的住宅應該是一般的，不需多少時間，即可燒盡。而參與的人數也很有限，十多人而已，不可能成千上萬。」

董其昌《秋林圖》

范生暴病而終，小說中說是被其昌逼死的，而冶秋文中，更說是董其昌將他擒捉鎖打被逼氣死。至於范母，當時仍好好活著。但在冶秋文中，卻是受祖常鞭打百般凌辱，氣極而一命嗚呼。如此虛構情節，乃是小說家之言。

當時的明王朝，外有滿清崛起，虎視眈眈，內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局勢非常危險，稍有風吹草動，朝廷即會鎮壓。而今松江府發生百萬人之眾，焚毀房屋200餘間，又時達三日之久的暴行，試問松江府台和華亭知縣能充耳不聞，不加處置嗎?他們難道不考慮自己的前程?

《松江鎮志》封面

據1990年出版的《松江鎮志》載，1990年松江城廂轄區比明時代的松江城大得多，但人口只有七萬餘。按正常人口增長率計算，400年前的松江城，常住人口應不足一萬。古代城廂，街道狹窄，房屋鱗次櫛比，擁擠不堪，小小松江城，一下子擁來超過百倍的百萬鄉民，如何容納?而且當時傾華亭四縣等人口總和，尚不足此數。在董宅附近住的都是有聲望的大戶，古時都為磚木結構，一家著火，必將殃及四鄰。這些大戶，必然會要找官府滅火消災，事後還要善後處理。然而這些重要情節，小說都避而不提，何故?

董其昌《行書五言詩》

董其昌為逆子頂罪，天大冤案據《列朝詩集小序》說：「其昌善待平民。和易近人，不為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至其前。」董兆昌也說，祖上傳言，先公生平，販夫走卒，皆得至其前與其交涉，平民百姓，凡有所求，無償賜給，甚至以書畫為人解厄濟困者，比比皆是。所謂民抄，是勢豪權貴在幕後操縱策劃，實際上只是松江八名無賴文人煽動少數地痞所為。

「民抄董宦」的首發難者，是范啟宋。他父親由於受其昌的斥責而病死，其母又受辱於董府，因而他痛恨其昌是合乎情理的，其情可愍。但是以其昌的為人，松江生員以至平民，必然在他手上受惠很多，以區區范母及范啟宋生員，是沒有能力煽動如此眾多人員鬧事的。所以上述兆昌老所說，應是可信的。以其昌的聲望和地位，在當時完全有能力動員地方官府出兵鎮壓，在事件後，也可以亂民危害朝廷命官罪具奏朝廷。但在事件前後其昌都無行動，據兆昌老說：先公在質詢范生之後，即出門訪客，根本不在府內，嗣後又往來於京口、吳興之間，為其妻作六十大壽。次年一月，又興緻勃勃地作「重修新橋募緣疏同王奉常堯峰禪院序」，及「行書——為丁雲鵬賀壽詩」。

董其昌《為丁雲鵬賀壽詩》

冶秋文章卻說：他(指其昌)把這件事的發難，說成是五學生員所鼓惑，他定要把許多讀書人置之死地，聲言「殺一百個百姓，不如殺十個秀才。」於是「虛詞厚幣，密揭學院，在他的逼迫下，終於先後搞出十五個秀才，說他們是禍首。」事實上，事後朝廷派員調查，只是懲辦了有關失責官吏及幾個鬧事無賴而已，並未如此株連。稗官野史，濫謅其昌「擁田一百萬畝，並親自收租，其險如盧杞，富如元載，淫奢如董卓，舉功豪橫如盜跖……」，把董其昌貶成集眾惡於大成的巨奸。

《景船齋雜記》又說：「當魏璫盛時，嘗延元宰(其昌)書畫……魏璫每日設宴，元宰書楹聯三、額二、畫三幀，魏璫喜甚。」更是胡編亂造，荒唐無稽。其昌如此貪婪，當初何必拒收賄賂而遭勢家之怒而毀其公署，以後又一再辭官，可見其清廉高潔，何況他告假在家，其俸祿僅足養家，雖有些書畫收入，為數也有限，何來擁有百萬田畝。其昌68歲時，奉旨修《神宗實錄》，一絲不苟，集書傭給筆札，不支內帑一錢，全由他個人出資付給。這種公而忘私精神，豈是盧杞、盜跖之流所能為。

