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ha Tadd：《老子》的全球化和新老學的成立

《老子》的全球化和新老學的成立

Misha Tadd（邰謐俠）

作者簡介：邰謐俠 (MishaTadd)，美國人，波士頓大學宗教系博士（2004-2013），先後師從波士頓大學Livia Kohn（孔麗維）、哈佛大學Michael Puett（普鳴）、布朗大學 Harold Roth （羅浩）。2014-2018，北京大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後，合作導師杜維明；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兩漢道家思想，比較哲學和比較宗教，老子河上公章句，傳統老學，新老學。出版物：《陰陽觀溯源及「陰陽」的「模」「素」再分》載於《哲學研究》（中文）；《無道德判斷的道德：以〈河上公章句〉為例》（英文），北大王中江教授的《簡帛文化：宇宙、秩序、信仰》英譯本等等。

文章來源：《中國哲學史》(季刊)，2018年第2期（總第102期），2018年5月25日出版。

編者按：文中注釋涉及多國文字，顯示可能有誤，準確信息請參閱《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原文。

《老子》是當今除《聖經》外外譯最多的典籍，但迄今為止，學界沒有人具體描述和分析它在全球的譯介情況。丁巍先生曾經主持完成過這方面的項目《老子書錄》，但其研究結果《老子典籍考》並未出版，[1]另一方面，在此期間及其後十幾年，《老子》譯本還在不斷增加。因此，筆者收集了自己所知道的全球所有《老子》譯本，以更全面深入地描述《老子》外譯情況，希望為老學全球化的研究作一些文獻整理工作。這些譯本使我們看到了《老子》的全球化，同時也提醒我們，當代的老學研究與傳統老學研究有很大的區別——它要面對的是全球化了的《老子》。如何定性這種新的老學研究？筆者認為，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採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王偉先生提出的「新老學」這一建設性概念，它強調《老子》目前的全球化、跨文化、跨語言研究趨勢。筆者將在本文描述新老學形成過程及《老子》外譯情況，並分析當代老學面臨的基本問題，以及筆者對其的構想。筆者認為，新老學研究看似超出了中國地域範圍，但也值得當代中國老學學者關注，因為全球範圍內的《老子》解釋本身就是《老子》的全球化，以國外解老為鏡，看到更多的《老子》，這將對中國學界有所啟益。

一、傳統老學與新老學

新老學是傳統老學的延續和發展，因此，要了解新老學，就先要全面準確地描述傳統老學。傳統老學是對老子其人其書以及後人釋讀的研究。傳統老學重視的不只是《老子》本身，還包括後人對它的時代發展，所以老學不僅要重視《老子》本意探究，還應關注後代各種註疏。雖然中外學者多隻追求《老子》本意，但他們也都會參考援引已有注釋，因而身處傳統解老的思想譜系之中。

老學以文本注釋為主，而釋文是解釋之一。傳統老學是用漢語解釋漢語《老子》，中、日、韓老學都有這種類型。按照丁巍先生的統計，中國歷史上的《老子》相關文獻有2185種、日本有430種，韓國有91種。[2]這些文獻浩如煙海，其中大部分屬於筆者所說的傳統老學，即是以漢語來解釋《老子》。

著名的《老子》注者杜道堅曾總結傳統老學特點為「隨時代所尚」：「道與世降，時有不同，注者多隨時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師之。故漢人注者為漢老子，晉人注者為晉老子，唐人宋人注者為唐老子宋老子。」(《玄經原旨發揮》卷下) 這一立場強調老學史即是六經注我的歷史。老學是老子與後人在不同時代的對話。譬如，《老子旨歸》和《河上公章句》都是漢時注本，兩個注本就都有不少與漢代思潮、漢帝國的王權政治密切相關的特點。唐時佛教中論流行，當時李榮與成玄英受此思想影響，即以道教式的中論思路解老。各個時代均有其獨特的《老子》，因此，老學中最主要的、最有影響的、最有價值的研究對象不只是《老子》原文和所謂的《老子》原意，還應包括歷史上的《老子》詮釋及其發展變化。

《老子》詮釋除了隨朝代改變，還隨詮釋主體的變化而變，三教九流的《老子》解釋有天壤之別。韓非子以法家思想解釋《老子》，劉安以黃老思想解釋《老子》，《想爾注》以天師道道教觀解釋《老子》，鳩摩羅什以佛教中論觀解釋《老子》，王真從兵法角度解《老子》，蘇轍以理學思想釋《老子》，鄧錡對《老子》以丹道解之，憨山德清則以禪宗解《老子》，不一而足。每個傳統，包括外來的佛教，對《老子》的解釋都蘊含了他們自身的傳統特性。雖然老子思想也影響到他們的傳統，但他們同時會將《老子》整合到他們的傳統中，在這一思想發展過程中，《老子》角色非常靈活，富於啟發意義，能引發詮釋主體的思考。

