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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強:「人」為何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

原標題:楊國強:「人」為何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



編按:楊國強教授《脈延的人文》一書近日重印,有所修訂,此文為增加的張洪彬博士訪談之一,特刊錄於此。

張洪彬:您強調史學研究不能脫離「人」來展開。請您談談,「人」為何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對象?您怎麼看待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切入史學的跨學科研究?


楊國強:按照我的理解,本義的歷史不過是人和人的活動,因此,歷史的主體只能是人。古人說「詩亡而《春秋》作」,由此開始的數千年中國史學便始終以人事為中心,而中國人歷史敘述的脈延與中國文化的脈延遂因此而得以連為一體。不能想像沒有這種連續不斷的以人事為中心的歷史敘述,而會有今日五千年連續不斷的中國文化;也不能想像抽掉了以其一路演化串結了一個時代和另一個時代的文化與人物,中國歷史還會成為可以理解的中國歷史。所以,後人讀史所直接面對的中國歷史,便是這種以人事為中心和以文化為重心的歷史。


以人事為中心,遂不能不涉及影響了歷史的個人,且尤多涉及帝王將相。但其指歸則大半都在因人而見事,著眼點和用心處皆集注於世運盛衰、國計民生、是非善惡、天下治亂。這個過程中芸芸眾生雖然很少一個一個出場,但世運盛衰、國計民生、是非善惡、天下治亂的映照之所及,歸根結底都落腳於一世之蒼生的苦樂。有此歸根結底,而後以人事為中心的歷史遂能夠成為真實的歷史。因此,喜歡極端立論的梁啟超曾以開新對守舊為立場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這是一種以彼邦的史學為比較以否定中國的舊史。


而史學造詣更深的章太炎回應之曰:「還有人說,中國的歷史,只是家譜一樣,沒有精彩;又說,只載了許多戰爭的事,道理很不夠。這種話真是可笑極了。中國並沒有鬼話的宗教,歷史自然依帝王的朝代排次,不用教主生年排次,就是看成了家譜,總要勝那鬼譜。以前最好的歷史,學術、文章、風俗、政治都可考見,又豈是家譜呢?後來歷史漸漸差了,但所載總不止戰爭一項,畢竟說政治的得失,論人物的高下,佔了大半。」他也在比較彼邦的史學,但立場則是守護中國的舊史。若以梁啟超言之滔滔的論說里廣為引證的人物和史事,多半仍以「二十四姓之家譜」為來路相比較,則章太炎的話顯然更有道理。因此,今日治中國史,依然不能不以這種以人事為中心的記述為起點。

而以人事為中心的歷史又以文化為重心,則直接對應的,正是數千年歷史變遷里中國之為中國的恆定性所在和統一性所在。與過去相比,今日的史學各立標幟而各有流派,由此形成的紛呈多態有如滿天煙花。其間的各自努力當然都意在拓展歷史的廣度和思想的深度,但其間的各是其是又很容易化為牆界,既使這一邊的人看不到那一邊關注的東西;也使那一邊的人看不到這一邊關注的東西。對於我們這些門外的人來說,便但見各種術語之前所未有地增多和各類題目之前所未有地增多,而少見這些同屬中國歷史的術語和題目互相之間的溝通與勾連。近年評閱博士論文,可以引為實例而用之以作比較的,是由社會史而區域史的一路深入形成多量產出,其中好一點的論文皆能態度認真而用力甚勤。然而認真和甚勤,都意在挖掘和展示作者所選定的有限區域同其他地方相比而見的差異和獨特。


這個過程提供了許多翔實而細密的地方性知識,使我們能更具體地知道貴州的一個地方不同於雲南的一個地方、山西的一個地方不同於河北的一個地方。但這種各不相同的地方性知識因彼此之間的無意貫通而成了實際上的無從貫通,則其一片紛披絢麗的代價,便常常會是中國之為中國的恆定性和統一性脫出視野,在歷史敘述中變得無足輕重和非常稀薄。而後是缺失了後者的前者,已不能不成了實際上的碎片。


