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890年代，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合影

文 | 諶旭彬

在孫中山的一生當中，沒有什麼事情比向日本「出讓滿洲」一事，在今天更能引起爭議，甚至對其人格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所以，很有必要把這件事情的 來龍去脈，做一個詳細的梳理。

大陸學術界已不再迴避此事

關於孫中山為換取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援助，曾一度不惜「出讓滿洲」，大陸學術界自90年代以來已不再迴避。

如楊天石言道：

「誠然，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孫中山鞠躬盡瘁地奮鬥了一生，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也正是為了這一目的，他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準備將滿洲租讓給日本，這應該也是事實。」

楊奎松也說：

「關於孫中山曾試圖用租讓中國滿州地區權益或提供其它特權的辦法，來換取日本軍閥或財閥援助中國革命的情況，許多年前日本學者就先後撰文加以披露。對於這一說法，習慣於為尊者諱的一些台灣學者當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並未將孫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陸學者，很多人對此也始終抱以懷疑甚至否認的態度。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來，不信不談到底是不成了。」

「出讓滿洲」之說，對孫中山的形象，造成了巨大傷害。

儘管學術界對此多持「可以理解」的態度，如俞辛淳教授認為，孫氏此類言行，乃是基於「革命的短期利益」而採取的一種「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策略手段；楊奎松教授也認為，「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拿我們今天對國家及其主權領土之類的觀念，來評判歷史。……我們也不應當把愛國與暫時的妥協、退讓和暫時犧牲部分國家權益的外交行為簡單地對立起來，斥之為不愛國。歷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但這種解讀，似尚不足以完全解釋孫的行為。

因為孫的「出讓滿洲」，在前期確實帶有「割讓」性質。

從割讓到租借

在「出讓滿洲」一事上，孫中山的立場，大致可以1911年辛亥革命為分界線，區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階段。

在前一階段，孫的意見帶有「割讓」性質。

在後一階段，孫的意見已轉變為「租借」、「委託」性質。

據日方資料記載，1898年，孫中山曾對內田良平言及：

「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革命成功之時，即使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

1900年惠州起義前，孫曾訪問日本婦女界著名人士下田歌子，請求其協助籌措軍費，下田稱：「革命成功後，須將滿洲讓與日本。」孫答：「可以」。

日人小川平吉也稱：辛亥前，「彼屢屢向我輩陳述：……其地原為滿洲人之土地，對我中國漢人來說並非絕對必要。我輩革命如能成功，如滿洲之地，即使滿足日本之希望，當亦無妨。」並抱怨說，辛亥後，孫中山等革命黨就完全忘記了當年說過的話。

這些資料中的「悉與」、「 讓與」、「 原為滿洲人之土地」等字樣，都透漏出「割讓」之意。

1912年，日人森恪代表桂太郎、山縣有朋等人，與孫中山就「滿洲出讓」問題秘密接觸。密談結果，據森恪之秘密彙報，「孫已同意租借滿洲，日本若能為防止革命之離散，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日元之外再迅速提供一千萬日元借款，將中止與袁世凱之議和，孫本人或黃興當赴日本訂立關於滿洲之秘密契約。」

1913年初，孫訪問日本，據山田純三郎回憶，桂太郎曾向孫說起日本人口增加，除了向滿洲發展別無他法，詢問孫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滿洲成為樂土，孫表示同意——稍早一些時候，孫在國內對報界發表講話時，則有「滿洲之鐵路，全歸日俄之手，……路權一失，主權領土，必與俱盡，此大可為寒心」之辭。

