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別把我一人留在戰場上
出生在耶路撒冷，對一個作家而言便具有了使命。耶路撒冷從公元前就成為聖地，也從公元前開始就成為信仰衝突的中心。無數人曾佔據過這個城市，卻也沒有一個統治者能讓這座城市永遠和平。大衛·格羅斯曼，一個出生在第一次中東戰爭後的以色列作家，註定要與這座城市的苦難捆綁在一起。
就像耶路撒冷的命運不屬於自己一樣，大衛·格羅斯曼的寫作也不屬於自己。對以色列命運的憂慮，對戰爭和苦難的反思都在影響著他的寫作。1954年1月25日，格羅斯曼出生於耶路撒冷。那時以色列剛建國不久，面臨著周邊阿拉伯聯盟的敵視。耶路撒冷總是發生不同規模的襲擊、暗殺，它們隨時會演變成下一場「聖戰」。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格羅斯曼每天都在面對嚴峻的現實，他有兩個孩子，在同一所學校上課，卻不敢讓他們乘坐同一輛校車，因為不知道哪一天校車會遭遇恐怖襲擊。
於是，他希望自己的寫作能讓現實發生一些改變，喚醒民眾的良心與同情，哪怕只是一點點。他的作品，長期關注以色列現實。2017年，格羅斯曼的《一匹馬走進酒吧》獲得國際布克獎。雖然他的名字時常被拿來和阿摩司·奧茲放在一起，但大衛·格羅斯曼並不希望有這種比較。不僅因為奧茲是他導師般的良友，更因為格羅斯曼喜歡在文學內部的不同地帶探索屬於自己的旋律。
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1954-），與阿摩司·奧茲以及亞伯拉罕·耶霍舒亞並稱以色列文學三巨頭。著有《鋸齒形的孩子》《迷狂》《到大地盡頭》《一匹馬走進酒吧》等。
奧茲擅長破解家庭之謎，用筆深沉，格羅斯曼卻是一頭迷狂的溫柔之獸，他有難言的傷痛——小兒子烏里死於一場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軍事衝突，在那之後他寫出了令人心碎的《到大地盡頭》，然而傷口何時才會癒合？
亞伯拉罕·耶霍舒亞曾給格羅斯曼寫信道，「親愛的，別把我一個人留在戰場上」。怎麼會呢。在那樣一個每天都在降落催淚彈的世界中，戰場、傷痕、痛苦是任何人想擺脫都擺脫不掉的東西，無需作家主動追尋，它們會自動砸向每個人的命運。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宮子
在「愛」中尋找真實與圓滿
大衛·格羅斯曼比另外兩位以色列作家奧茲及耶霍舒亞晚出生了近20年，因此他並沒有親歷以色列及猶太歷史上的劇變，包括聯合國181號決議、英國統治期的結束、「納克巴」大災難以及他出生前剛結束的耶路撒冷西牆之戰。
然而，在耶路撒冷出生永遠不算晚——這座城市已經用三大宗教的流血與衝突譜寫了上千年的歷史，接下來，它的歷史或許仍將以這種方式書寫下去。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當時，蘇聯向埃及發送了以色列計劃襲擊的假情報。戰爭以以色列獲勝告終，在短短几天時間內，以色列陣亡約900人，而約旦、埃及、敘利亞聯軍合計陣亡2萬人。
在這個特殊的國度里，僅僅有才華是不夠的。儘管奧茲和耶霍舒亞等人都在不同的小說中展示了自己的敘事才能，但如果喪失了身居以色列的「道德職責」，對耶路撒冷每一塊石頭的尖叫充耳不聞，那麼這些以色列文學的意義將停滯在鑒賞品的階段，它們將不再具有見證靈魂的深刻。
1954年1月25日，大衛·格羅斯曼在耶路撒冷出生，他的父親是個喜歡讀書的人，做過巴士司機，後來擔任圖書管理員。在父親的影響下，格羅斯曼從8歲開始就閱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其中猶太作家肖洛姆·阿萊漢姆的《莫吐爾歷險記》給他印象最深，打開了他了解猶太世界的窗口，也在他的心中灌輸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愛。
