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到歷史類博物館：基於考古學的解讀和展示

原標題：從考古到歷史類博物館：基於考古學的解讀和展示

考古學是通過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其研究對象囊括了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各種遺存和與人類的生存、發展有關的各種非人工遺存以及這些遺存之間的相互關係，獲取、整理、分析、解釋和研究這些資料需要具有專門的技術、方法和理論，考古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人類古代社會和歷史【1】。關於考古和博物館，早在1950年蘇秉琦《如何使考古工作成為人民的事業》一文中，就圖解了考古和博物館、歷史研究等工作的關係【2】。隨著考古學發展的突飛猛進，以及博物館定義的不斷創新，考古和博物館之間的關係，以及新時代下博物館如何充分地對考古成果和資料進行解讀和展示【3】，成為令人關注的重要話題。

一、考古學的發展和考古學的重要內容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先生在集刊第一本《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對待材料的態度成為最大的工作旨趣，「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4】 ，成為中國考古學傳統的圭臬。

1949年11月，中國科學院接收前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和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醞釀成立考古研究所。1950年8月1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與此同時，人民政府頒布了保護文物的法令、指示，設立專門管理文物的機構，通過高校和短期訓練班進行人才培養，一些省區也成立了考古研究所【5】。上世紀八十年代，夏鼐先生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前言中，把考古學具體研究方法和改變和進步作為那個階段的重要標誌之一，指出，「考古學上特有的理論問題是包括古代物質文化發展的規律，物質文化和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組織、意識形態等的互相關係，物質文化和自然環境的互相作用，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從前從事專門研究古器物或古文字的考古學家所不注意的」【6】。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長總結新中國考古六十年，以八個方面歸納了六十年來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目標、理念和方法的發展、變化，其中，「考古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是中國考古學日益成熟和不斷繁榮的重要標誌」【7】。

2011年，考古學成為歷史學門中與歷史學（中國史）、世界史並列的三個一級學科之一，調整出考古學理論與考古學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漢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專門考古等6個二級學科【8】。考古學科的設置和定位，勢必會成為今後學科健康發展的保障。

儘管考古學成為了一級學科，但仍是大歷史的一員，夏鼐先生曾把考古學和文獻史學比喻為廣義歷史學的兩個輪子。而且，考古學有其特有的局限性，即已獲取的考古材料永遠都是過去存在過的極少一部分，而且這些獲取的材料會因為獲取手段的不同在闡釋和研究上發生不同，甚至很大的不同。考古的局限性會體現在博物館的相關展示上。

材料或資料是考古學的重要內容，作為考古學的材料就是「過去留下了什麼？」，至少有兩方面的層次：首先是材料的分類，包括遺物、遺迹，以及共存的自然環境；其次是材料的性質，包括以上客觀的對象以及對於這些觀察的闡釋和研究。如此，作為考古學的材料，就不是僅僅是孤零零的材料而已了。柴爾德對考古學的「考古資料」有專門的論述：考古資料不是由一些偶然發現的孤零零的遺物組成的，只有當遺物作為廢棄物被發現於居址中，亦即它們存在於特定的環境（context）中時，才成為考古資料，具有真正考古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它們的功能、文化屬性等才能被確定【9】。

2004中文版《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把「過去留下了什麼？」稱之為「材料」（Evidence），2015年中文版改為「證據」（Evidence）【10】。我理解這樣的改動，更多是可能考慮到作為考古學的材料，不但是一個整體，更需要一個在闡釋層面上的「證據鏈」，從這一意義上，「證據」比「材料」或「資料」更貼切。

二、歷史類博物館的材料和闡釋

《博物館條例》第二條，博物館「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賞為目的，收藏、保護並向公眾展示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的見證物」。2007年維也納ICOM，「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的、向公眾開放的非盈利性常設機構，為教育、研究、欣賞的目的徵集、保護、研究、傳播並展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物質及非物質遺產」。可見，無論當今博物館的定義如何拓展，其教育、研究和欣賞的目的非常明確，其人類及人類環境的物質及非物質遺產的對象也非常明確。對於歷史類博物館而言，最大的對象或者說最大的價值自然就是陳列品的實物原件【11】，即通過科學的考古手段獲取的出土物以及這些出土物所在的出土環境（context），甚至可以說，這是博物館的靈魂。