傳統老學的解老方式就非常多，到了近當代，隨著《老子》譯本的持續增加，《老子》原意探究和詮釋更是在持續增加中，主要是因為《老子》譯本也一直在增長中。目前歷代手稿和已出版《老子》譯本總共有72種語言1548個譯本。新老學是傳統老學的全球化：在傳統老學即漢語《老子》譯介和傳播外，它從老學角度研究新興的外文《老子》。這樣，新老學就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老子》。

人們多認為譯本無法客觀呈現原文，是「贗品」，外譯《老子》和中國傳統《老子》看似應該涇渭分明，但《老子》譯本如何能與傳統註疏一併成為老學研究對象？這是因為從老學角度看，譯本本身體現了老學立場。譬如安樂哲和郝大維把「道」翻譯成Way-making，這表現了他們的過程哲學立場。雖然它不一定背離《老子》原意，但確實是以詮釋為基礎的。從這個角度出發，更多《老子》外譯本即使不是在「解釋」《老子》，也應該歸於老學範疇。因此，新老學就要將這些外譯《老子》也納入其中。傳統老學包含不同時代不同學派的《老子》，「新老學」則包括不同語境和不同文化、哲學和宗教中的《老子》，比如，天主教《老子》、新教《老子》、猶太教《老子》、印度教《老子》、神通學《老子》、唯物主義《老子》、神秘主義《老子》、環境主義《老子》、女權主義《老子》、自然主義《老子》、無政府主義《老子》、法西斯主義《老子》和自由主義《老子》等等，它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強調國內外的《老子》傳統是一個既統一又多元的傳統。

筆者贊同新老學的這一提法，之前絕大部分海內外《老子》研究都只針對某一語種的《老子》，但不同語種的《老子》譯本很多，傳統老學無法呈現《老子》研究的全球狀態。從新老學角度出發，所有的《老子》譯本可歸於一個體系，相關研究會更富全局視野，也有利於我們從對比中把握世界不同文化中的老學特點。此外，還有一種《老子》外譯現象比較特殊：某些著名《老子》外譯本又被譯成其他外文，而原譯本開啟的解老方式被後續者沿襲了這種方向，複雜的傳承與影響形成了老學思想譜系。新老學研究者應該關注這些譜系，因為想了解哪些國家哪些人物接觸過哪種《老子》，就必須了解這些思想譜系；同時，這種譜系才能說明全球眾多的《老子》解釋中，何種解釋最受歡迎及其原因。

這也是傳統老學和全球化了老學的交點，只有具備新老學的全局觀，才能全面地理解老學傳播從中國到世界這一現象。《老子》原意太模糊，後來解釋者必須參考其前人的註解，這使得老學延綿不斷。每個從中文翻譯《老子》的譯者都會參考歷代注本或《老子》的當代譯本，有的譯者，尤其出土才幾十年的帛書和竹簡版《老子》的註譯者，他們雖然沒有帛書本和竹簡本《老子》譯介本供參考，但也會受到此前《老子》著名注本的影響。因此，國際化老學的發展植根於傳統老學，最終則歸於新老學。

二、漢語與非漢語的解釋

傳統老學以漢語解老為主，新老學則還包括了後起的以外語解老的內容，二者都是以解釋《老子》為本，解老原則也有相似之處。以外文翻譯《老子》雖然也屬於釋老，但也會採用新的解老方法。新老學一共包括五種：歷史考據、哲學分析、宗教信仰、文學欣賞、個人啟發。第一、從清朝開始，考據學或樸學為主流，以樸學方法解老由來已久。國際漢學家多沿襲了這種傾向，國內外這種《老子》層出不窮，一直到現在仍很常用，尤其是出現新的出土文獻後，比如胡適、錢穆、德國的Rudolf G. Wagner（瓦格納）[3]、美國的Robert G. Henricks（韓祿伯）[4]、法國的Jean Lévi[5]。第二、雖然宗教《老子》和哲學《老子》彼此交錯，但國內和國外都有不少解釋更強調其哲學的一面。比如王弼、王安石、王夫之、美國的Chad Hansen（陳漢生）[6]、德國的Hans-Georg M?ller（布魯諾）[7]。第三、從宗教信仰角度出發的解釋強調鬼神、超越世界、帶有宗教性的宇宙觀、修行等方面。傳統老學中這類型有《想爾注》的天師道信仰、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的《發隱》、呂洞賓《釋義》的丹道等，而新老學中則有將《老子》作為三位一體證據的天主教詮釋的拉丁文譯本、瑞典的Adolf Kolmodin[8]的新教譯本，荷蘭的Henri Borel[9]、德國的Franz Hartmann[10]的通神學會譯本，美國Thomas Cleary的沢庵宗彭《老子講話》[11]英譯的外國佛教解釋，韓國柳永模的基督教、佛教和仙道融合的譯本[12]。新宗教如督爺主義（Dudeism）[13]和絕地教（Jedaiism）[14]也有自己的《老子》。第四、強調《道德經》文學性的譯本，多以詩歌形式翻譯或從文學角度解析《老子》。比如，中國有張南《詩譯》[15]和盧國龍《詩譯》[16]，外國則有美國的Gerald Schoenwolf[17]，波蘭的Jan Lemański[18]和俄國的В. Перелешин[19]。第五、強調《老子》對個體啟發意義的譯本，包括但不限於正式的哲學或宗教，有更強的個體性。比如，Timothy Leary吸毒後重新翻譯的《老子》[20]、Wayne Dyer的雞湯《老子》[21]、John Heider的《領導之道》[22]、Ray Grigg的《愛情之道》[23]、Waldo Japussy用貓的立場解釋的《老子》[24]。

