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迷案——九一八當晚張學良真與滿族影星胡蝶在一起跳舞？
張學良
號稱「平生無憾事，惟一愛女人」的張學良，一生緋聞不斷，年輕時候自不必說，直到晚年好不容易脫離蔣氏父子的牢籠移居美國，仍有風流韻事傳出，搞得趙四小姐醋意大發。對於那些已成過去的花紅酒綠的故事，張學良晚年並不忌諱和掩飾，他對專門為其撰寫口述實錄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德剛曾真誠地回憶、講述過自己在男女方面的隱私。正是由於張的坦城直率，使原來在社會和坊間流傳得紛紛揚揚的一些子虛烏有的緋聞得以澄清，如「九?一八」事變後，曾轟動全國乃至世界的張學良與胡蝶緋聞案即其一例。
1931年9月18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溝一段路軌，誣稱此舉乃中國軍隊所為，以此為借口，炮轟瀋陽北大營中國駐軍，自此揭開了「九?一八」事變的序幕。此後，日軍在一周之內佔領遼寧、吉林的大部分地區，兵鋒所向，直指黑龍江廣大遼闊領域。在整個事變過程中，屯紮在該地區的十九萬東北軍精銳根據指揮者的命令，一槍未放，退入山海關以內。至1932年1月2日，日軍用百日時間佔領東北三省全境，此為「事變」之尾聲。這個尾聲只是一個階段或過程的界標，它引發的重大惡果不但未得結束，反而才剛剛開始。正如傅斯年所說，「九?一八」事變，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也正是近百年中東亞史上最大的一個轉關，也正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兩件自然一個是世界大戰，一個是俄國革命」，而「瀋陽事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邏輯的開始」。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節制東北的封疆大吏是號稱「少帥」的小六子張學良，他身兼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北平行營主任，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國民黨東北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此時張不但有掌控生殺大權的「東北王」之譽，而且所有東北、華北各省（遼、吉、黑、熱、冀、察、晉、綏）的軍事，均受張學良節制，設在北平的「陸海空軍副司令部為最高機關之一」，這是張學良一生權勢的頂峰。不過，這位「少帥」當時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卻是一位風流倜儻外加吸大麻玩女人、生活淫蕩糜爛的紈絝子弟，此人倘生在一般人家，依然子承父業，早已加入了黑幫暗道，或越過夾皮溝，爬上威虎山，與座山雕輩在林海雪原中佔山為王了。所幸憑藉「鬍子」出身的老子張作霖留下的宏大基業，陰陽差錯地登上了全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此次日軍進攻，東北幾十萬大軍一槍未放就丟了東北三省一百三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導致三千萬東北同胞在日軍的鐵蹄下過起了亡國奴生活，作為封疆大吏與最為直接的軍事最高指揮者自然難逃干係。一時間，張學良成為眾矢之的，國人皆恨之，斥罵曰「不抵抗將軍」。凡具有道德和正義感的國際社會輿論也無不對張氏的所作所為同仇敵愾，大加鞭撻，德國報界甚至曾提議乾脆將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張學良這位「不抵抗將軍」，因為張將學良這一做法「有裨於東亞和平乃至全世界和平不淺」』云云。
就在輿論喧騰，世人對張學良皆曰可殺的歷史性時刻，上海《時事新報》11月20日以「馬君武感時近作」為題，發表了《哀瀋陽》七絕二首。詩曰：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
詩中所說的趙四，按時髦的說法乃張的小蜜或曰二奶趙一荻；朱五，乃梁思成、林徽因服務的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膝下排行第五的女公子朱湄筠；胡蝶，乃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的女主角，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傾國傾城的當紅電影「皇后」，也是中國第一位應邀參加國際電影節，將中國電影帶入世界的「文化大使」。這馬君武同樣不是等閑之輩，此人乃廣西桂林人士，清光緒七年，也就是1881年出生。早年曾就讀於桂林、廣州、上海等地高校，1901年冬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專攻化學，圖謀製造炸彈搞恐怖活動，他是極端的恐怖分子，對國家領導人居住紫禁城進行恐怖活動，圖謀把那些古色古香的桌椅板凳連同上面坐著的皇帝、皇妃、皇族中的各色人等炸個粉碎，欲以此消解大清帝國。1905年8月，馬氏在日本首批加入同盟會，與黃興、陳天華等人共同起草同盟會章程，並出任《民報》主要撰稿人。同年年底回國，任上海公學總教習。1907年赴德國入柏林工業大學攻讀冶金學，武昌起義爆發後回國，作為廣西代表參與起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一度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馬氏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學學習，獲工學博士學位。