除此，歷史類博物館在展現考古出土物和成果的同時，還有傳世、徵集品的利用，以及必要的展示形式。所謂傳世，就是流傳有序。徵集的情況因為徵集對象的不同而複雜，其中，徵集流傳有序的傳世品，也有徵集來歷不明的，來歷不明的徵集品很大一部分是盜掘文物或贓物。盜掘的文物，失去了文物所在的基本信息，他們被利欲熏心的壞分子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流通市場，有相當部分改頭換面為博物館所收買。買還是不買？買是不是助長罪惡？這些都是長期面臨的問題。

在一般博物館的通史類展廳中，傳世品和徵集品因為缺少文物本體所在的環境信息，使得展示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一般博物館通史類展廳的模式，更多展現的是進化論式的社會形態演變，所有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成就大多融匯到一條龐大的粗線條中，無論是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浙江省博物館「越地長歌」，還是湖州博物館「吳興賦」，安吉博物館「天目苕水，安且吉兮」，均很難在具體的單元中展開某個節點性的事件。這時，考古特展的舉辦就成為重要的補充。

三、考古特展和考古遺址公園成為歷史類博物館展示的重要補充。

考古特展，是指以某一次或某一系列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為內容進行的特別專題展覽。可以是大家迫切關注的熱點，如首都博物館舉辦的「五色炫曜——海昏侯」；也可以是經典的重大考古發現，如湖南省博物館「長沙馬王堆漢墓」展，馬王堆幾乎成為湖南省博物館的支柱，無論是建築的構架和展示的空間，均圍繞著馬王堆的中心；也可以是長時段的歸納展，如首都博物館「美好·中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興博物館合辦的「發現歷史」等；也可以不同的角度和切入點對同一批考古材料進行不同主題的展覽，如殷墟婦好墓，首都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安陽博物館各以「王后·母親·女將」、「玉鳴鏗鏘」、「鳳歸大邑商」進行展覽；也可以把考古新發現和學科前沿的研究成果進行展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合辦的「權力與信仰——良渚遺址群考古特展」就是成功的一例。

與此同時，新近些年，遺址博物館和考古遺址公園在各地蓬勃發展，成為歷史類博物館的重要補充。遺址博物館就是依遺址為依託，或直接以展現遺址的古迹為內容的博物館，大的如秦兵馬俑遺址博物館，小的如南宋官窯遺址博物館，西安半坡博物館可能是我國建設的最早的遺址博物館。遺址博物館應該由遺址本體、遺址本體出土遺物，以及與遺址相關的其他背景要素組成，遺址博物館展示的成敗以是否準確、簡明，以及欣賞的愉悅為衡量標準。這其中，遺址博物館的遺址本體保護狀況、出土文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館舍的建築形式和內部空間，甚至包括管理、從業人員的業務水平銜接等，是目前遺址博物館面臨的最大問題。

考古遺址公園是最近幾年發展起來的新生事物，2009年頒發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管理辦法（試行）》第二條，（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指以重要考古遺址及其背景環境為主體，具有科研、教育、遊憩等功能，在考古遺址保護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國性示範意義的特定公共空間」，我所理解，應該是「考古」+「遺址公園」，而不是「考古遺址」+「公園」，是考古的遺址公園，而不是考古遺址的公園。相對於「公園」，就不是一般的「公園」，相對於「遺址公園」，又與遺址博物館有區別，最大的區別在於「考古」的，這是一個持續的動態過程，賦予和保證了考古遺址公園持續的活力。

