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閱讀，源自內心的渴望——朱學東的四月書單
4月，一個與閱讀的行為藝術有關的月份。
所以這樣說，是因為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4月23日正式定為世界讀書日，以此向偉大的著作及作者致敬，鼓勵大家尤其是年輕人去發現讀書的樂趣。對於喜歡湊熱鬧的中國人而言，這樣一個日子，自然不會放過。各種機構，以各種名義，組織活動展覽，倡導讀書的好處，以求提升國民閱讀量，但這其中，有的是熱鬧喧囂，卻幾乎很少看到真正的閱讀——大張旗鼓的書香月一過去，就像激流衝過之後的河灘，僅此而已。
但是，閱讀不是演戲不是行為藝術，更不是一天兩天的熱鬧和投入，儘管我也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閱讀到的一些精彩觀點，分享自己在讀的書目，但是，閱讀的過程中，我從來不受任何外來的喧囂的干擾，依著自己的生活，有著適應自己的閱讀內容和節奏。這是一種自主自由的閱讀，它已經融匯進我的日常，每天都是讀書日，即便偶爾有時也會放縱自己，把書扔一邊。
其實，真正的閱讀，要源自內心的渴望。閱讀並不是為了什麼宏大敘事，而是要讓自己有力量——精神自治，讓自己成為自己。閱讀，拓展著閱讀者的視野，讓閱讀者能夠更好地了解自己面對的世界，並能夠超越個體經驗認知。
「我們總是比我們可能對自己的了解更豐富。」如果沒有閱讀，我可能無法理解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感謝雅斯貝爾斯。
4月，讀書7本。
1，《近代中國的鄉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和地域社會》，佐藤仁史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清末民初江南鄉村的士紳，在清末大變革時代，以地方自治、學校教育為主的地方制度化建設中，通過地方志鄉土志以及參與選舉地方議事機關等形式，參與地方政治，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捍衛自己所代表的鄉村利益，並不惜與官治和城市士紳的對立，確保地方權益。這裡邊由地方制度化創建出來的鄉土意識，是由鄉區精英階層的一種權利意識萌發的，他們通過不同的自治團體，與地方財政中的官方權力（官治）相互對抗，希望地方公共事物承擔的領域（民治）能被正確定位。
這是一個偉大嘗試的起點，可惜後來被袁世凱所終止，到1920年代重新開始時，不可避免地滑向了黨國體制。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民眾是自己利益最大的判斷者，鄉鎮自治是基礎，這個觀點與楊開道先生分析呂氏鄉約（《中國鄉約制度》）和佐藤仁史對江南鄉村士紳的研究非常接近。
佐藤仁史書中敘述的城鄉對立，今天依然沒有走遠。
2，《知識分子》，保羅·約翰遜著。楊正潤等譯。台海出版社。
保羅·約翰遜通過對盧梭雪萊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等十多位人類思想史上留下烙印的赫赫有名的知識分子的私生活的材料的整理，向讀者詳盡展示了被這些偉大人物的光環掩蓋了的通常不為人知或者被人疏忽的另一面，骯髒黑暗的另一面，表裡不一利欲熏心欺世盜名混亂的性關係等等，保羅試圖通過這些人黑暗一面，告誡人們警惕這些宣稱致力於人類幸福創建太平盛世的知識分子導師們——知識分子本是應當教導人們相信理性，但是這些人卻以自己的言行鼓勵人們服從感情；挑動用暴力，而不是鼓勵進行討論以解決問題。他們相信概念，而無視犧牲眼前活生生的具體的人。他們相信可以依靠自己獨自的理性光芒重塑世界，「這是極權主義與生俱來的權利」，在我們這個悲劇的世紀，千百萬無辜的生命犧牲於改善人性的那些烏托邦計劃，而最初它們都是知識分子的作品。
保羅·約翰遜認為，在這些夢想太平盛世的知識分子生活中，似乎有著一個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斷經期，這也許可以稱為「理性的逃亡」。