中外的解老文獻都可以歸為這五種，但第五種基本只在國外出現，這可能是因為這類型翻譯過程的主觀性最強；但和中國本土同樣有極強主觀性的佛道教解老相比，國外譯介往往自出心裁，而中國本土的佛道教解老則強調不背棄其傳統，這也許出於不同文化和時代對經典詮釋有著不同的看法——古代中國更重繼承，相對而言，現代西方對他者的文化更重在為己所用。但是，強調個體主觀體悟的解老類型在漢語解釋《老子》中也有。那麼，傳統老學和新老學的主要區別在何處？筆者認為，其間區別不在於解釋種類的不同，而在於新老學存在語言轉化的困難和技術問題。

傳統老學以漢語解釋漢語為主，但因為上古漢語、中古漢語、近古漢語等的不同，早期的經典需要註疏，注文里會出現一種翻譯，比如，河上公所說的：「驟雨，暴雨也。」但整個注本不算真正的翻譯；現代漢語的白話文「今譯」也與外文的翻譯有很多不同，不能歸於普通的「翻譯」。《老子》漢語今譯不需要處理一些難以以外語表達的辭彙如「道」「德」「氣」「天」等等，因為這些多義詞在漢語譯本中不會造成困難。但在外譯時就不同了，雖然小部分譯者對「道」選擇「零翻譯」即不翻譯，但大部分外譯是無法逃避類似問題的，這就要求譯者根據詮釋需要靈活決定，比如漢語中多無主句，而英語中則有，因此，從漢語的無主語句翻譯至有主語的英語時，譯者需要設定一個主語；而在漢語今譯中，則沒有這個必要。因此，漢語解釋可以保持原文的模糊性，而外譯必須詳細地解釋每句話甚至每個字。雖然筆者認為中文今譯不屬於翻譯，但有幾種中文譯本還是包括在內，這是因為它們是從外文譯本回譯成中文的，一般是指由某一特定外文譯本翻成現代中文，比如王強和劉颯翻譯的《改變思想改變生活》[25]，它的過程中有外文轉譯，因此也被納入。

還有一種外譯情況，就是不是直接從中文《老子》譯為外文，而是從中文譯成的外語本再轉譯為第三種語言的《老子》。一方面，準確度因此降低，但從另一個方面看，這也是對《老子》的解釋和傳播方式之一。世界上譯本最多的《聖經》也是這樣，經常從英文等強勢語言轉譯成其他的語言，而不是直接從希伯來文、古希臘文等的原文翻譯而成。這個轉譯現象大大提高了兩書譯本的數目。《老子》的例子太多，如Mirna Herman Baleti?和Marina Kralj Vida?ak將Chad Hansen（陳漢生）的英譯本翻譯成克羅埃西亞語[26]、Serge Mairet將Tam C. Gibbs的鄭曼髯的《老子易知解》英譯本轉譯成法文[27]、荒俁宏將Marce de Smedt的法文譯本轉譯成日文[28]。有的譯者只是會拿其他譯本當參考，所以不算轉譯。還有很多是在同種語言間的轉譯，《老子》被譯成某一語種，被不懂中文的「讀者」看到，以該語種為母語的譯者融入自身理解，仍以母語語言寫出新的譯本。這種譯本網上很多，也有正式出版的。這種現象在英語界最為常見，如著名作家Ursula Le Guin的譯本[29]，還有Aaron Brachfeld的[30]和Peter Frentzel的譯本。[31]