歷史類博物館如何與遺址博物館、考古遺址公園互動，如何成為彼此有機互補的整體，如何彼此互相鏈接，值得深度關注。

四、考古學和考古學材料（證據）對於新形勢下的博物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國考古學大辭典》定義的考古學，「主要根據古代人類活動所遺留下來的實物遺存來研究當時人們的生活及其社會的狀況，並進而解析人類文化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探索其發展變化的背景、原因和規律的一門科學」【12】。考古學如何工作，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趙輝教授曾說，「在研究歷史時，首先需要搞清楚史料的年代、地點，然後才是依次處理什麼人、什麼事情、怎麼做的，最後是為什麼這樣幾個問題。……作為歷史學的考古學，我以為，這個逐次遞進的設問和解答順序，可視為其發展的根本邏輯」【13】。考古學做了些什麼，或者說能做些什麼，科林·倫福儒和保羅·巴恩的《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教材歸納了十個方面（W）：

1、何地？遺址與遺迹的調查與發掘

2、何時？斷代方法和年代學

3、社會是如何組織起來的？社會考古學

4、過去的環境是怎樣的？環境考古學

5、他們吃什麼？生計與食譜【14】

6、他們如何製造和使用工具？工藝技術

7、他們有怎樣的交往？貿易與交換

8、他們想什麼？認知考古學、藝術與宗教

9、他們是誰？他們像什麼人？人群的生物考古學

10、社會文化為何演變？考古學的闡釋

2009年王巍所長在《新中國考古六十年》中對中國考古學取得的重大成就進行了全面和詳盡的闡述，「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考古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的黃金時期，中國正在由考古資源大國向考古研究大國扎紮實實地邁進」（《考古》2009年第9期）。

如此，對新形勢下的博物館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多視角、多領域來讀識考古發現和考古成果成為博物館利用和展示的必須前提。就我所知，現階段歷史類博物館領域極少關心關注這一問題，甚至從每年度的國際博物館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主題【15】，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來，除了1997-1998年「與文物的非法販運和交易行為進行鬥爭」（The fight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of cultural property）之外，沒有一年的國際博物館日主題來關注考古學家對於博物館的重要作用，大家更多關注的是傳播形式的創新、傳播對象的拓展，這也使得構架考古和歷史類博物館之間的學術平台越來越狹窄，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趨勢。

博物館如何能有效地解讀和展示考古材料，不僅涉及考古學成果的另一種轉化，更涉及作為出土文物移交的主要單位，如何更好地擔負起起作為博物館角色的身份，深刻了解和把握考古學怎麼做和做了什麼，是做好歷史類博物館展覽的前提。考古學context也同樣適用於博物館對於考古材料的利用和展示。

context主張遺物、遺迹單元的整體性和關聯性。為了便於歷史類博物館在解讀、利用和展示考古材料時的延續性，在文物移交中也進行了充分的考慮。《瑤山》、《反山》考古報告出版後，歷盡各家紛爭，考古所在保留四個墓葬單元的少量標本後，其餘分別移交給了浙江省博物館和良渚博物院。在浙江省博物館，這批玉器被選擇性地展示在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的「良渚文化」展線上，既沒有標識具體的出土單位，也沒有說明具體的功能，甚至原本配伍的組件也被割裂了開來（如反山M12三叉形器和與之配伍的琮式長玉管），這就很有悖於原先移交的初衷。正因為如此，2015年在籌辦北京大學塞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良渚遺址群考古展時，我提出考古所目前有作為研究標本的墓葬單元很完整的優勢，浙江省博物館不能做，良渚博物院分散在展線上，也不好辦，我們可以反山M20為主線和引子，後來大家才有了「王的葬儀」起頭的策劃，特展也取得了很好的評價，同步出版的圖錄也榮獲當年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16】。

關於博物館展覽中的context，也不妨以「越地長歌」良渚文化陶器展櫃的「過濾器」為例，說明牌標識「陶過濾器，良渚文化，餘杭吳家埠遺址出土」，這是一件考古發掘的出土文物，過濾器，包括蓋、過濾缽和過濾器三件配套，實用過濾器器內還有分割的隔檔，可能與酒類的製作有關，即將未經過濾、汁滓（zi）混合的原釀，即醪、醅倒入過濾缽進行過濾，讓酒液從衝天嘴流入過濾器，渣滓留在過濾缽內。考古發現過濾器均與標識女性墓的紡輪共出，絕不與標識男性的玉石鉞共存。這些是過濾器的基本信息量，那麼對照標識牌和背景板文字：

? 1、時間，良渚文化√

? 2、地點，吳家埠√

? 3、哪個單元的？吳家埠M？?