1915年，孫與日本陸軍參謀長上原勇作密談，曾允諾「可以滿洲作為日本的特殊地區，承認日本移民和開拓的優先權」，同時又強調「東三省是中國領土，主權仍屬於中國」。

1917年，河上清造訪廣東軍政府，孫曾表示，若得到日本方面的武器、貸款援助，則可將滿洲「委託日本管理」。

以上這些材料，均可顯示孫在辛亥後，已然放棄了「割讓滿洲」的想法，而轉為在保有主權的前提下「租讓滿洲」、「委託管理」。

圖：美國移民局檔案內1904年孫中山被美國移民局拘留的圖片

1890年代，孫中山仍信奉華夷之辨

上述轉變，自然與清帝遜位、民國順利繼承清朝版圖有關。

但更重要的因素，乃是孫中山自身的「民族主義」觀念的巨大變化。

在1890年代，無論是革命者如孫中山，還是「改良派」如康有為、梁啟超，其思想與眼界都還沒有能夠超出傳統的「華夷之辨」。

不但孫中山曾高呼「排滿」口號——1894年，孫氏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康、梁等人也走在「排滿」運動的前列——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與唐才常輩偷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反清書籍，添加批點案語，秘密散發；甚至利用《湘報》公然為《明夷待訪錄》打廣告；譚嗣同在給乃師歐陽中鵠的書信中，「公然說滿人視中國為儻來之物，無所愛惜」，且秘密散布《大義覺迷錄》、《鐵函心史》等反清禁書。康有為則教導康門弟子「注意大同國，勿注意大濁國。……大濁國必將大亂，為人瓜分，獨夫之家產何足惜！」因而被御史彈劾「保中國不保大清」……

正是在這種傳統「華夷之辨」理念的支配下，1898年，孫中山向內田良平說出了——「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這種話。

同樣是在這種傳統「華夷之辨」理念的支配下，康有為、譚嗣同等人也提出了類似的救亡之策。比如，1898年，朝廷重臣孫家鼐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時，康回答：

「無慮，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棄此荒遠地，可得善價供新政用，不難也。」「以全國礦作抵，英美必樂任之，其有不能，則鬻邊外無用之地，務在籌得此巨款，以立全局。」

康有為並在進呈給光緒皇帝的《日本變政考》一書中，明確建議光緒賣掉「邊遠之荒地」，來為變法籌措費用，「以易金錢而興內利」。

譚嗣同也在與好友貝元征的書信往來中，主張變賣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

「計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余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

簡言之，在1898年前後，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這些走在時代變革最前端的知識分子，俱尚未擁有發端於西方的近代領土主權意識，而仍在以傳統的「華夷之辨」來看待邊疆地區。

唯一的不同是：作為造反者，孫中山可以無所顧忌地討論「滿洲」；康梁譚等人內懷「排滿」思想，外走朝廷路線，言辭之間，對清廷的「龍興之地」不得不有所迴避。

1900年代，孫深受種族主義影響

1900年代，在野知識分子（無論主張革命抑或改良）吸收了西方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掀起一場「民族主義救中國」的巨大思潮。

其開端，乃是1902年梁啟超所撰寫的《新史學》。梁在文章中明確說道：「提倡民族主義」，乃是「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的必須手段。

1903年，革命黨人主持的《浙江潮》雜誌也大聲疾呼：如果「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這股思潮，極大地激發了國人的「排滿」意識。

按梁啟超等人的邏輯，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乃是因為它們是「民族國家」；中國要強大，也須轉型為民族國家；轉型的當務之急，則是以「史界革命」的方式，來激發國人的「民族意識」。

在這場文化革新運動中，知識界重構歷史，造出了一條自黃帝而下，由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洪秀全等歷史人物組成的「民族英雄」譜系。在這條譜系中，黃帝排蚩尤、岳飛抗金、文天祥抗元、史鄭洪抗清……無不切合當下「排滿」之意。

梁啟超甚至寫信給康有為，明確表示自己不能遵從康的勸誡，是一定要「排滿」的，因為「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

此一時期的革命黨人，也無不是「排滿」主張的擁躉。比如，在陶成章看來，「孰為中國人？漢人種是也。中國歷史者，漢人之歷史也。」宋教仁也宣稱：「中國者，漢族之中國也。」