1916年回國，次年參加孫中山發起的「護法運動」，任廣州軍政府交通總長。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馬任總統府秘書長兼任廣西省省長。1924年國民黨實行改組，馬君武聯合馮自由、章炳麟等儒林名士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改組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與國民黨公開決裂。1925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旋被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除黨籍。此後，馬氏棄仕途而致力於教育事業，先後任上海大夏大學、北京工業大學、上海中國公學等校校長。據馬君武當年的學生胡適（1906年胡氏考中國公學時乃馬親手拔取，後胡也做過該校校長）對他的弟子羅爾綱說：「馬先生是孫中山同盟會的秘書長，地位很高。只是脾氣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 只此一語，馬君武的張狂狷介性格便活靈活現地呈現出來。
1927年，馬君武應廣西省政府之邀赴梧州創辦廣西大學，並出任校長。幾年後「九?一八」事變爆發，社會各界議論紛紛，全國哄傳「不抵抗將軍」張學良於「事變」之夜，正在北平六國飯店抱著趙四，摟著朱五，挎著胡蝶等一堆「名女人」，在燈光閃耀的舞池中上下轉著圈撲騰不休。於政學兩界聲名赫赫，又天性耿直狷狂且頗負詩名的馬君武聞訊，激於愛國義憤，以革命老前輩的資格加一代名詩人的道行，仿李義山即晚唐詩人李商隱的《北齊》二首，寫出了轟動一時的《哀瀋陽》。李義山之《北齊》乃詠史之作，詩曰：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此詩諷刺北齊後主高緯因寵幸馮淑妃而導致亡國之禍，以借古鑒今。馬君武抓住「九?一八」事變與張學良醉生夢死的生活以成其詩，極其明白地向世人道出這一樣一個事實：「事變」發生當夜，張學良正在北平情意綿綿地糾纏於三個妖媚女人之間跳舞行樂，哪管他三省淪陷，神州陸沉，以及父老鄉親焚骨埋屍之慘狀。詩中指名道姓，言之鑿鑿，一經刊發，即洛陽紙貴，國人聞之無不同仇敵愾。因了這首詩的廣為流傳，也更坐實了張學良「不抵抗將軍」之惡名。為此，馬君武頗為得意，直到六年後抗戰爆發之初，馬氏還在漢口自詡此詩敢和明末清初著名詩人、祭酒吳梅村痛斥賣國漢奸吳三桂的那首著名的《圓圓曲》相媲美，且大有勝吳氏一籌、永垂史冊之慨。後來的歷史確也部分地證明了馬君武本人的預見，事隔七十餘年，能諳熟並背誦此詩者大有人在。
(原文此處部分文字，擔心違規被刪除。)
在諸多的論著中，或曰國民黨政府最高當局在事變前「嚴令張學良所部東北軍不作任何抵抗」，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又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 或曰在日軍進攻面前，蔣介石竟嚴令東北軍抱「絕對不抵抗主義」，使幾十萬東北軍一槍不放退入關內。或曰「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向張學良下「不抵抗」命令，張學良「忍痛執行」蔣的「不抵抗主義」方針。或曰「張學良只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蔣介石才是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 或曰：日本人佔領了張學良奉天的軍事大本營，張學良遵循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對日本人的進攻，他一退再退，把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人，在全國民眾的一片唾罵聲中，他又做了蔣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將軍」的臭名落在他的頭上。或曰，當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電張學良：「切請採取不抵抗主義，勿使事態擴大，影響外交解決。」 更有論著引證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郭維城（滿族將領，後參加革命，解放後曾擔任鐵道部部長）發表在1946年8月24日《東北日報》上的回憶文章《郭維城將軍揭露十四年前反動派出賣東北罪行》，來加以證明「九?一八」事變導致東北淪陷與張學良無涉，全是蔣介石一人的罪過。文中說：「『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南京方面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複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 更為廣泛的傳說是，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軍事法庭上辯護說：過去國人都責怪我出賣東北，現在我要讀一封蔣委員長給我的電報，說著從衣服口袋中掏出一個小錢包，從中拿出電報宣讀，大意是「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要抵抗，云云。類似說法可謂洋洋大觀，不一而足。
