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房藏寶！上海圖書館未編古籍驚現兩部宋元刻本，為近二十年最重要發現
原標題：庫房藏寶！上海圖書館未編古籍驚現兩部宋元刻本，為近二十年最重要發現
「這是我從事古籍整理20多年來第一次有這樣的遇見，恐怕未來20年也難有超越此者！」5月末的一周，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古籍部主任郭立暄與3位80後同事徐瀟立、沈從文、林寧在上圖本部未編古籍書庫的一次清點整理中，從不起眼的故紙卷里發現了兩部珍貴版本：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詩箋》一部一冊，元刻本《書集傳輯錄纂注》一部四冊。這兩部新發現古籍，均為現存罕見品種，具有極高的文物及文獻價值，可謂近二十年來上圖整理未編古籍最為重要、最引人注目之發現。
文物與文獻的雙重珍貴价值
《杜工部草堂詩箋》五十卷，宋代蔡夢弼所撰，宋建刻本，存一冊，為卷二十至二十一，共二卷。鈐有「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印，為清初藏書家季振宜舊藏品。此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存三十九卷（一至十九、二十二至三十五、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八至五十），也有「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印，由此可知，上圖藏此冊原與國圖藏本為同一部，在流傳中分離二處。此為南宋寧宗嘉泰元年（1201）成書後建陽第一刻本，刊刻精美。
宋本《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二十首葉
《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元董鼎撰，元至正十四年（1354）翠岩精舍刻本，存四冊，為卷一至四，共四卷。有「至正甲午孟夏翠岩精舍新刊」牌記，「至正」二字留白。鈐有「顧湄之印」，知為清初學者顧湄舊藏品。此本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僅二卷（卷一至二），為明洪武修補印本。上圖藏本存四卷，且未經修補，保持元本面貌。
元本《書集傳輯錄纂注》卷一首葉
元本《書集傳輯錄纂注》牌記
在古籍善本中，宋刻本無疑是皇冠上的鑽石。自明代中後期以來，宋刻本一直受到學者、藏書家的特別重視。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紙寸金」之說。郭立暄介紹，此次發現的《杜工部草堂詩箋》刊刻的美觀度高，且在傳統文化體系中相當重要——杜甫詩研究一直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環節，因而具有藝術上和文化上的雙重珍貴价值。
杜詩集注可分為分類、編年、分體三大類，蔡箋本是編年系統中最為重要的版本之一。蔡箋本後有元刻四十卷本，經後人編次，凌亂錯漏。黎庶昌刻《古逸叢書》曾據元本影刻，習見易得，學者使用較多；而此宋刻真本，儘管能保持文字原貌，因為殘缺不全，反而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可以說，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學者限於條件，大多只能依據一個誤本作為研究的基礎。近年，國家圖書館曾將館藏兩部宋刻本配合影印入《中華再造善本》，也只得四十八卷，缺了二卷。上圖這次發現的二卷，恰好彌補這一遺憾，可以配出一個完整的五十卷本。
元代學者董鼎的《書集傳輯錄纂注》，為科舉時代舉子必讀之參考書。董鼎族兄曾受學於朱熹門人，《書集傳輯錄纂注》為董鼎及其後代合編的一部圍繞《尚書》展開的著作。此次發現的元至正翠岩精舍本為董書第二刻本，明代未見刊刻，清康熙年間有《通志堂經解》本，較為通行，但文字有訛誤。由於目前中國大陸收藏的翠岩精舍刻本殘缺不全，學者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清刻《通志堂經解》本作為工作本。上圖原藏有一部翠岩精舍本，缺失第一卷及刻書刊記。這次又發現一部，二者相合，可配出一部完整的元本。
郭立暄說，兩部版本的發現，不僅在於其目前在中國大陸範圍內收藏流傳的罕見，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更在於它們的出現，促成了兩部古書文字內容的完整，將有力推動學術研究，可為兩書研究學者提供完整、未經後世淆亂的文本作為工作底本，也能為普通讀書人提供一個更好的讀本。
神奇書緣背後的艱苦努力
2007年，我國開始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上海圖書館也著手摸清家底，組織專人開展未編文獻整理，目前已搶救出三萬餘部古籍，其中不乏前輩學者懸想多年而未得的精品。而最讓人驚喜的，是他們發現的一些新品種居然因緣湊巧，恰好可與館藏文獻缺失部分相配。
比如，尤袤《梁溪遺稿》二卷，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尤侗刻本，上圖舊藏《詩鈔》一卷，鈐有「勞格」、「季言」、「季言汲古」、「剛伐邑齋藏書」、「玄冰室珍藏記」等印，整理過程中新發現尤刻本《文鈔》一卷，也有剛伐邑齋印記。根據袁榮法《剛伐邑齋藏書志》的記載，二者原為一家眷屬。