「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們也看到了太多表裡不一言行相左的「知識精英」，他們摧毀的，不僅是世俗的德行和基本價值，也摧毀了自己試圖塑造的概念世界。
3，《帝國英雄-布爾戰爭、絕命出逃與青年丘吉爾》。坎蒂絲·米勒德著，陳鑫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這本以第二次布爾戰爭為背景，主要記錄了丘吉爾的青年時代，核心是作為戰地記者的丘吉爾在布爾戰爭時期被俘後逃出戰俘營在敵後千里逃亡，最後成為英國英雄的傳奇故事，這一傳奇經歷，為他從政奠定了基礎，也昭示一個未來偉大政治家具備的諸如智慧、計謀、應變能力、勇敢、頑強、永不言敗、堅定不移，當然也包括自吹自擂狂妄自大等品質，既令人激動，又令人生畏。正如布爾戰爭時期他的記者同行阿特金斯後來描述的：「溫斯頓就像一根強有力的金屬線，即使被拉直，也總是會反彈回去。他在攻擊、敵意和輕蔑中成長。他靠興奮感活著……他感受到的失望越大，就會越拚命去奮鬥；阻礙越大，勝利就越大。」
確實如此。2002年，在BBC組織的一項調查中，丘吉爾獲選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丘吉爾還是195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他也是最偉大的演說家之一。這一切，在《帝國英雄》一書的敘述中，已可見端倪。
4，《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傑克·斯奈德著，吳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與其他討論民主化的好處不同，這本書，談的是民主化過程陰暗的一面，伴隨民主化轉型過程的民族主義崛起帶來的族群間的戰火衝突流血屠戮。作者提出了民族主義的四種模式：德國式的反革命民族主義、英國式的公民民族主義、法國式的革命民族主義和塞爾維亞式的族裔民族主義。通過考證大量文獻資料，以及對現實世界族群衝突的分析，斯奈德指出，民族主義狂熱和族群暴力並非源於敵意文化間的「古老仇恨」，而是精英階層為維持現有統治秩序作出的冒險決定。
斯奈德指出，世界範圍的民主傳播是一個可貴的長期目標。但是民主化的完成必須由對轉型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解來引導，天真地向族群分裂的威權國家施壓，要求立刻舉行大選，只會造成災難性後果——在許多情況下，民主化過程可能是民主本身最壞的敵人之一。
斯奈德以盧安達和蒲隆地為例，指出：民主化可能在那些經濟發展低下的國家、在缺乏公民技巧和代議制發展低下及新聞專業主義制度的人口中、在精英感到被民主化變所威脅的國家，觸發民族主義的衝突。這些阻礙，特別是與分而治之和迷思製造的殖民遺產相結合，把「民主化」的蒲隆地和盧安達變成了世界上最壞類型的族群衝突的基本候選。
在那些多族群國家，在言論自由和自由選舉能解決族群衝突之前，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才是必需的，而不是作為問題的一部分。當然還需要有知識的公民的發展，權勢精英的支持等等。制度、公民、聯盟和意識形態的廣泛支持對於可靠地隔絕進攻性的民族主義結果來說是必需的，缺少任何一根支柱都會產生其他要素難以成功導向自由主義結果的風險。而這些支持條件出現的順序也是至關重要的。
5，《撒旦起舞》。米·布爾加科夫著，嚴永新譯。作家出版社。
布爾加科夫的《撒旦起舞》，公眾可能更熟悉的書名是《大師與瑪格麗特》，是布爾加科夫的絕筆。這是我經典重讀系列的又一本。布爾加科夫這部名著，國內出過多個版本。這個版本，在我書架上躺了20年了。
這部白銀時代俄國文學的經典作品，寫了12年，直到作者去世都未能出版的書，魔幻，怪誕，被視為魔幻主義的開山。