那麼事實真相到底如何呢？「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夜，張學良在哪裡？蔣介石又在哪裡呢？蔣介石下達過「不抵抗命令」嗎，他是向誰下達的？
許多材料說「事變」發生當晚，張學良在北平看戲。2005年，香港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欄目再次提到了這一問題。李氏一度引用當年任張學良副官的何世禮之說法，謂那天張陪著何世禮的老爸何東爵士看戲，看到一半，突然來了電報，張少帥看罷與何東告別，匆匆而去，再沒有回到包廂里。當時何東覺得張學良失禮，還有些不高興，第二天在報上看到日本侵略軍發動事變的消息，才明白張不辭而別的緣由，等等。這一說法與另一位留法名人盛成的回憶錄《舊世新書》所言大體相同，只是盛的回憶更為詳細，說張當晚所在處所是華樂戲院，當時盛正陪同國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張繼在院內看戲，其座恰與張學良包廂相鄰。唱戲的主角是當時南京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褚到新疆出差剛到平不久，他唱戲其實是票友性質，與真正的名角登台演出不同。這晚褚唱的是《空城計》，演諸葛亮者，乃褚之秘書。盛氏「正看戲時，東北來了急電。因為張學良下令任何人不準進他的包廂，結果送電報的找到了我們這兒。張繼讓我問一問情形，來人告訴我是東北來的緊急電報。我慢慢敲了敲張的門，門沒有開。戲散後，我對張學良說：『漢卿，有一個緊急電報給你。』張一看很著急，拿著電報就走了」。
另有一說，謂「九?一八」事變當晚，原住在協和醫院治病的張學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將領，攜夫人于鳳至及趙四小姐去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演唱的《宇宙鋒》。觀劇中途，張聞侍衛副官長譚海來報事變，即起身返回醫院。張學良接通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電話，了解詳情，並著左右終宵與南京當局電話聯繫，請示如何應變。當時財政部冀察晉綏特派員荊有容目睹，張還曾親自與南京通話。張學良迅即召來顧問瑞納，令其立即通知歐美各國駐平新聞記者，夤夜舉行記者招待會。同時，張學良召集戢翼翹、于學忠、萬福麟、鮑文樾等重要將領舉行緊急會議，磋商對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張學良庶幾沒有休息。待記者招待會畢，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許時間。稍後，南京軍事委員會複電稱：「日軍此舉，不過是尋常挑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絕對不準抵抗」，等等。以上事例說明，事變發生時張學良在北平某戲院正在看戲應是事實——儘管細節各有不同。
蔣介石卻遠沒有張學良如此悠閑自在，9月18日這天，蔣氏攜周佛海等乘「永綏」號軍艦離京赴江西督「剿」紅軍。有人說這一晚蔣在南昌行營，有人猜測很可能正在軍艦上過夜，但無論作如何說，蔣介石這一夜不在南京當是不爭的事實。結合顧維鈞與張學良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等人的回憶，張學良是19日才致電南京報告瀋陽事變情況的。也就是說，南京國民政府中央得知瀋陽事變的消息，不是事變當晚的18日，而是第二天的19日，這一事實亦可從國民黨中央臨時會議的記錄和邵元沖日記等得到證明。19日晚，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臨時會議，決定「電請蔣主席回京」。 既然蔣當晚不在南京，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張學良，不可能一晚上與南京的軍事幕僚們來往十幾封電報，因為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且十幾封電報傳來傳去需要大量時間，根本不可能在幾個小時內完成。因而郭維城的回憶漏洞頗多，難以憑信，更不知所謂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下令張學良不準抵抗的電文保存在哪裡？幾十年來大陸沒有發現，而台灣已經解密的「總統檔案室」秘檔存放處亦無痕迹。只是郭維城等人的言詞，日後又以訛傳訛，滋生了張學良夫人于鳳至藏匿蔣介石電報於倫敦之說，遂成又一懸案。
其實，對於「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主義」之真相，一生號稱敢作敢為的張學良晚年曾多次談及。他直言不諱地反覆說明，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記者採訪張學良並提及「九?一八」事變情形時，張氏說：「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又說，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張學良說這話時身在台灣，鑒於其幾十年遭監禁的經歷，採訪者懷疑：「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做如是說。」 也就是說，當時採訪者認為張學良之語不能代表他的真心話，而是迫於國民黨台灣當局的壓力不得不做言不由衷的表態。