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一百二十周年回看

原標題：戊戌變法一百二十周年回看

歷史是條長河，永遠向前流動。在歷史的潮流里，轉型期是個瓶頸，是個三峽。近一個半世紀中國變亂的性質，就是兩千年一遇的「社會文化大轉型」現象，其間死人如麻，痛苦至極。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從此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

——歷史學家唐德剛

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清德宗(光緒)皇帝發出《明定國是》詔，即日起正式開始戊戌變法，可惜這個「百日維新」卻是速興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場變法為何最終失敗？它給中國帶來什麼？120年後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啟示？請聽歷史學家唐德剛給我們講解120年前的戊戌變法。

唐德剛（1920－2009），安徽合肥人，美籍華人學者，歷史學家、傳記文學家、紅學家。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著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等。唐德剛的另一大貢獻為關於中國近代演變的「歷史三峽」說。

在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中，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承擔了無數次大小「革命」，也有變法。粗淺地說來，「革命」易而「變法」難也。蓋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則敵我分明、對象顯著，而手段單純。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變自己之法則對象不明、敵我難分，而手段千變萬化也。毛澤東不言乎：「矛盾」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別也。敵我矛盾可以一槍了事，人民內部矛盾則抽刀斷水，沾漣不盡矣。「變法」者亦「人民內部的矛盾」之一種也。

君不見戊戌之變時有新舊之爭、帝後之爭、母子之爭，甚至婆媳之爭。帝黨中有後黨，後黨中亦有帝黨。開衙門、關衙門，糾纏不盡！

蘇東坡不也說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蘇子這話，並未說透。談時政、評當朝，當局者固迷，旁觀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報攤上去翻翻，有幾位大家名筆不在自說自話，甚至瞎說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變法？非也。時間因素不夠嘛！等它一百年，再回頭看看，自會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談談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

「社會轉型」需時數百年

有人或嫌我們「轉型」（也可說是「現代化」吧）太慢了一點。君不見日本轉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嗎？其實日本轉型是個例外（容後節細論之），其他民族社會轉型，均需三兩百年始見膚功也。

我國古代的商鞅變法自公元前356年變起，至前221年始皇統一凡130餘年，始搞出「秦政法」（毛澤東語）來。但是秦皇「任刑太過」（顧炎武語），再繼續向前「轉」進。又實驗了100餘年，至漢武帝以後才慢慢地搞出個「霸王道雜之」（漢宣帝劉詢的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和重農輕商的大帝國的「定型」來。這一漢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2000餘年，基本上沒有原則性的改變。在始皇前、武帝後這兩個定型之間，「轉型期」延長至300餘年！

近代歐洲社會的轉型，實始於14世紀初年（1300）的文藝復興。一轉也是300餘年，直至17世紀（1600）之末，才逐漸「定型」；變成以自由個體為社會基礎，以大規模機器生產為財富來源的「資本主義」（capitalistic）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和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來。這一現代西方的「定型」已維持了400餘年。可是在1991年年底蘇聯解體，原蘇聯各邦同意再組邦聯。西歐各國與此同時也正在大搞其「幣同型」（common currency），一個新的西方政治社會的「轉型期」又已顯其端倪矣。——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尚前途漫漫，而當代西方社會又已開始轉型，這大概是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必然後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會轉型史中，日本轉得最快。1868年明治維新後，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躋身世界先進強權之列。這可能是由於維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與中古歐洲封建制的基本形態甚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實行「歐化」（歐洲式的現代化），則社會發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鳴驚人了；另一點則是島居小邦的關係。西方的現代化，尤其是「經濟起飛」，都是從「小邦」（small state）開始實行的［而現在又逐漸走向大型的經濟邦聯（economic commonwealth）］；美國獨立之初不也是13個小邦的邦聯嗎？現在亞洲的「四條小龍」還不是四個「小邦」？

我們中國是個有特殊歷史和「亞洲式社會」（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國，一旦搞起「西式」的「現代化」（簡稱「西化」）來，鑿枘不投，就沒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麼輕鬆了。我們搞「西化」，尤其是搞脫胎換骨的「全盤西化」，那就要迂迴曲折地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慢慢向前爬行了。——康梁變法便是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盤西化」的胡適則是另一小段的領袖。

固有文化的「現代」處理

「全盤西化」這個口號多嚇人！胡適原來就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咒罵之下，這位調和性極重的啟蒙大師乃改口說什麼「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實「充分世界化」這口號大有語病，甚至欠通。「全盤西化」這口號聽來雖嚇人，但是我們今天如把中小學教科書翻開來看看，其中除掉我們繼續用筷子吃飯一些小事物之外，還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來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們幾乎在不知不覺之間，是真的「全盤西化」了。

可是我們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無可取哉？——怎能如此說呢？「中國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禮，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說一無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屬於前一形態或中古形態的文化了。它要經過一個痛苦的西式「現代化」（二次大戰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屬於轉型期以後的次一形態或現代形態。