格羅斯曼的父親是從波蘭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二戰和「大屠殺」是格羅斯曼自幼接觸的話題。自然，格羅斯曼沒有親歷過納粹的暴行，他的父母也並非集中營的倖存者，「大屠殺」對他來說只是一個集體性的、無法觸及的記憶。「
小時候，周圍的人們在談論大屠殺的時候不說大屠殺，而說『那邊發生的事』；我經常聽大人們說『納粹野獸』這個詞，我問他們野獸是什麼意思，他們不告訴我。他們說有些事不應該讓小孩子知道」。
然而，一個優秀的寫作者總能用自己的寫作去重新見證。這也是他1986年在美國出版的長篇小說《證之於：愛》所表現的內容，藉助一個9歲兒童莫米克成為作家的思路歷程，一步步探索以色列大屠殺和納粹暴行，在認知真實世界的過程中，莫米克本人也得到了成長。
《證之於：愛》
作者: [以色列] 大衛·格羅斯曼 譯者: 張沖 / 張瓊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年3月
主人公的經歷與大衛·格羅斯曼本人十分相似，在《證之於：愛》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小孩子對納粹與大屠殺的困惑，可以看到莫米克本人也曾被孤獨所吸引，獨居創作。在最後一部分中，所有離散的、噩夢般的故事匯聚成一個關鍵詞——愛，通過這個詞語來解釋之前所有的痛苦與思考。這也是大衛·格羅斯曼寫作的初心，他希望用愛去融化——而非遺忘——那些糾纏了多年的仇恨以及集體式的噩夢。
愛與甘甜，這些都是好的，也是反覆出現在奧茲與耶霍舒亞作品中的砂糖；但在這之外，格羅斯曼對於記憶的真實性及現實世界有著更加明確的責任感，「兒童小說」對格羅斯曼而言意味著一種香甜的愛與希望，他擁有自由出入這個空間的能力，但同時，耶路撒冷也給了他一份沉重的責任。
以淚水見證小人物的傷痕
「見證」在格魯斯曼的創作中佔據著很重要的地位。從1954年出生，到1986年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他經歷了32年的籌備期。對格羅斯曼來說，不是積累寫作的文本天賦，而是沉澱內心的愛與淚。他必須通過對生活的理解將二者融合起來，然後才能寫作，讓更多的人在淚水中感受到博愛。
格羅斯曼自然是擁有天賦的。他在9歲就參加了一個國家廣播電視的肖洛姆·阿萊漢姆問答比賽（明信片是他瞞著父母偷偷寄出去的），在比賽中擊敗了幾位成年教授與評論家，不過主辦方以「獲得現金獎勵不利於小孩子的成長」為由把他攔在決賽門外。
後來他又被國家廣播電台聘為記者、劇作家和主持人（直到1988年，因為拒絕隱瞞巴勒斯坦領導人承認以色列政權的消息而被電台解僱）。但仇恨和民族隔閡也曾困擾小格羅斯曼的人生，在13歲的時候，六日戰爭剛剛結束，幾個朋友打算叫上他去剛被征服的巴勒斯坦區遊玩，卻被他拒絕了，「他們痛恨我們，他們不希望我們出現在那裡，我也不想成為他們的眼中釘」。
如果有什麼能打破這種隔閡的話，那就是見證、寫作、敘述——這三者凝聚成了格羅斯曼的寫作靈魂，在所有以色列作家中，沒有第二個人像格羅斯曼那樣渴望敘述，無論是他在小說中的「我」，還是塑造的其他人物——《到大地盡頭》的奧拉、《迷狂》中的埃斯特、《鋸齒形的孩子》中的外公外婆……他們都迫切地需要一個「讀者」，一個能夠坐下來聆聽並完成和解的聽眾；同時，他講述的所有故事都來自真實生活，如果格羅斯曼親歷過，他就敞開敘述，如果他沒有經歷過，那他就想辦法讓自己去見證。
寫作《證之於：愛》的時候，他調查了大量關於以色列屠殺的資料；1988年，在寫作《黃風》的時候，格羅斯曼花了九周的時間採訪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為了完成《鋸齒形的孩子》中關於警察的部分，1994年，他又花了半年時間和耶路撒冷的警察待在一起。