沈德潛《杜詩選》稿本，也見於袁氏《剛伐邑齋藏書志》，原先有兩冊，上圖舊藏第一冊，整理過程中發現了第二冊。
吳清鵬《笏庵詩稿》稿本，葉景葵舊藏殘本一冊，存三、四兩卷，《卷盦書跋》著錄，整理過程中又發現一冊，為卷五至六，是葉氏當年沒有見過的。
潘曾瑩《墨緣小錄》稿本原有二冊，上圖舊藏第一冊，整理過程中發現了第二冊，得以配齊全書。
汪曰楨《二十四史月日考》稿本，上圖舊藏殘本二十六冊，這次整理陸續發現五冊，計有《舊五代史月日考》四卷、《宋史月日考》五卷、《遼史月日考》五卷、《金史月日考》六卷，二者相配，可將《舊五代史》、《遼史》、《金史月日考》三種配成完書，《宋史月日考》得以補入五卷。
清抄本嚴衍《資治通鑒續編》一百五十七卷，上圖舊藏卷三至一百五十七，計三十一冊，整理過程中又發現缺失的一冊，為卷首、目錄及卷一至二。
李祖年手校《雅雨堂叢書》本《摭言》十五卷，上圖舊藏殘本一冊，存卷十一至十五，有己未年（1919）李氏跋，整理過程中又發現三冊，為卷一至十，將此書配成完帙。
此次新發現的宋刻宋印本《杜工部草堂詩箋》，又恰與國家圖書館所藏宋本同屬清初大藏書家季振宜的舊藏，原出一家，可以相配。延津劍合，歷來是讓人津津樂道的藏書佳話，「可遇不可求的書緣」。郭立暄感慨，此次發現純為偶然所得，但也離不開研究人員的獨到眼光，清點整理過程中，如若未能在第一眼間發現古籍的「身份」和價值，很可能就此再度湮沒在浩瀚紙卷中。上圖歷史文獻中心古籍部目前工作人員不滿10人，對於未編古籍的整理研究是一個艱苦推進的過程，能有如此令人驚訝的發現，對年輕的研究者來說，無疑是巨大的鼓勵。
在整理、修復、保護優秀古籍的同時，如何讓古籍資源「活起來」，化身千百，為天下人所用，更好地傳承歷史、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一直是上圖古籍保護的重點。據悉，此次新發現的珍貴文獻將儘快完成修復，並加以數字化，及早與學者和普通讀者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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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振宜舊藏宋本《杜工部草堂詩箋》的發現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館員 徐瀟立
日前，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古籍部工作人員在整理未編書時發現了宋刻殘本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一冊，存卷二十至二十一，書上鈐有「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墨印，為清初藏書家季振宜的舊藏。該本每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字。四周雙邊，間有左右雙邊，細黑口，雙魚尾，有書耳記卷數、葉數。字體秀勁，是南宋中期建本的典型風格，避諱至「廓」字。這個本子的刊刻時間，趙萬里先生曾在《中國版刻圖錄》推斷，認為是「嘉泰元年（1201）成書後建陽書肆第一刻本」，當可信從。細檢全書，無一葉補版，是難得一見的、極具藝術美感的宋刻宋印本。
本書作者蔡夢弼，字傅卿，號三峰樵隱，為南宋建陽地區著名出版家，乾道七年（1171），他所刊的《史記》為《集解》《索隱》最早的合刻本。據俞成所撰《校正草堂詩箋跋》，蔡氏曾為韓、柳集作注，可惜皆已不傳，唯有這部杜詩集注本留存於世。杜詩集注可分為分類、編年、分體三大類，蔡箋本是編年系統中最為重要的版本之一。但由於宋刻本難覓，元刻本又割裂舛漏不少，致使該書的學術價值長久以來未能得到充分體現。
經工作人員查核，國家圖書館與上海博物館藏有同版殘帙，都鈐有「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墨印，國圖本存三十九卷，為卷一至十九、二十二至三十五、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八至五十（卷一至三配清影宋抄本）；上博本存該書的附錄部分，為傳敘碑銘一卷、詩話二卷、年譜二卷，可知兩者與上圖新發現的二卷原為同一家藏書，在流傳過程中離散三處。國圖、上博藏本另鈐有「玉蘭堂」、「古吳王氏」、「華亭朱氏珍藏」、「大宗伯印」等印，說明這部書明朝時為文徵明、朱大韶插架之物，入清後歸季振宜（1630-1674）。季氏字詵兮，號滄葦，泰興人。順治四年（1647）進士，授蘭溪令，歷刑、戶兩曹，擢御史。藏書甚富，多宋刻精本，有《延令宋板書目》。又曾與錢謙益編纂過《全唐詩》，後來成為康熙內府編纂《全唐詩》的工作底本。
自季氏歿後的二百多年間，這部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詩箋》幾近湮沒無聞，公私藏書目錄未見著錄。最遲至清季，此書已經分散開來。它的主體部分由張元濟代涵芬樓購入，後入藏國圖，據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張氏《涵芬樓購書雜記》稿本，此事系在宣統元年（1909），其時已是殘本且有抄配，卷數略少於今本。附錄部分為劉世珩、秦淦所得，1980年歸上海博物館。