與之成為對比的,是以思想文化為對象的論文多以概念和觀念為主體,其中的良莠之分,毛病常在史事懸隔之下的好以今人之觀念推演古人的思想,遂使觀念和思想的背後都缺乏真實的歷史,其天馬行空便往往言之侃侃而不能切中肯綮。然而作為一種顯然可見的事實,則是其間真肯用功讀書的人,大半都能對中國的恆定性和統一性具有更多自覺意識,並因此而與地方的社會史形成了明顯的不同。但這種隨區域地方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各分流派而來的差異,在司馬遷以來的二千多年歷史敘述中並沒有成為一個問題。其實以中國的廣土眾民而散處於道途崎嶇的阻隔之間,其地域不同、物候不同、產出不同、語言不同、民族不同、習俗風尚不同,本屬自古已然。但二千多年的中國同時又是一個以統一為恆定的中國。


從秦代的書同文,到漢代的循吏以勸農桑、行教化治理內地和邊地;再到隋唐之後一千三百年間的科舉選官和科舉取士,中國歷史的演化始終與中國文化的深耕遠播一路相伴,並且浸潤於這種文化的深耕遠播之中。這個漫長的過程以世局的變遷造就了今時不同往昔,而文化則在深耕遠播的厚積中成為深入於人心內里的東西;成為千變萬化中穩固不移的東西;成為各不相同的地方和人群共有的東西和共奉的東西。因此,文化的恆定性和統一性為每一個中國人提供了恆定而統一的歸依和歸屬,從而中國之能夠長久地凝聚和長久地統一,本源和本質都在於長久綿延的中國文化。然則二千多年的中國史學以人事為中心寫照各相殊異的世情和世相,以文化為重心傳承恆久同一的人情與物理,其間留下的事實為今日的地方區域史和思想文化史都提供了可以立說的理據。但古人手裡延續了二千多年的整體性則在今天被分成了兩路。


所以,就史事之研究只能截取以分段,而歷史的認識不能不重歸於整體而言,我們在仰慕新理論和新方法的同時,是不是也應當想一想古人還有比我們見事更深的地方。對於你所提的問題來說,這些話似乎繞得太遠,但就我的個人體驗而言,自己的人文意識,以及人在歷史中居於主體的意識,正是在讀史過程中由這種以人事為中心和文化為重心中所獲得的。

「跨學科」研究其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何炳棣曾說《明清社會史論》是他「所有著作里,運用社會科學理論較多,也最為謹慎,曾引起不少學者仿效。但此書問世若干年後,驀然回首,我對於某些社科觀點、方法與理論逐漸感到失望與懷疑」,主要是「由於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滿足歷史學家所堅持的必要數量和種型的堅實史料,以致理論華而不實,容易趨於空誕」。所以此後二十餘年,「『僅』求諸己,致力於考證學的更上層樓,欣然頗有所獲」。


這種出入於跨學科之間的經驗所留下的反思,可以引為啟迪的,一是要想跨學科,則必須先有自己的學科和足夠的學科素養,否則跨來跨去最終不過是游騎無歸。二是從自己所屬的學科跨到另外一個學科,則必須對兩個學科之間所能交匯的程度和限度有切入的真知。否則跨來跨去很容易以牛頭對馬嘴。因此,前一面和後一面都需要擁有累積的學科高度和思維能力。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里,能夠使人心悅誠服的跨學科而有真知灼見的著作實在不能算多。因此,以我這點知識程度,便從來不敢輕易嘗試跨學科論史。這裡說的是作為研究過程的跨學科。但人在獲取知識的學習過程之中,若能於專業之外旁涉其他性之所近的學科,則以我的經驗而論,常常會獲益匪淺。所以跨學科之說不是一個可以大而化之地作一概而論的題目。


新史學文叢書目


01 「她」字的文化史: 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增訂版)黃興濤著


02 脈延的人文:歷史中的問題和意義楊國強著

03 鏡像中的歷史孫江著


04 學問的敬意與溫情張偉然著


05 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侯旭東著


06 大學是一種生活方式王東傑著(以上已出)

07 時間與主義劉永華著


08 重建另一種敘事楊念群著


09 當代史學新趨勢: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蔣竹山著


10 追尋生命史余新忠著


11 長路——鄧小南學術文化隨筆鄧小南著


12 新視野與新歷史李伯重著


13 福佬與客家之間——龍岩民間社會文化窺探楊國楨著


14 感覺的記憶秦穎著


15 私密文獻與近代政治馬忠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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