《鋸齒形的孩子》
作者：[以色列] 大衛·格羅斯曼
譯者：林婧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5年4月
文學工作的深入無疑會損害到寫作者自己。格羅斯曼寫作的初心飽含著溫暖與愛，一個人可以選擇跳出常規的世界，獨立判斷，同時又在愛的回歸中實現自身的圓滿。但隨著文學生涯的繼續，人物「自身的圓滿」越來越少見，取而代之的是「自身的支離破碎」，故事中的人物開始像奧拉那樣，必須要藉助他者的聆聽、通過敘述將自身的靈魂保存下來。
對聆聽的需求遠遠超越了作者敘述的慾望，這也和以色列的局勢相關。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阿以地區沒有就此平靜，戰爭依舊在不停被謀劃。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1995年的哈馬斯暗殺襲擊，幾十年來，每一次衝突都在向作家宣示：一切愛的書寫都是徒勞。格羅斯曼筆下的人物也漸漸遍布「淚痕」，他們彷彿時代的畸零者，用自身的破碎印證著歷史的傷痕。
2002年，格羅斯曼似乎是累了。他出版了兩本中篇小說《迷狂》與《她的身體明白》。這兩本小說的政治意味不如之前那麼強烈，沮喪情緒更重，也在讀者間引起了爭議，以致亞伯拉罕·耶霍舒亞給格羅斯曼寫信說道，「親愛的，別把我一個人留在戰場上」。
怎麼會呢。在那樣一個每天都在降落催淚彈的世界中，戰場、傷痕、痛苦是任何人想擺脫都擺脫不掉的東西，無需作家主動追尋，它們會自動砸向每個人的命運。
黎巴嫩戰爭，在以色列被稱為「第二次黎巴嫩戰爭」，黎巴嫩則稱之為「七月戰爭」。該戰爭發生於2006年7月12日，起因為黎巴嫩真主黨突然襲擊以色列並俘虜兩名士兵，以色列隨後展開「正義打擊」。8月12日，即將停火幾小時前，格羅斯曼的兒子烏里於黎巴嫩南部陣亡。
2003年5月，格羅斯曼開始計劃完成一部長篇小說，想刻畫政治運動對私人生活的摧殘，3年後，這本小說已經基本寫完，只差最後一稿，但這時，前線傳來了一個噩耗：格羅斯曼的小兒子烏里在黎巴嫩南部身亡，後者所在的坦克被一枚火箭彈擊中，車內無人倖免……
參加烏里葬禮的除了他的好友奧茲和耶霍舒亞外，還有以色列鄰居以及敵國公民的電話信件——那一刻，不分國界，只要是格羅斯曼的讀者，都陷入了同樣的哀慟。「我恐怕無法拯救這本書了」，格羅斯曼在葬禮上傷心欲絕地說道。
「但這本書會拯救你的」，面對格羅斯曼的絕望，奧茲如此回答。的確，這本書通過敘述，讓一個深陷戰爭中的少年得以重現，也讓烏里的靈魂在文字中復活。2008年，這本名為《到大地盡頭》的長篇小說出版，榮獲世界各地文學獎的同時，也感動了一批真誠的讀者，尤其是以色列的同齡人，他們又在格羅斯曼的小說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到大地盡頭》
作者：[以色列] 大衛·格羅斯曼
譯者：唐江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年8月
就這樣，眼淚繼續成為格羅斯曼小說的主體——那些人，那些故事，無論篇幅長短，經歷如何，都是一滴從耶路撒冷垂落的淚珠。
有時，我們能感覺到，愛和淚是特屬於格羅斯曼的溫柔，就像他小說中的父親和母親往往承擔這兩個如此不同的角色一樣，他希望用愛去保護一些願景中的東西，也努力用眼淚去見證另一些真實的東西。但在現實中後者總是更加凝重，令人窒息。「作家的職責是把手指放在傷口上」，這是格羅斯曼寫作的信念，「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人性與道義問題依舊至關重要」。
對話大衛·格羅斯曼
采寫 | 新京報特約記者 柏琳
被冷漠激怒
「一出悲傷的喜劇，一出喜感的悲劇」