《杜工部草堂詩箋》宋刻本向無足本，國圖、上圖、上博三館藏本合璧，共可得宋刻三十八卷（不計抄配）並附錄。此外，另有幾部同版殘本存世：一、周良金、蔣汝藻舊藏本，現存十九卷（四至八、十四至二十、二十七至二十八、四十至四十四），國家圖書館藏。二、毛氏汲古閣舊藏本，現存三十七卷，分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存卷二十三至五十）與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存卷十四至二十二，卷一至十三配元刻本）。三、汪士鍾、鐵琴銅劍樓舊藏本，存二十五卷（二十六至五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藏。
2006年，國家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影印《杜工部草堂詩箋》，該書宋本首次以較為完整的面貌呈現於世，其選用底本為國圖藏朱大韶本和北大藏本的拼合本，其中唯獨缺卷二十至二十一以及附錄部分。令人驚喜的是，此二卷猶存天壤間，而且就靜靜地存放在上圖，一向不為人知。若有好事者將上圖本、上博本一併配入，重加影印，便可形成一個目前所知最完備的宋刻蔡夢弼箋本，對於杜甫詩研究當有所助益。分離多時的舊籍能在影印本中得以重聚，亦不失為一段書林佳話。
記新發現的元刻本《書集傳輯錄纂注》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研究員 沈從文
近日，上海圖書館古籍部幾位同仁在未編古籍庫中調查時，意外發現了一部元至正十四年（1354）翠岩精舍刻本《書集傳輯錄纂注》，存四卷（一至四）。該書曾經清代前期學者顧湄、李振裕收藏，鈐有「顧湄之印」、「伊人」、「李振裕印」、「白石山房書畫之記」等印，是一部流傳相當罕見的元刻本。
《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元代學者董鼎撰。董氏（1243-1310）字季亨，號深山，鄱陽（今屬江西）人。其族兄董夢程受學於朱熹門人黃榦、董銖，故董鼎亦私淑朱熹之學。董鼎認為蔡沈《書集傳》經朱熹訂定，「猶其自著」，故以《集傳》為宗，搜輯朱熹語錄、著作中論《尚書》語，附於《集傳》各條之後，稱「輯錄」；又增纂諸家註解，間附己意，稱「纂注」。董鼎編撰此書用功甚勤，歷時多年，成書後尚欲質證修訂，未竟而卒。其子董真卿與王希旦、胡定宇、陳櫟、余芑舒等學者討論校定，至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始由建安余氏勤有堂刊刻出版。《書集傳輯錄纂注》問世後不久，陳師凱即撰《書蔡氏傳旁通》以補董書；元末明初戰亂之後，「經籍非書坊刊行者不易得，當是時學者所習惟《輯錄纂注》而已」，可見此書影響之大。
本書傳世元刻本大致可分為「十行本」、「十一行本」兩系。「十行本」即元延祐五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邊，有「延祐戊午」、「勤有堂」、「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等牌記。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有延祐六年王元亮點校題記，應是初印本，曾為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
此次在未編書中發現的元刻本屬於「十一行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邊。存卷一至四，卷首有凡例、輯錄纂注引用諸書及諸家姓氏、《朱子說書綱領》、《尚書》序說等。《朱子說書綱領》後有長方形牌記「□□甲午孟夏翠岩精舍新刊」，「甲午」前年號空缺。「翠岩精舍」是元明時期建安劉氏經營的書坊。董鼎此書成於元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1309年初），牌記中「甲午」必在其後；而此本字體、版式等與元代福建刻本風格一致，不同於明前期刻本，則此「甲午」應為元順帝至正十四年（1354），此本可定為「元至正十四年翠岩精舍刻本」。
與「十行本」相比較，此本某些內容有所增補，如「引用諸家姓氏」增餘九成《書說》、陳師凱《蔡傳旁通》等，其中若干著作成於董鼎身後，自非原書所能引用，末有「建安後學余安定編校」一行，當為增補者題署。
此元至正十四年翠岩精舍刻本，國家圖書館也藏有一部，卷首多蔡沈《書集傳》原序、董鼎自序，牌記年號亦空缺，但正文僅存一、二兩卷。且卷首多明洪武二十四年張智、劉三吾奏准改正《尚書》蔡《傳》《堯典》注釋一葉，字體明顯不同，當為明代重印時增入。而此次發現的這部翠岩精舍刻本未見增補葉及其他明人修補痕迹，又多三、四兩卷，其版本價值不可低估。
除了以上提及的兩部之外，上海圖書館還藏有一部《書集傳輯錄纂注》元刻本，存卷二至六及《書序》一卷，《書序》卷末有長方形牌記「建安余全仲刊於勤有堂」，與此次發現的元至正十四年翠岩精舍刻本同版。兩部互相配合，可以基本完整還原這一版本的原有面貌。這就意味著此本中同時出現了余氏勤有堂、劉氏翠岩精舍的牌記，而增補編校「引用諸家姓氏」的余安定也很可能是勤有堂余氏家人。這兩家互相競爭的元代福建著名書坊究竟如何「合作」刊刻此本，或許是值得出版史研究者探討的問題。
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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