我國固有文明裡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孔孟之道、四維八德……無一不需「現代化」（包括「科學化」「民主化」）的處理始能適應於次一形態的社會，無一不經現代化處理而能公之於全人類（世界化）的。因此所謂「西方文明」，非本質優於我「東方文明」也。近300年來西風之所以能壓倒東風者——包括西方小說之能夠壓倒東方小說者——「固有」與「現代」之別也。近百年來吾人所見之所謂「西方文明」者，「現代文明」也。他們通過這個「現代化程序」，早於我們300年；而吾人口口聲聲所說之「東方文明」者，仍停滯在「現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諸「現代文明」就相形見絀了。等到東西兩個「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現代化的程序，到那時兩個「現代文明」截長補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們如果要把全部「中國固有文明」都加以現代化處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分段前進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戊戌變法」，便是這「分段前進」的「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小段——集中於「政治現代化」的一小段。

從「科技現代化」到「政治現代化」

但是康、梁所領導的這「一小段」又是整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哪一段？

曰：從2000年的中國通史來看，它是第二個「轉型期」中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階段」。 「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進」「緩進」二派。急進派以孫文為首。他們搞的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暴力革命，以美為師。緩進派則以康有為為首。他們主張「變法維新、君主立憲」，和平演變，排除暴力，以英製為鵠的。——這兩派之同時興起、殊途同歸，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的挫敗，清廷喪權辱國的影響。在此之前，這兩派原都寄望於「同治中興」（1862—1874）期間及至甲午戰前，中興名臣所推動的以科技為主，以船、炮、路、礦為內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謂「洋務運動」。

這種早期的「新政」，事實上便是我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一階段」，也就是「科技現代化」的階段。再用個最新的名詞，那就叫作「四個現代化」吧。

其實搞這四個現代化的老祖宗還不是李鴻章等「中興名臣」呢！它的兩位老祖宗是林則徐（1785—1850）和徐繼畲（1795—1873）兩位總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1794—1857）在鴉片戰爭時期就開始呼籲改制，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見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國圖志》序）。魏之所謂「夷之長技」者，用目前的語言來說，那就是「西方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也就是「科技現代化」，即「四個現代化」。——140多年之後，我們搞「洋務」的歷史又「重演」一次罷了。

科技現代化經林、徐二公首倡之後，至同治中興，竟成顯學。一時新政雲涌，人才輩出，中興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陳寶箴、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把四個現代化實在搞得有聲有色。雖然我們歷史家一直在咒罵昏聵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軍、修鐵路（天津到瀋陽）之款數千萬兩，拿去修治頤和園。縱使如此，我們的海軍那時在規模上，還是超過日本的，路礦的資源就更不必談了。自鴉片戰敗（1842）之後，我們苦苦地搞「四化」，搞了52年之久，縱自「同治中興」算起也有32年，誰知至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之役，那些罈罈罐罐，被東洋鬼幾炮就打掉了。

我們甲午戰敗（1895），非由於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不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們之敗，是敗在顢頇落伍、貪污無能的政治制度——我們的「祖制」，也就是屬於前一形態的老制度。搞「堅船利炮」搞了數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夢初醒。原來沒有個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於事。

遠在80多年前，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他們那時所堅持的「變法改制」這個大方向，正和大陸今天的改革開放一樣，是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時代精神。除了最無知、守舊和自私的少數冬烘之外，基本上是無人反對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內）。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1894—1898）之間，主張變法改制的時論和奏章，真如狂風暴雨，雪片飛來。在當時這類文獻里，我們讀得最沉痛的，莫過於日本的戰勝者，對我國戰敗者的「勸降書」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勸降書」

在中日甲午之戰的後期，我國當時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被日方打得幾乎全軍覆沒之時，剩下的幾艘殘艦，於1895年2月由海軍提督（海軍總司令）丁汝昌率領退守威海衛，被日艦重重包圍，走投無路。當丁提督與他的高級僚屬海軍總兵張文宣正預備自殺殉國之時，他收到一封敵軍主將的勸降書。這封勸降書值得一讀，以明國恥，以志其慟。今且節錄若干段原文於後：

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祐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仆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仆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使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於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脫之字，否則可能是譯者文字欠通順所致，因此函原稿為英文。］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亡］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漢譯全文見王芸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民國二十年，大公報出版，第2冊，第197—198頁。）

伊東此函作於1895年陽曆1月23日。十天之後（2月12日），丁汝昌就自殺了。

伊東這封「勸降書」雖算不得是我國清末變法改制的重要文獻，然此書出自把我海陸兩軍都打得全軍覆沒的敵軍主將之手，它對麻痹已久的中國朝野，簡直是一記「震擊治療」（shock therapy），使戰敗國人民覺悟到「政治改革」實遠比「科技改革」更為重要。因為在此之前，倡導變法改制的雖亦大有人在——康有為第一次上書籲請改制，便在甲午戰爭的六年之前。康之前還有馮桂芬、容閎等人——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認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這一次為日本小弟所戰敗，情況就不同了。再加上伊東這封連勸帶諷的勸降書，一朝傳出，對古老的大清帝國，真是一極大的震撼。自此以後「變法改制」的呼號乃如狂風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師徒，風雲際會，也就一馬當先了。康、梁師徒何以會有這樣的機運？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見分曉。

節選自《從晚清到民國》，唐德剛著，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責任編輯：詹紅旗、曹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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