董其昌《疏林茆屋圖》

魏忠賢在1620年熹宗即位時，才被任為司禮秉筆太監，後又兼掌東廠，專橫國政。「民抄」之時，魏尚未重用，更不專權，其昌何必向他拍馬逢順。而且，魏閹專政時，對其昌百般籠絡，他卻公然支持東林黨人，並放言：「不甘與小人同朝堂」，而毅然辭官回里，大義凜然。董其昌交友都是品德高尚，無懈可擊的正人君子。如陳繼儒、王時敏、顧正誼、莫是龍、湯顯祖、馮夢禎、李贅等人。而在事後尚與才子冒辟疆、瞿式耜唱和贈畫。如其昌品格鄙劣，焉能與如此名重一時的俊傑頻繁交往。《明史·藝文志》等眾多書籍中，都對他的學術和人品大加讚賞，時人評其為「三無」，即「筆下無疑，眼中無翳，目中無一點殺機」。

董其昌一生，不戀官位，一再辭官回里，實際在任上僅15年左右。辭官後，他在各地與文人唱和，訪求書畫珍品，獨立特行，恃才傲物。為官的最大興趣是對書畫藝術的追求。他「不喜附麗為名高」(陳繼儒語)漠視庸俗官員且又「最矜慎其畫，貴人巨公鄭重請乞者，多請他人應之」(《列朝詩集小序》)，這種清高行為，自然得罪不少權貴，使成為日後政敵。

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卷》

1613年，御史魏雲中對他進行無端的控告，《南吳舊話錄》記載說：「一大官誕日，諸官吏紛紛祝壽，大官欲得其昌書畫，酬以重金，其昌託故拒絕，此官記恨甚深。」從中也可以看出其昌背後，確有一張時刻窺察、伺機攻擊的黑網。范啟宋事件之發生，就是這股勢力進攻的大好時機。朝廷官吏，攛掇地方劣紳，收買無賴，煽動少數不明真相之人，焚燒董宅，擴大宣傳，形成民抄董宦事件。

董其昌本人在他致友人的書信中，也常流露出憂憤悲涼的心情。如「聞吾鄉此人至今下石不已。」又說：「僻居五年，炎涼萬狀，亦有小人當事。」「七、八月間，吾鄉有一人，屬山陰令中傷吾家。」他感嘆地說：「蓋正人君子，持論者眾，驟然翻局，亦不得之數也。」他說：「弟自入籍以來，不買小民一畝田，不受投家投身之仆，與里人絕不交涉。」他本人曾入木三分地說：「我不是民抄，是士大夫階層所為的士抄!」可謂一語中的。

董其昌《自誥身帖》

董其昌的政治見解，在當時頗為進步。他主張安撫流民，流民也是民，進可以戰，退可以耕，絕不能被歹人利用。他主張開礦產以充軍實。在《議國計》疏中，他主張開源節流，提出「沉員當議，弊竇當清，奢侈當禁，吏治當飭」，切中時弊。在《容台集》卷四中說：「立天子以為天下也，非立天子以為天下也，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董其昌這種民主思想萌芽，在晚期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實屬可貴。民抄之後，這些上下勾結的官僚勢家，為了搞臭董其昌，指使收買無聊文人及說唱藝人，渲染擴大事實，將髒水潑向董其昌。為了吸引讀者及聽眾，不惜捏造事實，杜造故事情節，這是官僚階層矛盾激化的結果，也是先進與頑固兩派衝突的體現。

公正而論，董祖常的惡行是應該受到譴責的，至於董其昌，也負有教子不嚴的責任。他將教育子女的責任全部推諉於夫人，自己則潛心鑽研書畫，如果他抽些時間關心教育諸子行為，不難發現董祖常的種種劣性而給予針對性的教育，讓他讀書明理改惡從善，當發現《黑白傳》時，不主觀懷疑斥責范生，而對祖常動以家法，責令其歸還綠英，向陸家賠禮道歉，即不會發生以後的事端。但是，兒子所為，卻要強加在父親的頭上，蒙受不白之冤，這種文革式的株連，實在有失公允。

蘇州董其昌墓

冶秋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專家，人素欽敬，但上述此文，卻與他的其他所有著作大相徑庭，是典型的「極左」棍子文章。後來知悉是康生授意他寫作的，在當時勢焰滔天的康生壓力下，他只能寫出這類文章，是有違心意的無奈之舉，從歷史的觀點看，應予理解。但是，由於此文的發表，莫名其妙將董其昌套上大地主、大惡霸、大官僚的帽子，尤其是「大軍閥」，董其昌一生從未涉足軍界，此頂帽子更是不倫不類，實足噴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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