這些轉譯尤其是最後這種同種語言的「翻譯」的譯作的準確度往往有一定問題，多有學者不滿。如果我們考慮要維持所謂原意，專家的否定情有可原，但如從新老學的角度和《老子》中外傳播的角度看，它就如《老子變化經》裡面的老子一樣，是《老子》的眾多化身。隨著時代的變化及文化的特色，《老子》應該能有其特殊的表現。另一方面，筆者也不完全接受巴爾特的「作者之死」概念，「作者」不應該是完全「死」了的，《老子》變化雖然會比較多，但應該還有一種核心的真理。可以說，轉譯是解老的重要方法之一，批評是應該的，但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譯者是以有歷史考據的譯本為目的，我們就可以判斷對錯。但如果譯者不懂外語而按照個人感悟更隨性地翻譯《老子》，也應是有價值的《老子》。

三、《老子》外譯史概要

提到與歷史考證有關的《老子》外譯，我們也可以談目前有紀錄的《老子》外譯史。有歷史記載的《老子》譯本最早出現於唐朝，是梵文譯本。當時唐朝與一個印度國家Kāmarūpa（現在的阿薩姆邦）有外交往來，Kāmarūpa的國王Bhaskaravarman向唐朝的大使李義表提出想要《老子》譯本。[32]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就選擇懂梵文的玄奘和懂道教的成玄英和蔡晃負責翻譯該書。目前譯本失傳，但還留存了翻譯過程的記錄。比如，玄奘和道士們討論怎麼翻譯「道」。玄奘建意用「末伽」（Mārga ）即「路徑、方法、解脫道」的意思，而成玄英等道士建議用更具超越意義的「菩提」（Bodhi）。最後他們還是選擇了末伽。[33]因此，現有最早的《老子》譯文只是這個字：。其後，最古的《老子》譯句（14條）是宋朝時代的西夏譯文，[34]如「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翻譯成「□□□□□,□□□□□□」（人君為不義，故不久兵馬起）。[35]筆者將這句西夏文回譯成了漢文，可以看出西夏文《老子》也有解釋性，一是將「天下」解釋為「人君」，二是將「無道」翻譯成「為不義」，這饒有意趣。看起來，西夏文的佚名譯者將老子的話更具體化了。據專家聶鴻音說，西夏譯文也有很多錯誤，其譯者不清楚是漢人還是西夏人。[36]但從新老學的角度看，這些「錯誤」可能很有意義，它代表一種對《老子》的特殊解釋。

隨後還有拉丁文、日文、俄文和法文的全譯本。先後有幾名耶穌會傳教士將《老子》翻譯成拉丁文，1658年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翻譯了第二十五章的小部分翻譯過去（內容），他強調「道」是無形的造物者。[37]接下來較早的足譯本即是大概產生於1721-1729年的拉丁文手稿。譯者是索隱派的傳教士，很可能是聶若翰（Jean-Fran?ois No?las 1669-1740）[38]。該譯本以焦竑《老子翼》為底本並翻譯了其中不少註疏，為了證明中國文化早已認識天主教的真理。這種翻譯強調天主教的信條，但出現了不少有趣的解釋。比如，「道」字有兩個部分「首」和「辶」，「首」的意思之一是「第一」，「辶」的意思是「行動」，譯者由這一寫法推定「道」等於亞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動者」( primum movens )。[39]

最早的印刷譯本是日本的金蘭斎（1653-1732）1761年出版的《老子經國字解》。該譯本不只用到了漢字元號，還用到了日文。最早現代西文譯本是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 Архимандри』т

Дании』л1828年的俄文譯本，但直到1915年才發表。[40]西方最早的印刷譯本則是儒蓮（Stanislas Julien）1842年出的法文譯本。儒蓮是漢學初期出色的漢學家，其譯本和研究做得特別仔細，他參考了三十種注本，但仍以《河上公章句》和《老子翼》為主要底本。

儒蓮後出現的其譯本已達72種語言、1548種譯本。現有手稿或已出版外文翻譯如下：

英文（441種）、德文（157種）、韓文（101種）、西班牙文（95種）、法文（91種）、日文（62種）、荷蘭文（58種）、義大利文（57種）、俄文（41種）、葡萄牙文（36種）、泰語（33種）、波斯文（32種）、波蘭文（24種）、越南文（20種）、希伯來文（18種）、印度尼西亞文（18種）、希臘文（17種）、捷克文（17種）、土耳其文（14種）、匈牙利文（14種）、保加利亞語（13種）、羅馬尼亞文（12種）、芬蘭文（12種）、瑞典文（12種）、丹麥文（11種）、中文（11種）、拉丁文（8種）、克羅埃西亞語（7種）、泰米爾語（7種）、塞爾維亞文（7種）、加泰羅尼亞語（7種）、印度文（7種）、蒙古文（6種）、斯洛維尼亞語（5種）、挪威文（5種）、亞美尼亞文（5種）、世界語（5種）、愛沙尼亞文（4種）、冰島文（4種）、馬來文（4種）、古吉拉特文（4種）、阿拉伯文（3種）、拉脫維亞文（3種）、烏克蘭文（3種）、滿文（3種）、菲律賓文（2種）、哈薩克文（2種）、馬其頓文（2種）、烏爾都語（2種）、南非荷蘭語（2種）、意地緒文（2種）、馬拉雅拉姆語（2種）、梵文（1種）、西夏文（1種）、巴斯克文（1種）、孟加拉文（1種）、緬甸語（1種）、克林貢語（1種）、庫爾德文（1種）、伊多語（1種）、立陶宛文（1種）、旁遮普語（1種）、弗利然語（1種）、馬爾他語（1種）、泰盧固文（1種）、斯洛伐克文（1種）、坎納達語（1種）、加里西亞語（1種）、柬埔寨語（1種）、維吾爾語（1種）、寮國語（1種）、阿薩姆語（1種）。