? 4、那個單元還有什麼其他遺物？?

? 5、墓主人怎麼樣？?

? 6、這件遺物的功能是什麼？是怎麼使用的？?

? 7、在良渚文化陶器群中有什麼地位和意義??

當然，我們也要深刻地認識到歷史類博物館涉及考古展覽的局限性。首先，如同考古所揭示的僅是古代人類的很小一部分一樣，博物館的展覽也只能展覽考古成果的很少一部分內容。其次，同樣的把死人說活，替器物說話，考古學和博物館的表述語言還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更擔負著發現和復原歷史的重任，而後者主要承擔教育和傳播的功能。

五、結語

考古學作為學科，有著學科建設和發展的自身規律和要求，也擔負著學科發展的目的性。博物館作為教育、研究和欣賞的目的，在對考古材料進行解讀、利用和展示時，要充分認識到考古學科發展的現狀，了解和把握最新的考古成果，從而達到更為全面、有效的展示。無論歷史類博物館如何發展，承載考古context和巨大信息量的考古出土文物和遺迹，一定仍是歷史類博物館最具價值的實物。歷史類博物館的相關領導和從業人員應該多花點時間和功夫，學習和了解考古學的基本知識，把握考古學科發展和考古新發現、新研究成果。同時，一線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也要以極大的熱情和更高的綜合素質，關注公眾傳播的最大途徑——歷史類博物館的建設和發展。

附記：本文為2018年6月4日在湖州博物館紀念第42個國際博物館日系列活動「從考古發掘到博物館展陳「講座的文字版。

2018年5月22日MU583初稿、5月24日UA1688二稿

2018年6月8日定稿

注釋：

【1】《考古學概論》編寫組：《考古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頁。

【2】蘇秉琦：《如何使考古成為人民的事業》，原載天津《進步日報》1950年2月16日。

【3】崔波：《新時代博物館定義再思考》、《中國文物報》2017年10月25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物館與博物館學——新時代博物館定義的再思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公眾號，2017-10-16.《國博館長劍指考古發掘單位：速速移交出土文物！》，」文博圈「公眾號，2018-03-06.「七大博物館合作上演第一屆文物戲精大會」，「人民日報」新浪文博2018-5-18 23：42.

【4】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台北，1967年1月再版。

【5】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中國的考古收穫》，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1頁。

【6】夏鼐：《前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頁。

【7】王巍：《新中國考古六十年》，《考古》2009年第9期，第7頁。

【8】王巍：《考古學成為一級學科的前前後後》，《中國文物報》2012年6月15日。

【9】 轉引自李新偉：《CONTEXT方法淺談》，《東南文化》1999年第1期。

【10】（英）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著，陳淳譯：《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1】 「最具博物館價值的陳列品是實物原件，這些實物原件是博物館信息量最原始的載體，是第一手的原始資料，我們把它通稱為文物」，呂濟民、蘇東海：《博物館》，刊《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 博物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第22頁。

【12】王巍總主編：《中國考古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第1頁。

【13】趙輝：《怎樣考察學術史》，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編：《考古學研究（九）——慶祝嚴文明先生八十壽辰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824頁。

【14】近些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其他單位，在餘姚田螺山和良渚古城遺址的綜合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收穫，田螺山遺址參見北京大學中國考古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田螺山遺址自然遺存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

【15】「國際博物館日」，https://baike.baidu.com/item/國際博物館日689088?fr=aladdin#3，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Museum_Day.

【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權力與信仰——良渚遺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

（圖文轉自「浙江考古」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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