新京報：繼令人心碎的《到大地盡頭》之後，你帶來了新的小說《一匹馬走進酒吧》。小說的名字有點古怪，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格羅斯曼：你肯定不希望我給小說取個無聊的名字，對不對？「一匹馬走進酒吧」，就是千萬個「一匹馬走進酒吧」的故事的開端。由一個著名的笑話起頭，接著喚醒了故事裡許許多多的笑話——我喜歡這樣的想法。
我受到了這樣一個故事的啟發，最終寫成這部小說——軍營里一個小夥子接到通知，讓他趕快回家參加一個葬禮，結果他到了葬禮現場，大家都懶得告訴他誰死了，他出席的是哪個人的葬禮。這麼多年來，我都認為這個故事象徵一種冷漠的殘酷性。憐憫的匱乏，愛的無能，讓人們不再為他人著想。我被這樣的冷漠所激怒，這是寫成這本小說的心理動因。
新京報：《一匹馬走進酒吧》被西方媒體評論為「回蕩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聲音」，我注意到你經常在自己的創作中頻繁提到卡夫卡（比如那本「Be My Knife」）。
格羅斯曼：有人這麼評價這本書，這簡直是對我的恭維，我媽媽聽了肯定會很高興。卡夫卡是我寫作的偉大靈感來源。他定義現實的能力讓我嘆為觀止——卡夫卡寫下的每一個文本片段，幾乎都會立刻和文本自身發生衝撞，產生矛盾張力，這就使得他整個的寫作氣質呈現出一種噩夢般的樣態。我長久地閱讀他的書，從他那裡汲取靈感。
新京報：你的寫作主題有三種：涉及巴以衝突和大屠殺的政治現狀，孩童的冒險和困惑，以及人內心的情感漩渦。你堅持在報紙上發表政治聲音，在小說里淡化政治性，但也許，當代以色列作家的命運是——他們的寫作總會被解讀成思考國家命運的密碼，你如何看待這種「命運」？
格羅斯曼：我已經寫了幾本關於政論的書和隨筆，但我相信每一本小說都有一個「政治層面」，蘊含作者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個人經歷。當然，當我寫政論文章時，必須短小簡練，並且在文末彰顯某種觀點。但在進行文學性的虛構創作時，就包含了太多的問題與懷疑，猶豫和矛盾，甚至要同時容納兩種衝突觀點。《一匹馬走進酒吧》並不是一本關於以色列的政治寓言，但它的確是以色列國內「鴿派」（左翼）和「鷹派」（右翼）兩方共同關心的主題：兩方都同時致力於創造他們眼中以色列人該有的生活面貌。因此這也是兩方的悲劇所在，兩方都經歷了個人和國家的悲劇——對於鷹派來說，「六日戰爭」導致了以色列人生活在一種崩塌之中，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更是一種悲劇。
《一匹馬走進酒吧》
作者：大衛·格羅斯曼
譯者：張瓊
版本：99讀書人 |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3月
顛覆自我
「尋找一種講故事的新方式」
新京報：你曾說過，寫作是一種顛覆性行為，並且首先是顛覆自我。可以具體談談嗎？
格羅斯曼：在每一本書里，我都試圖發掘一種新聲音。關於人類的故事，已經被講述了太多遍，藝術家能做的，是去尋找一種講故事的新方式。在這種新的方式里，人與人之間的細微差異、人們的生活和生命中的陰影，都得以揭露和呈現。在我已有的作品裡，我用很多篇章來探索各種文體：廣播劇，書信體小說，融合了詩歌、散文和戲劇的小說，乃至最新的這本《一匹馬走進酒吧》——一本混合了取自以色列街頭「高聲部」（高雅）和「低聲部」（平白）的希伯來語的喜劇小說。我喜歡嘗試混合文體。
新京報：很多人都喜歡把你和阿摩司·奧茲來比較，對此你怎麼想？
格羅斯曼：我傾向於不去拿我和奧茲或者任何作家比較。每個真正的作家都有屬於自己的旋律和發聲方式。奧茲先生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導師，更是一個密友。當我開始寫作時，我從他那裡不斷得到啟迪和鼓勵，還有我的另一個朋友亞伯拉罕·巴·耶霍舒亞，我們三個人之間有著罕見真誠的情誼。我們分享各自的手稿，分享彼此的寫作觀，我們彼此支持，並獲益良多。艾薩克·牛頓曾說過，只有當我們站上巨人之肩，我們的視野才會變得廣闊。