這麼多譯本表明了《老子》的國際性，它們也應是新老學的研究對象之一。這些統計中，可以看出非常多的譯本使用的是強勢語言，如果只將翻譯當成客觀行為的話，大多譯本似乎沒有存在的價值；但如果意識到每個譯本都代表了獨特的解老立場，就會承認《老子》翻譯可以有著無限的可能性。

四、《老子》與外譯思想譜系

譯本各有其獨特的解老立場，經常與其之前的註疏傳統、譯本、或某一個意識形態（包括哲學宗教等）有關，故此，研究國際化的《老子》應考慮譯本所處的思想譜系。之所以《老子》譯介會形成譜系，是因為知名譯本經常會被轉譯，由此產生的轉譯本就會形成對初始譯本解老思想的再傳播。這類型的《老子》譯本很多（轉譯自英文的有246種、轉譯自法文的有42種、從德文有40種）。這種少有的大規模轉譯中，譯本間形成的複雜脈絡影響深遠，由於缺少新老學研究所需要的全球意識，目前的新老學研究基本上只限於某一語境語種，尤其是僅指英語、德語世界的《老子》，而缺少對其他語境語種《老子》的觀照，自然也無法形成對全球化《老子》的具體而微的認識。[41]

這些《老子》轉譯形成的譜系不少。比如，以儒蓮的法譯本為底本形成的耶魯大學英譯藏本（1859）、Chalmers英譯（1868）、Strauss德譯（1870）。除了耶魯大學藏本以外，其他幾個並非純粹的轉譯，它們各自加入了譯者自身的特性。如儒蓮翻譯「道」為La voie（意為「路徑、上天堂之道、上帝之法、上帝引導人類的方法」），而Chalmers則將之譯為Tao和Reason（意為「理性」）。[42] Strauss腳註還是像儒蓮樣把道翻成Weg（意為「路徑、往目的地的方向、方法」），但將「道」音譯為Taò。[43]耶魯藏本直接將儒蓮的La voie轉譯成The way即「路徑、方法、行為模式」。[44]儒蓮翻譯時候只是沿襲原來的註疏傳統，並沒有特別一貫的哲學立場，但其解老傾向影響了所有早期的西譯本，雖然後來譯者所用的解釋方法各自不同，但翻譯方法仍多是沿用儒蓮的，如將「道」翻譯為「La voie」或「The Way」這點就沿用最多。

後來還出現了不少表現出明顯意識形態的譯者立場，比如蘇聯1950年出的的唯物主義《老子》，出自在蘇聯接受漢學教育的中國人楊興順，他對中國思想文化並不精通[45]，但其《老子》翻譯採用的是唯物主義立場，雖然他的俄文水平很低，但其譯本因有唯物主義色彩而成為蘇聯標準譯本。[46]後來有的國家就將楊興順的譯本轉譯成自己的語言：羅馬尼亞文（1953）[47]、捷克文（1954）[48]、東德的德文（1955）[49]、中文（1957）[50]、波蘭文（1977）[51]、哈薩克文（2003）[52]、烏克蘭文（2008）[53]、馬其頓文（2011）[54]、蒙古文（2014）[55]。雖然後面三本是蘇聯解體後的譯本，但仍然成為蘇聯唯物主義《老子》思想譜系的重要部分。這就說明蘇聯式《老子》的影響力還在擴大。

類似的例子還多，比如由著名的嬉皮祖英文譯本形成的思想譜系。在西方，嬉皮祖屬於接受《老子》的重要群體。六七十年代，《老子》特別流行，當時Gia-fu Feng（馮家福）和Jane English 1972年的英譯是代表作。[56]該譯本強調自由、人及大自然的關係，其最出色的地方可能在於審美方面。每一章配有一張黑白照片和用毛筆寫的原文，給讀者一種恬靜、雅潔和優美的東方傳統審美體驗，這也是譯者解老的特色之一。目前這譯本已經被轉譯成六種語言，也影響到不少其他譯本：希臘文[57]、芬蘭文[58]、荷蘭文[59]、德文[60]、泰文[61]、西班牙文[62]。

