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張聞天的最大心愿

知識 06-12

來源=解放日報

廬山會議前的張聞天

外公生前最大的願望，是希望他在逆境中寫的文稿有一天能夠「到會上談談」或者出版，對人民作點貢獻。所幸這個願望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實現了，他一生的理論創造，也成為黨的寶貴財富。 ——張秀君

張聞天小傳

張聞天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1934年參加長征並出席遵義會議，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長等職，於1976年7月1日逝世。

節儉外公也有「奢侈」時

我母親1922年在上海出生。當時，外公張聞天在上海任中華書局「新文化叢書」編輯。1925年6月，外公加入共產黨後，從此遠離家人、遠離故鄉上海，走上革命的道路。母親一直沒有跟在外公身邊，嫁給我父親後，成為家庭婦女。我父親也是普通的工廠工人，父母一共生了7個子女，家庭負擔很重。

1955年夏，外公張聞天剛結束駐蘇大使之任，大概是念及我母親子女多，為了減輕我母親的負擔，也可能是對自己長年不在家，沒有照顧到女兒的一種補償心理，他把我這個大外孫女接到了北京。那年，我9歲，從此開始了在外公身邊的生活。

我在北京外公身邊待了5年，這時外公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外公、外婆對我非常關心呵護，但並不嬌慣。因為他們工作繁忙，我被送到學校寄宿，每周六回家。學校在海淀，家在景山，每次回家需乘兩部公交車，周末回家公共汽車擁擠異常，當時北京的售票員就有那本事，每到一個站頭，就從車上下來收乘客的票，然後再最後一個擠上車。我人小，擠不過別人，但只要站在售票員前面，她總是能把我推上車。當我轉了兩部車到家後，總是天色已晚，樣子可憐兮兮，印象中我對外公不止一次說過乘車的窘境，但外公從來沒有讓我乘過他的專用車。他說：公家配給他用的車是為工作需要而配置的，別人是不能用的。我當時人小，聽這些道理似懂非懂，到大了以後才明白：這是外公教我不搞特殊化。

當時北方學校里的伙食很簡單，經常是大白菜居多，麵食常吃窩窩頭。我每月只有車錢，沒有零花錢，衣著樸素，甚至比普通人家的孩子穿得還差。外公自己也是，內衣都是補丁，只有接待外賓時，他才會拿出七成新的中山裝熨一下再穿。有一次，外交部要給他家裡換新傢具，被他一口拒絕。他住的房子年久失修，人家堅持為他修理後還鋪了新地毯，事後，外公悄悄把舊地毯換回來，將新地毯退了回去。還有一次，外公和警衛一起散步，一個不認識他的人上前和警衛打招呼，還誤以為外公是警衛的鄉下親戚。

外公也有「奢侈」的時候，那就是買書。他是個愛書如命的人，他的習慣是休息日跑書店，當他集中注意力選書的時候，我也趁機選書，不知不覺就是一摞。付錢的時候，外公、外婆從來不說我什麼，他們喜歡愛看書、愛學習的孩子。記得我在小學裡有一篇作文，被選為範文，學校出了一本油印小冊子，把這篇文章也收了進去，外公看了以後，非常高興，笑著說：「我們的秀君將來是個文學家啊。」

張聞天、劉英和外孫女張秀君在肇慶的合影

講了真話，就不會後悔

在北京的日子過得很快，一眨眼，我將要升入初二了。這時，發生了一件大事，改變了外公的政治生涯，也改變了我後來的生活。1959年，外公在廬山會議的發言讓他受到批判，外公被撤消了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

那個暑假，我和外婆在北戴河久等外公不來，回到北京，才知道廬山會議上的政治風暴。外公一進家門，外婆就急切地問他犯了什麼錯誤：「你搞外交工作為什麼要在經濟問題上發言？」外公語氣上稍微有些激動，他說他非講不可，老百姓沒有飯吃，經濟這樣搞下去怎麼行，人民生活怎麼得了？他完全意識到此時講這些，需要頂住壓力，但是一個共產黨人的良心促使他要講缺點，要講真話，所以，他並不後悔。

