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救援──家庭紐帶的「替代品」？還是「互補品」？｜大象文摘

文章來源：龐浩

濟貧院中干針線活的兒童

（圖片來源於網路）

家族紐帶如何影響社會福利需求的。傳統史學將社會機構救援視為對家庭紐帶力量的否定，但或許社會救濟並不是對家庭紐帶力量的全然替代。這並非說家庭紐帶不重要，關鍵是它最終能提供何等程度的支持。反而是社會救濟在一定程度上能幫助家庭，尤其是貧窮家庭，度過短期危機甚至成為家庭生存的長期策略。

Montserrat和Julie最新發表在HER的論文「Gender, life cycle, and family "strategies" among the poor: the Barcelona workhouse,1762-1805」關注巴塞羅那在18世紀末物價上漲和社會動蕩時期，社會福利與家族紐帶力量之間的關係。

與歐洲北部相比，歷史學家們對歐洲南部社會救援的關注較少。作者通過利用巴薩羅那濟貧院的信息，搜集了1780-1803年期間進入巴塞羅那濟貧院的男性和男孩的數據，並將這些數據與之前（Carbonell，1769，1790）對1762-1805年期間進入同一機構的婦女和女孩的研究數據進行了比較，旨在挑戰傳統假設：南歐家庭紐帶力量減少了對社會福利提供的需求。

在18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里，巴塞羅那和加泰羅尼亞的人口迅速增長、經濟日益繁榮，但由於農業歉收、戰爭和經濟封鎖而中斷，造成了物價上漲和相當大的社會動蕩。巴塞羅那當局為了應對危機，採取了鎮壓和慈善相結合的措施：監禁和處決暴徒，還設立了慈善委員會（the Junta de Caritat），該委員會負責管理食物發放以及戶外救濟（室外的救濟方式）。實施戶內救濟（室內的救濟方式）中最重要的是濟貧院，包括Misericordia、Hospicio和the Casa de Caritat。

女性的數據（1762-1805），1803年之前的部分來源於Misericordia檔案館，從1803年起the Casa de Caritat的記錄保存在巴塞羅那的省檔案館。Casa de Caritat檔案館包含了1780-1803年間進入Hospicio的男人和男孩的信息，該數據包括1780-1803期間巴塞羅那濟貧院4,063名男性收容者的年齡、原籍地、婚姻狀況以及進入和離開時情況的新數據，補充了Carbonell關於1762-1803年期間對6,176名女囚犯研究的早期工作。

為了保持男性和女性數據的可比性，兩套數據都取1780-1803年、且第一次進入濟貧院的樣本，經對比分析發現：

1. 進入濟貧院的男性多於女性，但他們滯留的時間更短，大多數小於1年；

2. 進入濟貧院的人口中，來自非巴塞羅那地區的更多，大部分移民來自加泰羅尼亞，且男性更可能來自比加泰羅尼亞更遠的地方；

圖1 ：a.1780-1803期間，男性首次進入濟貧院後待的時間；b. 1780-1803期間，女性首次進入濟貧院後待的時間

3. 記錄在冊的職業信息中（女性的丈夫、父親的職業；男性的職業），紡織工人是最多的，其次是農業和製造業；

4. 濟貧院大部分人口是兒童和青少年，婚姻狀態大多也為單身，但令人驚訝的是，相對於加泰羅尼亞人口的年齡結構，老年男性的比例高於老年女性。就

記錄顯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逃走，但更小概率被家人領回，移民可能是重要的一個因素。

圖2：1780-1803期間進入濟貧院（區分原籍地是否來自巴塞羅那）的女性人數

圖3：1780-1803期間進入濟貧院（區分原籍地是否來自巴塞羅那）的男性人數

從進入與離開濟貧院的信息來看，男性樣本的數據信息缺失嚴重。但就已有的信息來看，進入濟貧院的事情本身就部分驗證了家庭紐帶力量的脆弱性：很多已婚婦女被拋棄，將妻子送入濟貧院形成實質性的離婚，並且作為懲罰她們的手段；在濟貧院中，許多已婚男女的配偶並沒有一起出現；大多數孩子沒有父母；在經濟衰退時期，因新紡織廠和建築行業對技術勞工的需求而吸引了部分移民，他們請求濟貧院的幫助。

但是，與此同時進入濟貧院卻作為某些（貧困）家庭的「策略」。對許多家庭來說，尋求濟貧院的幫助不是對家庭關係的否定，而是對被撫養者履行家庭義務最簡單的方式。將被撫養者——老年人或小孩兒暫時安置在濟貧院中，家庭可以度過短期危機，平衡家庭的收入與消費，同時家中的勞動力可以持續工作，賺取更多收入以領回濟貧院的親人。另外，進入濟貧院也是一些家庭為了教育青春期男孩而實施的懲罰「策略」。

不僅如此，對於組成濟貧院大部分人口的年輕人口來說，家庭也實行了一項長期戰略，即確保進入勞動力市場，並讓女性進入婚姻市場。濟貧院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培訓，以及通過免除學徒費更容易進入行會，招聘男性軍隊和海軍，為女性提供紡織等技能的培訓，招聘女性進入家政服務、以及提供嫁妝，這對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具有極大的積極作用。

由此可見，濟貧院不僅代表了生命周期貧困和定期失業的臨時解決方案，而且也是一個旨在平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長期戰略。

在家庭形式上，特別是家庭紐帶力量方面，北歐和南歐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並繼續存在。北歐是「核心家庭」，而南歐是「大家庭」。在北歐的核心家庭，尤其是老年人，缺乏對其他親屬所提供避免陷於貧困的保護，因此依賴於「集體」提供的支持。而南歐親屬關係網路的存在，則使得家庭不需要「集體」的支持。

但本文試圖限定傳統意義上強調地中海家庭的為親屬提供幫助這一角色的作用，尤其是貧窮家庭。與其將機構關懷視為對家庭紐帶的否定，如不說有可能對某些家庭來講是對被撫養者履行家庭義務最簡單的方式。親人對加泰羅尼亞的家庭來說的確很重要，對家庭忠誠度和責任感也真的存在，但往往它們很脆弱。這一事實進入濟貧院的現象中就部分得以反映。然而，在城市中，濟貧院對親屬作用的替代不應該被誇大。因為許多人從巴薩羅那以外的農村地區直接進入濟貧院，在這裡其親屬無法提供幫助。

最近，Humphries表明，對於英國工業革命期間的窮人來說，「核心家庭」和「大家庭」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就家庭紐帶而言，貧窮家庭比傳統史學所認為的更「弱」，窮人在複雜和不斷變化的「混合的經濟福利」中利用親屬紐帶和救濟體制福利獲取生存。同樣地，工業化進程中，巴塞羅那的貧窮家庭的紐帶力量不如傳統所認為的那樣「堅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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