新京報：讓我們談談你的兒童文學寫作。你曾說過，你認為大人永遠不會理解孩子的世界，那麼你為何依然會寫兒童文學？
格羅斯曼：能夠寫兒童文學，我覺得我是幸運的，由此我獲得了一種進入自我童年的開放通道，再次體驗做孩子的感覺。我很明白這種「通道」在成長過程中很容易變狹窄乃至完全堵塞，對我來說，寫（兒童文學）就是為了幫助孩子們始終開放這個通道。更甚者，我經常嘆為觀止於孩子們體驗世界的方式——他們付出巨大的努力，嘗試進入這個世界，去學習社會、家庭的交流密碼，去掌握語言和肢體行為的秘密。在這過程中，有一種值得深挖和喚醒的原始力量，我深深地著迷。
1987年，巴以衝突加劇，巴勒斯坦因提法達（Intifada,意為「起義」）爆發。向以色列軍隊扔石頭的年輕孩子成為這一時期的縮影。
新京報：在先前的訪談里，你頻繁提到服兵役期間，你總是身邊帶著法國猶太作家羅曼·加里的《童年的許諾》（La promesse de l"aube），為什麼是這本書？
格羅斯曼：沒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一次爆發衝突的戰爭中，我當時是作為後備軍人在一個艱苦的地帶服役——我所在的連里，很多士兵都死在了那兒。我當時有個古怪的習慣，每當夕陽西下，我就會跑到當時我們駐紮大樓的陽台上，翻開《童年的許諾》的某個篇章——從13歲起，我就愛上了這本書，此後的每一年我都重讀，對我來說這成為一種周期性的沉思。
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如果我在陽台上讀它，不戴頭盔，不穿防彈衣，就這樣完全暴露在敵人的視線里，我以這種方式去閱讀，會幫助我記住——我在戰爭前的模樣是什麼，以及，我想在戰爭結束後變成怎樣的人。通常，我會在陽台上讀上六七分鐘，之後飛快跑回最近的帳篷里。
這是一本關於一個孩子和他的母親的書。母親是一個猶太人，是像一頭母獅一樣強悍的母親。在戰爭的殘酷歲月里，她始終陪伴在兒子身邊，並且幫助他成長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我不知道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有多少，但我堅持不去求證——我想要保持這種珍貴的「幻覺」，直到永遠。
4月14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1版～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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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B01 | 大衛·格羅斯曼：淚中的耶路撒冷
「主題」B02 | 大衛·格羅斯曼：始之於愛，證之於——淚
「主題」B03 | 《一匹馬走進酒吧》：大屠殺後，笑話對以色列人是多餘的
「主題」B04 | 對話大衛·格羅斯曼: 缺乏憐憫，讓人們不再理解他人
「文學」B05 | 等待難民的不是光明，而是無止境的逃離
「社科」B06 |《國王的兩個身體》: 理解現代國家的起源(1)
「社科」B07 |《國王的兩個身體》: 理解現代國家的起源(2)
「歷史」B08 | 誰是俾斯麥背後的推手？
「藝術」B09 | 他的作品很醜，因為他跑得比美快
「心理」B10 | 天才與瘋子的秘密關係
「書情」B11 | 《撒丁島》等6本
「人物」B12 | 伊凡·霍不隆卡: 我要為女孩建一塊墓碑，安放她支離破碎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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