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一百二十年後，回望戊戌變法

晚清哀傷史，痛徹警世人。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急於挽救中國危亡的清德宗(光緒)皇帝發出了《明定國是》詔，即日起正式開始了戊戌變法，可惜這個「百日維新」卻是速興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場變法為何最終失敗？它給中國帶來什麼？120年後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意義和啟示？

短命的「口水變法」

前些天，筆者又進入清西陵光緒的地宮內，站在那個為無數後人所嘆息的皇帝靈柩前，不禁思緒萬千。聯想到十年前「光緒死因報告會」發布的結論，法醫檢驗鑒定中心等單位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檢驗已證實，光緒帝確屬砒霜毒殺，這說明不僅有「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獻出頭顱，連支持他們的皇帝都付出了生命代價。自古變法之難，總伴喋血之災!

作為一場由封建皇帝下詔書自上而下推動的「變法」，為什麼最後會落到如此結局？從今天來看，一方面大多數人在執行「變法」中的政策時並非真心擁護，而只是敷衍了事;另一方面推行變法的人只追求「改變」，忽略了更多人能從改變中得到什麼。

在那個戊戌年的夏天，面對列強要瓜分中華的危境，不甘心當亡國之君的光緒帝倚重剛進入官場、品級較低的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幻想進行一場幾年內就能強國的變法。據《戊戌變法史》統計，在這103天內，光緒帝讓那幾個書生起草並自己審定發出的變法詔令，居然超過110道，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各方面的根本性變革。此間各衙門、各省、各州天天奉詔，可謂歷史上下達中央政府文件最密集的時期。不過，除湖南有些動作外，京官和各處督撫們對落實新法至多停留在口頭上，所以事實上只形成一場短命的「口水變法」。

雪片般的「變法」詔令飛來，官員幾乎都是觀望、延宕，其關鍵在於提出的新政未讓多少人馬上受益，廢除舊制立即得罪的人卻遍及朝野。詔令中，「興辦工商、倡新學、建新軍」的內容看似美好卻畢竟還是畫餅，尤其是廣大民眾都感到與己無關。裁撤大量衙門和官員、廢除八股考試，裁撤驛站設立郵局等詔令，卻馬上會讓大批官員、文人丟掉飯碗和晉身之階。全國幾十萬綠營官兵聽到裁汰令就面臨失業，多數軍營中已是群情洶洶。

此前清廷同意李鴻章等人辦「洋務」時，行新政卻不廢舊衙門和舊軍，頑固派雖有反對之聲卻還能勉強容忍。戊戌變法時拋出如此激進的裁汰命令，光緒帝和草擬詔書的康梁等人卻沒有提出相應的安置辦法，必然引發一片嘩然。

被低估的「反改革」力量

站在歷史的角度，以全球視野來看，任何變法和改革都會損害一些守舊者的利益。如果推動變法的人低估了「反改革」勢力的能量和意志，那麼變法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不高。要使「變法」取得成功，關鍵是革新的一派有更強的力量，同時也要採取妥當的措施。

從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從時稱「西亞病夫」的奧斯曼帝國，到「東亞病夫」大清帝國，直至朝鮮和日本，都在西方的壓迫下為自強而進行過變法維新的嘗試。其中，只有日本獲得成功。

明治維新能夠較順利進行，是由於天皇掌握了實權，「尊王」的長州藩等武士集團又擁有壓倒德川幕府的軍力，同時對舊勢力還保留其一些待遇，英美也想利用日本牽制沙俄，所以又給予了幫助。

相比之下，戊戌年只有28歲的光緒雖在名義上「新政」，決定權卻仍由慈禧太后在背後操控，皇帝本人缺乏理政經驗。他所破格提升重用的康有為等人，更是既不知兵也不諳官場之道的文人學士，只能得到國內極少數激進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同情。那些手握兵權、財權的洋務派如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雖不同於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卻對那幾個一步登天的維新派文人更為不滿，關鍵時刻都不會支持變法。

歷史悲劇的啟示

此外，有青春熱血和書生意氣者若突然掌握了權力，往往會急於推進改革，冒進的結果必然欲速則不達。作為一場全國範圍的「變法」，改革的「工程量」是巨大的，而且很多必須貫穿到細微之處。改革從來都不只是從紙面理論到現實中複製那麼簡單。

因戊戌變法是以日本為榜樣，康有為等人竟想讓光緒帝聘請在東京剛換屆卸任的伊藤博文任「客卿」，以指導中國改革。伊藤到北京受過光緒接見後，卻向李鴻章說，那些「三五喜事之徒」只會把國家大廈搞垮。可見，對維新派充滿了輕蔑。

頒發那麼多急躁的變法詔令後，光緒在朝廷變成了「孤家寡人」，慈禧太后卻成了眾望所歸。面對皇帝之位岌岌可危的形勢，手無寸鐵的康有為等人只好鋌而走險，求助於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的袁世凱。袁世凱的告密，也最終導致戊戌變法的全面失敗。

變法在旦夕間輕易被扼殺而毫無抵抗之力，說明維新派既沒有群眾基礎，也無軍隊和上層實權者支持，如此豈能不敗？

戊戌變法被輕易撲滅，是當年立志改革強國者的歷史悲劇。此事反映出當時中國頑固守舊勢力的根深蒂固，想以變法撼動他們全無可能，只有靠革命將其打倒。隨後也有了孫中山等領導的辛亥革命。最後由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終於把上至官僚軍閥買辦、下至土豪劣紳幫會的黑惡勢力全部剷除，迎來了神州「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人間巨變。

歷史證明，沒有理想和激情就不會有變法和革命，缺乏務實精神又無法成就變法和革命。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往往會刺激人出現冒進情緒，20世紀的革命中也出現了不少「幼稚病」和盲目求速勝的急性病。後來得以成功的鬥爭，恰恰都是注重政策和策略，將創新計劃與穩妥落實相結合的成果。

當然，後人不能苛求前人，回首推進戊戌變法的失敗者，可稱其事可哀，其情可感。譚嗣同殉難前「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詩句，仍長久地激勵著後來的改革創新者。而百年來，居安思危、永懷進取，已經印在中國人的思想里。(作者是國防大學教授、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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