這兩個帶有解釋性質的譯本被轉譯成其他語言的譯本，形成了具有一定系統性的「網路」，其影響深遠而廣泛，構建出複雜的思想譜系。但不是所有的影響力大的譯本都會形成相應的思想譜系，如儒蓮的譯本，他的La voie翻譯很廣泛，但是其影響是間接的，沒有多少譯者全盤採用儒蓮解釋和翻譯《老子》的方法，因此，它們之間的傳播脈絡不太明顯。此外，不少譯作者沒有說明自己的譯本出自於哪個譯本，或是受哪一譯本影響；它們是否在某一思想譜系之內，我們也不得而知。因此，除了一些脈絡明顯的思想譜系外，那些譯本與譯本之間脈絡不那麼明顯的思想譜系，也應該列入新老學研究對象。

在成體系的《老子》譯本外，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沒有構成譜系的譯本，有的是意識形態極端的法西斯主義，有的是出於民族主義而作，有的則是其語種罕見。

意識形態比較特殊的有Julius Evola的義大利文譯本（1923、1959）。[63]Evola是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神秘主義者，也是著名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反對現代社會、民主主義與平等主義，認為不同的人意識或精神成就也會不同，根據這種不同建構社會層級才是合理的。其譯本以Alexander Ular的法文為底本，[64]而Ular的譯本基本上是神秘主義的立場，但沒有Evola的法西斯社會概念，Evola可謂是自己發展出了譯本的法西斯思想，因此該體系與前面像描述的思想譜系有所不同。

此外，還有日本世界語主張者和著名無政府主義者的山鹿泰治。20世紀初，他與當時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討論過道家是否屬於無政府主義；大部分中國人認為不是，因為無政府主義需要反抗和革命，而道家主張無為；但山鹿認為是無政府主義，從無政府主義的角度將《老子》翻譯成世界語。[65]二十四年後，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和解放運動者EduardoVivancos把這一無政府主義的世界語《老子》翻譯成西班牙語。[66]這種《老子》外譯思想譜系影響並不算大，但還值得注意。

還有的《老子》譯本有民族主義的因素。這些翻譯是為了弘揚自己的民族語言而寫的。比如西方最早的譯本之一即捷克文1878年的譯本，譯者是Franti?ka?upr，當時的政治家、哲學家和翻譯家。為了推廣捷克文（當時知識分子常用德文或法文），他將世界著名經典翻譯成捷克文，《老子》是其中之一。他不懂中文卻翻譯了Plaenckner的1870年德文本，因為要弘揚捷克自己民族，就有了那麼早的捷克文譯本。[67]同樣，菲律賓文的《老子》之一是一位菲律賓裔的哈佛教授E. San Juan, Jr.寫的。這位教授批評殖民主義，主張菲律賓人用自己的語言。因此他譯出了菲律賓文《老子》。[68]

最後，小語種或譯本少的語種影響不大，但都表現了世界與中國交流的有趣故事和解釋立場。比如，馬爾他是歐洲地中海中的海島小國，一共有五十萬人口，而之前駐華的馬爾他大使Clifford Borg-Marks也曾經將《老子》翻譯成馬爾他文，是他自己英文譯本的轉譯。[69]還有一種孟加拉文版《老子》，是泰戈爾侄子的孫子Amitendranath Tagore所翻譯的。[70]而這位姓泰戈爾的漢學家解放時在北大讀書，並曾經見過中印兩個的最高領導（尼赫魯和周恩來）。[71]類似這些例子很多。

結論

如上可知，《老子》的文化及歷史價值不只是跟原文有關係，還與其各種註疏和翻譯有關。目前，《老子》屬於全世界，因此我們需要成立新老學。新老學是全球化了的老學，值得研究的題目眾多：傳統老學與註疏對國外老子詮釋的影響，《老子》轉譯的思想譜系，外譯本回譯的現象，《老子》的多樣性和原文意義等等。《老子》的多樣性不可否認，但如果要探究《老子》在歷史上和其全球影響和意義，則應研究中外的所有《老子》。以此，筆者竊以為，將來在《國際漢學》要發表的《老子》外譯總目有望成為新老學的起點，也為《老子》跨文化跨語言的研究奠定基礎。

[1]參見丁巍《老子典籍考：二千五百年來世界老學文獻總目》，2004年10月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

[2]如上。

[3]Rudolf G. Wagner,The Craft of a ChineseCommentator: Wang Bi on the Lao Zi(Albany: SUNYPress, 2000).

[4]Robert G. Henricks,Lao Tzu Te-Tao Ching(New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9); Robert G. Henricks,Lao Tzu』s Tao Te Ch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tartling New Documents Found atGuodian(New York: Columbia UP, 2000).