孫中山當然也是這股「民族主義救中國」思潮中的一員。甚至可以說，孫後來「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即發端於這場思潮。

這一時期，孫的「民族主義」實際上等於「排滿主義」。

在《民報》發刊詞中，孫說：「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在與康黨論戰時，孫又呼清帝為「客帝」，責備康有為「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異種、舍忠義而為漢奸」、「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也，實害國也」，並感慨「漢人者，失國二百餘年」，因「赴媚異種，故中國的文明遂至落於日本之後」……

「異種」兩字，足見其「民族主義」中的「種族主義」色彩。

在這樣一種思想的支配下，說出「其地原為滿洲人之土地，對我中國漢人來說並非絕對必要」這樣的話，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1906年，孫中山還曾對日人說道：

「中國革命目的在於滅滿興漢，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

圖：宋教仁。1900年代，宋乃「中國乃漢人之中國」的熱烈擁躉

辛亥前後，孫的民族主義有極大進化

今人當然可以責備孫的這種「種族主義」太過狹隘。

但同時也須知，以激發「種族意識」為核心內容的民族主義，當時尚是全人類的迷思。梁、孫諸人將其引入中國，實有與同時代西方「先進」文明「接軌」的強烈願望在其中。

1905年，見識漸深的梁啟超，開始脫離「排滿」陣營，於《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首次提出「中華民族」一詞。梁認為，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不是單一的種族，而是多種族混合而成。

孫中山具體何時擺脫狹隘的「排滿」意識，尚待考證——因革命黨人以「排滿」為發動民眾的重要工具，故孫在辛亥前從未公開批評過「排滿」，但1912年元旦發布的《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孫氏的說法已與梁啟超的意見頗為相近，在孫看來，所謂民族統一，即是「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

到1920年前後，孫中山的民族觀念，又有一次巨大的變化。

孫曾對國民黨人如此說道：

「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為完了。」

也正是自辛亥年前後，孫中山不再對日言及「割讓滿洲」，轉而在商談出讓「滿洲利權」時，一再強調其主權不容侵犯。

一個簡單的結語

綜而言之：

1、在孫中山的一生當中，「出讓滿洲」這件事情的具體涵義，是隨著其個人思想的進化，在不斷變化的。

2、今人審視孫時，須了解孫所處的時代，乃是一種千年未有的大變局。

2、對孫而言，「愛國」毋庸置疑，但「國」究竟為何物，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仍是一個問題。從「華夷之辨」，到「種族主義」，再到「五族共和」，終至「中華民族」，「國」的涵義在變，「出讓滿洲」的涵義與底線也在變。

4、今人應當理解孫中山的這種「變」，以及「變」的不易。畢竟，今人批評前人時，所使用的種種觀念和概念（如領土主權、民族利益），其是前人不斷摸索、糾錯的「變」所留下的遺產。

圖：1911年底，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在上海討論組建臨時政府等事宜

注釋

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楊奎松，《孫中山出讓滿蒙權益問題的再探討：評李吉奎；俞辛淳〈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40期。

楊天石，《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藤井升三，《「孫文與滿洲」問題》，收錄於《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7》，P07。

孫中山，《欲解決外交問題須取門戶開放主義》，1912/09/05。

孫中山，與日本上原勇作的談話（1915年末或1916年初）。收錄於《孫中山集外集》，P225-226。

藤井升三，《「孫文與滿洲」問題》，收錄於《國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動態·7》，P08。

可參見：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上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P124-378。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 康有為〈我史〉鑒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P348。

譚嗣同，《報貝元征》，收錄於《譚嗣同集》，嶽麓書社，2012，P224。

梁啟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與夫子大人書》，收錄於《梁啟超年譜》，P157。

參見：《敬告同鄉論革命與保皇之分野書》（1903），《支那保全分割合論》（1903）、《駁保皇報》（1903）、《中國應建設共和國》（1905）。等。

孫中山，《修改章程之說明》，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席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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