對於採訪者的論斷，許多研究者不以為然，以曾景忠為首的大陸學者認為：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曲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獲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公開為張九十歲生日慶壽，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標誌。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游。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為他的回憶錄捉刀」。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另，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接受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人訪談時，談到「九?一八」事變，有人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由於張學良的機要秘書郭維城謂蔣介石一夜「十幾次複電」之說，後來就有文章加以引申為：「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十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後來張夫人于鳳至到歐洲，特地把這些電報保存在倫敦滙豐銀行保險柜中。因為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後，于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云云。而據曾替張學良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 張學良在為他記錄自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談話中說：「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釋當時為什麼下令不抵抗：「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又說：「不抵抗，不能把這個委過於中央。」當唐氏述及五十多年都說蔣介石電令不抵抗，張學良還把電報稿總是放在身上時，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這種事情，我不能委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儘管作為最有發言權的張學良就此事再三清楚地加以表明，但仍有一部分劣頑不化者不願意相信這一事實，仍一口咬定是蔣介石所為。一個簡單的道理是，要想咬定蔣介石，就必須否定張學良之說，如何否定？於是有好事者如在鳳凰衛視中經常濫放厥詞的李敖等人，就編造出一個心理學上的神話——斯德哥爾摩徵候群。李敖公開放言道，張學良晚年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得了一種叫做「斯德哥爾摩徵候群」的病。李氏解釋說：「什麼叫做斯德哥爾摩徵候群？就是當年在斯德哥爾摩地方一個銀行，一個強盜進去搶了這個銀行，然後呢裹挾了一個銀行女職員，帶著她作為人質，然後跑掉了，就使你警察開槍不好開，抓我也不方便。結果這個女孩子在被迫跟這個強盜浪跡天涯海角這樣跑的時候，居然愛上了這個強盜，然後呢就跟著這強盜等於干同樣的事情了，就是認同了這個強盜。這個在心理學上叫做斯德哥爾摩徵候群。就是當你被一個力量長時期壓迫的時候，久而久之你會不小心地，或者不自覺地對壓迫你的勢力認同，你對這個力量認同。」
關於張學良是否得了這種「徵候群」，此事過於複雜，很難用一二句話解釋清楚。僅從他以上幾段話來看，頭腦似乎正常，看不出有什麼所謂壓力下的認同。李敖卻「咬定青山不放鬆」，大瞪著眼睛堅持「九?一八」東北淪陷完全是蔣介石的責任，證據是事變的第二天，張學良給蔣介石發的那封電報，電文除簡單報告事變經過外，還說「我們奉行不抵抗主義」，云云。因而李敖就說：「從這句話里我們才看出來，原來是中央的決策，我遵照你中央的決策不抵抗主義，所以我不能夠跟日本人打，所以我丟掉了東北。所以叫張學良來背這個黑鍋是非常非常不公道的。可是蔣介石就這樣干啊，張學良就背了黑鍋。」
為了進一步坐實是蔣介石下的不抵抗命令，李敖還舉出蔣於8月16日明令訓誡張學良的所謂「銑電」，電文曰：「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不顧。」（洪鈁在《「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一文中有回憶）按李敖之邏輯思維，「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不抵抗，執行的就是這份「銑電」之命令。