[5]Jean Lévi,LeLao-Tseu, suivi des Quatre canons de l』empereurjaune(Albin Michel, 2009).

[6]Chad Hansen,Tao Te Ching: On the Art of Harmony(London: Ducan Baird, 2009).

[7]Hans-GeorgMoeller,Daodejing: The New, HighlyReadable Translation Of The Life-Changing Ancient Scripture Formerly Known AsThe Tao Te Ching(New York: Open Court, 2015).

[8]Adolf Kolmodin, 「Laò-tsè, en profet bland hedningarne, med ettf?rs?ktill en kortfattad biblisk begrundning af hans system」 (Dissertation,Stockholm, 1888).

[9]Henri Borel,De ChineesscheFilosofie, toegelicht voor niet-sinologen: II. Lao Tsz(Amsterdam: P. N.Van Kampen & Zoon, 1898).

[10]Franz Hartmann,Theosophie inChina: Betrachtungen über das Tao-Teh-King(Der Weg, die Wahrheit und das Licht hartmann) (Leipzig: VerlagFriedrich, 1897).

[11]Thomas Cleary,Tao Te Ching:Zen Teachings on the Taoist Classic(Boston: Shambala, 2011).

[12]???,???《????????》??:??, 1992.

[13]Oliver Benjamin,The Dude De Jing: New Annotated Edition(Abide University Press,2016).

[14]D. W. Kreger,The Tao of Yoda:Based Upon the Tao Te Ching by Lao Tzu(Palmdale, CA: Windham Everitt,2012).

[15]張南《道德經詩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

[16]盧國龍《道德經詩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

[17]Gerald Schoenwolf,The Way: According to Lao Tzu, Chuang Tzu, and Seng Tsan(Jain Publishing, 2000).

[18]Jan Lemański,Tao(Warszawa: Towarzystwo WydawniczeIGNIS, 1921).

[19]В. Перелешин (В.Ф. Салатко-Петрищева), ?Даодэцзин? (Москва:Фирма Конёк, 1994).

[20]Timothy Leary,PsychedelicPrayers After the Tao Te Ching(Millbrook, NY, 1966).

[21]Wayne W. Dyer,Change Your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Carlsbad: HayHouse, 2007).

[22]John Heider,The Tao of Leadership(New York: Bantam Books,1985).

[23]Ray Grigg,The Tao ofRelationships: A Balancing of Man and Woman(Green Dragon Publishing Group,1988).

[24]Waldo Japussy (Carl Japikse),The Taoof Meow(Ohio: Enthea Press, 1990).

[25]王強，劉颯《改變思想改變生活》天津：天津科技翻譯出版公司，2009年。

[26]Mirna Herman Baleti? and Marina KraljVida?ak,Tao TeChing:O umije?usklad;Novoi ilustriranoizdanjeremekdjeladrevnekineskefilozofije(Zagreb: Planetopija, 2010).

[27]Serge Mairet,Lao Tseu: 「Mesmotssontfacilesàcomprendre」;Conférencessur le Tao Te King(Paris: Courrier du livre, 1998).

[28]荒俁宏『タオの言葉』紀伊國屋書店, 1996.

[29]Ursula K.Le Guin,Lao Tzu: Tao Te Ching(Boston: Shambhala, 1997).

[30]Aaron Brachfeld,The Tao TeChing: The Way of Goodness(Agate, CO: Coastal fields Press of theMeadowlark Herald, 2013).

[31]Peter Frentzel,Tao Te Ching:The Inner Journey(Mahodara Press, 2013).

[32]Paul Pelliot, 「Autour d』une traduction sanscrite du Tao to? king,」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3, No.3 (1912): 382.

[33]傅惠生《玄奘〈道德經〉梵譯思想研究》載《中國翻譯》2012年，第4期：第34頁。

[34]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退休）聶鴻音先生2017年9月7日提供基本內容和材料。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1冊，117-132頁。

[35]《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1冊，123頁。

[36]聶鴻音「西夏本《經史雜抄》初探」，《寧夏社會科學》2002，3，84-86頁；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宋遼金元史》2002，4，頁46-48。

[37]參見MartinoMartini，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 Monachii:Wagner und Straub，1658) ，117.

[38]請不要誤解，本人不是更有名的衛方濟（Fran?oisNo?l 1651-1729）。那位可能是第一翻譯《老子》的耶穌會士，但我們目前有的譯本不是他所翻譯的。按照研究來華耶穌會士的兩位外國專家的分析，因為現有的譯本代表索引派的立場，衛方濟不可能是譯者而大概是聶若翰（Jean-Fran?oisNo?las）。參見Claudiavon Collani, 「The Manuscript of the Daodejing in the British Library,」 inLawrence Wang-chi Wong, Bernhard Fuehrer eds.,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6.