這本書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撒旦在莫斯科，第二部分，大師與馬格麗特。故事分為撒旦在莫斯科，本丟·彼拉多與耶穌，大師與瑪格麗特，撒旦與瑪格麗特等，全書故事橫古今，既有耶路撒冷骷髏地本丟·彼拉多處決耶穌——而這故事，其實來自大師的作品，也有撒旦大鬧莫斯科，當然也有大師與馬格麗特的愛情，想像力豐富，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穿越」。但其中涉及的關於怯懦、欺騙、貪婪、告密、私通、生死、愛情、信仰、責任、寬恕、自由等，不只是想像的，也是現實的。
，大師的作品——撒旦和耶穌可都喜歡——被視為宣揚反動的舊時代的東西而被批判，大師年歲不大，卻白了頭，並被送進了精神病院，而最後，依靠馬格麗特的愛情和善良，以及她與撒旦的契約，才獲救，而即使撒旦，也對在莫斯科安排大師和馬格麗特無能為力，只能送他們去安寧的地方——寬恕和永久棲身之地——耶穌的門徒利未·馬太給撒旦轉達耶穌的希望時，撒旦問：「為何不帶他去見光明？」馬太痛苦地回答說：「他應該獲得的不是光明，而是安寧。」莫斯科沒有光明之地，所以容不下大師，也容不下真正的愛情。而寬恕和信仰，也是一種安寧吧。
「怯懦是一種最深重的罪戾。」本丟·彼拉多擔心暴亂的怯懦沒有對抗大司祭和民意，而同意了處決耶穌，1900年來保守痛苦，直到大師為他的作品寫下了尾句：「你自由了」。
撒旦作惡，是因為人性有惡，但如同第一部卷首所引《浮士德》之語：「總想做惡，卻總是為善。」
從這個意義上說，《撒旦起舞》這個書名，比原書名《大師與馬格麗特》可能更貼切全書主題。
6，《甜與權力》。西敏寺著。王超、朱健剛譯。商務印書館。
當我偶遇這個書名，我就決定買了，無需推薦。因為，糖——要知道，我小時候對甜味有多渴求！
不過，這是一本人類學作品。西敏寺給我們展示了「你之蜜糖我之砒霜」的真正內涵。西敏寺從甘蔗的種植，蔗糖的生產以及在英國不同階層中的消費流轉，揭示了種植園，奴隸制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權力轉移。
同時，西敏寺梳理了糖如何從一種貴族消費的奢侈品轉為商人階層消費的貴重物品最後轉變為大眾消費的日常必需品，在這個過程中糖的意義也在不斷的流變。糖自身所具的優勢後來與資本主義完美合流了。在糖不斷滲入到普通大眾的生活中，我們可以看見大眾飲食方式的改變。以前由家庭婦女在家中製作三餐，有了糖以及工廠生產的預製食品，家庭婦女便從一日三餐中解放出來，家人可以喝甜茶配麵包，如此便可解決一餐。家庭婦女之所以不在家庭中製作食物轉而為家庭準備更加省時的食物，正是因為這是的資本主義生產要求家庭婦女也參與到生產中，為了節省出更多的時間，糖成為了她們為家人準備食物的好幫手。從這裡可以看到的是工業化的生產方式越來越多的把人與生產聯繫在一起，甚至改變原有的家庭生活方式和家庭分工。「糖」作為一種被製造出來的需求，滲透到普通大眾生活中，直到完全侵蝕他們的生活，讓他們無法離開這種體驗。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一旦唱到甜頭便愈陷愈深難以自拔。而消費的流變，也是一種權力轉移的操控，尤其大眾口味的改變，實際上根本歸因於資本主義勞動體制的改變，今天糖以各種形式浸染我們的日常，則是又一種商業文化的產物。
7，《哲學家的肚子》，米歇爾·翁弗雷著。林泉喜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這是一本哲學博士寫的關於飲食的書，非常有趣。吞天咽地，全是自由的味道！
身體是通向知識的唯一路徑，就像翁弗雷卷首引尼采《瞧，那個人！》所言，人類的拯救更依賴飲食問題。費爾巴哈說，人就是他所吃之物，感官開始的地方，也就是宗教和哲學終結的地方。或許我們可以補充說，也是生活開始的地方。傅立葉那位有魅力的姐夫布里亞-薩瓦蘭有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告訴我你吃什麼，我就說出你是誰。」
是的，名副其實的幸福論者都知道，唯美食和美女不可負，美食和女人兩個語域，沒有競爭，只有互補。
翁弗雷說，我們首先要發現食物，然後讓身體從食物出發，追上其精神並對之發號施令。但是，「身體的不當使用是一種錯，錯本身包含罰：逝去的時光無法追回。」這最後一句話，也是對我這個饕餮之徒的勸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