且不說這份所謂「銑電」是「九?一八」事變前一個多月發出，即是在事變前一二天發出，蔣介石所說的也只是日本人「尋釁」，我方不抵抗。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尋釁」乃「故意找事挑釁」之意，如尋釁逞凶等。而「九?一八」事變的當晚，日軍炮火之猛烈，進攻、佔領意圖之明顯，顯然非「尋釁」二字之意可涵蓋，而是「大規模地進攻」了，二者是有天地之別的。因而還是張學良後來說的有道理，作為封疆大吏，這一晚上他有權下達一切命令，只是他把敵人的佔領意圖誤認為是一般的尋釁滋事，由於判斷失誤，故採取了「不抵抗主義」，眼睜睜地看著瀋陽被佔領的戰爭悲劇發生。到了「事變」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蔣介石返回南京後，召集黨國大員如何商討採取如何策略對敵，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單就「九?一八」事變之始這一階段論，責在學良，而社會輿論稱張學良是「不抵抗將軍」是恰當的，也是合乎歷史事實的。換句話說，把不抵抗的帽子像李敖一樣無端地扣到當夜對「事變」一無所知的黨國最高領袖蔣介石頭上，是違背歷史真實和極不公道的。有了張學良的解釋與聲明，所謂的「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主義」之責任，從此可以明晰矣！
最後附帶說一下當年「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之詩中的朱五與胡蝶兩位名女人。
1991年，張學良對哥倫比亞大學口述部工作人員口述其歷史的時候，曾提到了「九?一八」事變與馬君武的詩，他說：「我最恨馬君武的那句詩了，就是『趙四風流朱五狂』，這個朱五是誰呢？朱五就是朱啟鈐的五小姐，她是我秘書朱光沐的太太。他倆結婚的時候，是我給他們主婚。她小的時候，我就認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僅僅是一般的朋友關係。她的四姐還嫁給了我的一位副官。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僅沒有任何關係，我都沒有跟她開過一句玩笑。」張學良的辯解，意在為他和朱湄筠之間沒有馬君武在詩中所指的那種曖昧關係作公開澄清。張學良又說：「朱五跟我現在的太太(按：指趙一荻)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們都是天津女子中學的學生。朱五調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會上，馬君武也坐在那裡，朱五就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
李敖在鳳凰衛視中談到馬君武那首詩時，曾宣稱，胡蝶晚年寫的回憶錄中說自己根本不認識張學良。接下來便信口開河道：「這位大名鼎鼎的電影明星，當時她不澄清，她不說她不認識張學良，並且當時她還很得意。為什麼呢？我跟少帥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我們兩個加在一起，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相乘的效果。她不否認的結果就是張學良背了黑鍋。大家想到沒有，她老了以後才否認……在台灣寫回憶錄的時候，才肯講出來真話，當年她不肯講，她覺得我是胡蝶，我是有名的電影明星，我跟張少帥在一起我們跳舞，讓你們傳說好了，她覺得她是一種享受，這涉及了名女人的心理，可是把張學良就害慘了。」
著名詩人、作家何三坡對李敖的為人為文曾下過這樣一句評語，此君乃「文人中的政客，政客中的文人，兩頭都沾邊，兩頭都無道兒。作為政客，他的出謀劃策，皆小夫蛇鼠之計智，用之於家，則亡家；用之於國，則僨國；用之於天下，則失天下。作為文人，觀其譎吊辭談，實乃一無行、無恥、無德之『三無』妄人也」！或曰：「李氏之所作所為所言，皆擺脫不了孤島一隅之地的狹隘偏僻特色也。」此評價若不能切中要害，亦與李氏之真實面目不遠也。至於本文說李氏信口開河，乃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位「三無」人士大睜著眼說瞎話，不但誣了他的仇人主子蔣介石，同樣枉誣了與他無冤無仇且不相識的一代人民藝術家——胡蝶。
民國影星胡蝶
歷史呈現在世人面前一個不可隨意更改塗抹的鐵證是，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馬詩的當日，胡蝶所服務的明星影片公司就做出了快速反應，並於11月21日、22日連續兩天在上海最具影響的《申報》以胡蝶的名義發表聲明闢謠，意謂馬君武之作乃一派胡言亂語，根本沒有此事。明星影片公司的著名導演、編劇、演員張石川、洪深、夏佩珍、龔稼農、鄭小秋等人也紛紛出面助陣，刊登聲明，為胡蝶洗刷不白之冤。其中刊載的《胡蝶闢謠》曰：
「蝶於上月為攝演影劇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適逢國難，明星同人乃開會集議，公決抵制日貨，並規定罰則。禁止男女之演員私自出外遊戲及酬酢，所有私人宴會一概予以謝絕。留平五十餘日，未嘗一涉舞場。不料公畢回申，忽聞海上有數報登載蝶與張副司令由相與跳舞而過從甚密，且獲巨值之饋贈云云。蝶初以為此種捕風捉影之談不久必然水落石出，無須亟亟分辯。乃日咋有日本新聞將蝶之小影與張副司令之名字並列報端，更造作饋贈十萬元等等之蜚語。其用意無非欲借男女曖昧之事，不惜犧牲蝶個人之名譽，以遂其誣衊陷害之毒計。查此次日人利用宣傳陰謀，凡有可以侮辱我中華官吏與國民者，無所不用其極，亦不僅只此一事。惟事實不容顛倒，良心尚未盡喪。」
最後，胡蝶頗動感情，頗為慷慨和具有浩然之氣地表示道：「蝶亦國民一份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負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國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嗚呼！暴日欲逐其并吞中國之野心，造謠生事，設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蓋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冀阻止其回遼反攻。願我國人悉燭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殺人之計也。」