[39]「LiberSinicus Tao Te Kim inscriptus, in Latinum idioma Versus」 (British Library, India Office Library, Chin.H.20), 4-5.

[40]Архимандри?т Дании?л (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Сиви?ллов). ?ФилософияЛаодзия?. под № 4478.Науч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м. Н.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Казан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 [1828];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Даниила (Сивиллова) ?Тао-Те-Кингъ или Писан?еСан?е 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Известия Одесского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4(5-6) (1915): 209-245.

[41]參見辛紅娟《〈道德經〉在英語世界：文本行旅與世界想像》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恩斯特?施華茲撰，湯鎮東、李道湘譯，「德國學者論《道德經》」，《中國哲學史》，1994年冬季刊；JuliaM. Hardy, 「Influent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Tao-te-ching,」 in Livia Kohn and Michael La Fargue eds.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Albany:SUNY Press, 1998);陳利《〈道德經〉泰譯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論文，2015）。

[42]John Chalmers,The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Lao-tze(London: Trubner, 1868), 1.

[43]Victor von Strauss,Lao-Tse』s Tao Te King(Leipzig:Verlag Friedrich Fleischer, 1870), 3.

[44]The Book of the Way and of Virtue, 1859.Williams (Samuel Wells) family papers, MS 547,Series II, Box 15, Folder 75;姚達兌《耶魯藏〈道德經〉英譯稿（185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45]楊興順著，楊超譯《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及其學說?中文版序》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46]ЯнХин-шун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ийфилософ Лао-Цзы и его учение? (Москва, 1950).

[47]Filosoful antic chinezLao-T?zis?iinva?t?a?turasa(Bucures?ti: Ed. de Stat PentruLiteratura?S?tiint?ifica?, 1953).

[48]Mina?íkKvětoslav,Staro?ínskyfilosof Lao-c』 a jehou?ení(Praha, SNPL, 1954).

[49]Gerhard Kahlenbach,DerchinesischePhilosophLaudse und seine Lehre(Berlin: VEBDeutscherVerlag derWissenschaften, 1955).

[50]楊興順著，楊超譯《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及其學說》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51]Leon Zawadzki,Tao-Te-King:DrogiiCnotyKsi?ga(AkademiiNaukZSRR,1977).

[52]С.Ф. Ударцев ?ДаоДэЦзин? (Алматы: Жет? жар?ы, 2003).

[53]Переклад Ж. Л?ньова, 「Книга про дао ? де」 (「Даодецз?н」) (Ки?в: ВПЦКи?вськийун?верситет,2008).

[54]ЛенчеТошева, ?ТаоТеКинг「(Скоп?е: Македоникалитера, 2011).

[55]Б. Даш-Ёндон, 「Лаоз-ын г?н ухаан」(Сэлэнгэ пресс ХХК, 2014).

[56]Gia-FuFeng and Jane English,Lao Tzu:Tao TeChing(New York: Vintage, 1972).

[57]Π?τρο? Κουρ?πουλο?,Τ?ο ΤεΚινγκ(Κ?δρο?, 1978).

[58]AnnikkiArponen,Tao Te Ching: Salaisuuksien tie; Laotsenel?m?nviisautta(Porvoo: Werner So?derstro?m Osakeyhtio?, 1985).

[59]Aleid C. Swierenga,Tau TeTjing(Katwijk: Servire, 1987).

[60]Sylvia Luetjohann,Tao Te King(München: Hugendubel, 1989).

[61]???? ????????. ????????, ??????????????????????????? ??????????? ??????????. ??????????, 2535 [1992].

[63]Julius Evola,Illibro della via e della virtù(Lanciano: Carabba,1923).

[64]這譯本本來是為了巴黎的1900第一世界哲學大會而寫得。參見Alexander Ular,Le Livre des la voie et de la ligne droite(E?ditionsdes la revue blanche, Paris 1902).

[65]Yamaga Taiji 山鹿泰治. 「Maljuna Majetro,」 inTradukita d T. Jamaga. (Tokyo, 1939).

[66]Eduardo Vivancos,El Libro del Camino y de la Virtud(México:El grupolibertario Tierra y Libertad, 1963).

[67]Franti?ka ?upr,Tao-Tě-King. Cesta k Bohu a ctnosti(Praha,1878), 1-11.

[68]E. San Juan, Jr.,Tao Te Ching in Filipino: Landas atKapangyarihan(Quezon City, Philipines: Popular Bookstore, 2012).

[69]CliffordBorg-Marks.Lao Zi: Dao De Jing(Malta: PubblikazzjonijietIndipendenza, 2010).

[70]Amitendranath Tagore.Tao-Te-Ching.(New Dehli: Sahitya Akademi, 1960).

[71]Sudeshna Banerjee, 「Tagore Who Writes Chinese,」The Telegraph(Calcutta, India), May 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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