緊接其後的就是《明星影片公司張石川等啟事》，曰：
「胡女士闢謠之言盡屬實情實事。同人此次赴平攝取《啼笑姻緣》、《舊時京華》、《自由花》等外景部分，為時幾近兩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獨胡女士未嘗違反公司罰則而外出，更未嘗得見張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職演員同住東四牌樓三條衚衕十四號後大院內，每值攝片，同出同歸，演員中更未嘗有一人獨自出遊者。初到及歸前數日或出購買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與偕，故各人行動無不盡知。同人非全無心肝者，豈能容女演員作此不名譽之行動？尚祈各界勿信謠傳，同人願以人格為之保證焉。
歸自北平之張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體職員及鄭小秋、龔稼農、夏佩珍等全體演員同啟。」
這樣的白紙黑字堂堂正正地印在報上，還不足以說明當時的胡蝶既為自己又為張學良辯誣洗冤嗎？當「闢謠啟事」刊出後，社會上有許多人對胡蝶蒙受「不白之冤」表示同情與義憤，曾力主胡蝶訴諸法律，與馬君武對簿公堂。胡終能以民族大義為念，洞察敵寇之奸惡，揭露「侮辱我中華官吏和國民」，「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冀阻止其回遼反攻」之伎倆，「而毋遂其借刀殺人之計也」。也就是說，在國難當頭，胡蝶以民族大義為念，沒有採取自家內亂，節外生枝，火上澆油，令仇者快、親者痛的行動。儘管這些明智的抉擇不見得全是胡蝶一人所能想得出，顯然有明星公司諸同事的功勞，但這一切，至少是胡蝶同意和所接受並受國人稱道的。就其姿態而言，哪裡如李敖所言有半點得意狀，且有「我跟少帥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等等卑鄙齬齪的想法？哪裡來的「把張學良就害慘了」之惡意。如果說在「九?一八」事變中本應承擔責任的張學良因這首詩而感到冤枉，那麼最直接的受害者乃是無故與其綁在一起的胡蝶，而非張學良本人。或曰張學良這個「不抵抗將軍」害慘了胡蝶，使遭受不明真相者「紅顏禍水」的指責與詛罵。
1986年，為了回報觀眾多年來對自己事業的熱情關懷，胡蝶請她的英語老師劉慧琴幫忙，撰寫了回憶錄——《胡蝶回憶錄》。同年台灣金馬獎評獎委員會鑒於她一生對中國電影事業的傑出貢獻，授予她金馬獎，隱遁幾十年的胡蝶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在回憶錄中，胡蝶提到了往日馬詩引起的令她一生都為之耿耿於懷的跳舞公案。文中說：「馬君武這兩首詩是根據傳聞而寫。據後來了解，是日本通訊社從中造謠中傷張學良，以引起國人對他的憤慨，轉移目標。馬君武激於義憤，一時也未能考證事情的可靠與否，只是將我也牽連進去了。」又說：「我是在事變之後方始到達北平的。」抵達天津時，「見到大批撤下來的軍隊，知是瀋陽失守了」。 這段記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白，九一八事變之晚，她根本未在北平。而據北平報界報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車站時，受到熱情觀眾包圍，盛況空前，云云。那麼他與張學良在「事變」之夜相擁跳舞，當然是子虛烏有之事。
最後，胡蝶頗為感慨地說：「現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齡也算高壽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實是很短暫的。對於個人生活瑣事，雖有訛傳，也不必過於計較，緊要的是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儘管這段話字裡行間耐人尋味（意在表述外間盛傳的她在重慶與戴笠的一段私情），但明晰的一點卻是在民族大義上的「不含糊」，這一點，胡蝶自信是做到了的。所以，她頗為自慰說：對於有些謠言，「我並不大在乎，如果我對每個傳言都那麼認真，我也就無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張學良跳舞的事情，鬧了近半個世紀。現在不都澄清了嗎？」
不但當年跳舞公案得以澄清，張學良與胡蝶確實終生都未謀面。「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因公務到滬，有人慾從中促成其與胡蝶謀面，以不枉「翩翩胡蝶正當行」之詩意。張即正色謝絕：「如果這樣，謠言豈不得到證實？」頗有意味的是，1964年6月，胡蝶應邀赴台灣出席第11屆亞洲電影展，也曾有好事的記者問胡蝶是否要見一見張學良，他們可以代為安排。胡蝶頗為輕鬆地笑答：「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胡蝶：《胡蝶回憶錄》）張、胡這對民國時期最為耀眼的酷男靚女，失去了最後一次翩翩起舞的機緣。
晚年的胡蝶隨學有所成的兒子定居加拿大，她生性開朗，閑時常找人聊天或出外散步，1989年3月23日，胡蝶在散步時跌倒引發了中風，4月23日去世。一代影后隨風飄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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