撤銷職務首先給他帶來了生活上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再不用每天去上班，幾乎停止了所有的對外交往。一位已經進入花甲之年的老人從此開始了一種無可名狀的孤寂的晚年生活。後來幾經申請，他才到經濟研究所當了特約研究員。「特約」的意思，就是並不擔負實際的研究任務，有個地方領工資、過組織生活而已。

這些變故之後，外公認為把我送回上海父母身邊，更有利於我的成長。於是，我離開外公，回到上海繼續讀書。外公關照我的父母：把我送到工人子弟學生多的學校，他要讓我在人民中間，繼續過普通人的日子。

十年浩劫期間，我們與外公失去了一切聯繫，他在「文革」中的境況，只能從媒體、大字報中獲得隻言片語。1974年下半年，我們接到外公自廣東肇慶寄來的信。這時才知道，自1969年10月起，他就被流放到那裡了。用外公自己的話說，過了5年孤寂閉塞的生活。那時他也已是一個七旬老人了。

1974年夏天，周總理批示允許外公參加地方上的黨組織生活與工作，同時也允許親屬前往肇慶，我便是在這個背景下去的。我到肇慶的時間是1975年的初春，當時我30歲，在上海一所中學做教師，是利用74屆學生畢業分配後的兩周休假時間，乘火車，再換長途汽車到肇慶的。在那裡，我親眼目睹了外公外婆的艱難處境，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兩位老共產黨人的堅強和信念。

化名「張普」的來歷

肇慶自古就是貶謫流放之地。在那裡，外公過著被幽禁的日子，終日受到監視，還有許多明確規定：不準打電話；不準與外面人員接觸；不準離開宿舍區；軍分區機關放電影，也要請示後才能去看；監管人員每月都要向上級彙報一次他的思想動態，有重大思想問題更要及時彙報。在他們去之前，軍分區領導已與大院的幹部、家屬打過招呼，說要來兩位老人，一個姓張，一個姓劉，叫大家不要與他們來往。外公連使用自己真名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他說：「既然我是普通勞動者了，那就叫張普吧。」這個化名一直伴隨到他去世。

我在去之前就設想過他們的處境，在上海出發前就準備了紙條：「房間里有竊聽器嗎？」到了那裡，才知道情況比我想的還要嚴重。曾有這樣一件事：外公有時會收聽外國電台的廣播新聞，因為他可以熟練地使用英語和俄語。軍分區很快就知道了，立刻向他提出警告，後來他改用耳塞在室內聽。

他們的住所是一座平房，背靠的山坡即牛崗，牛崗頂上是當地回民的一片墳場。平房裡共三間，擺設非常簡單，除了床、櫃、凳、椅等，沒有其他傢具擺設，書櫃里有許多馬列著作和一些經濟學書籍、報紙。

外公外婆的工資早在1968年受到「監護」時就已被扣發，存款也被凍結，兩位老人身無分文，以至於剛到肇慶時只能向軍分區借款，權當生活費用。他們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雞蛋都很少有。三個月後，北京才規定發給他們每月一點「津貼費」。兩位老人自己做飯，料理家務。住所離最近的集鎮有兩里路，下雨天買菜格外不便。外婆劉英有一次不慎跌倒，菜沾了泥漿不說，她右手的大拇指撐在地上，馬上紅腫起來。這一次以後，外公怕她出去買菜再跌倒，特意找了根樹枝給她做拐棍。當時，肇慶還沒有蜂窩煤，燒飯用的柴非常潮濕，熏壞了外婆的眼睛。外公有時也學著生火做飯，結果滿屋子煙，令他咳嗽不止。由於「文革」中身心備受折磨，外公的冠心病、高血壓病情加重，每逢冬天，經常感冒發燒，為了取暖，只能用破臉盆當炭爐，木炭燃燒時，煙霧騰騰，嗆得他透不過氣來。

秘密完成一項重要使命

記得我到後兩天，外公就叫我謄抄他寫的文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外公平反後，我才真正認識到這件事的意義。原來自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出逃後，外公以一位政治家的敏感，意識到此事實際上宣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他看到了希望。於是從1971年的10月12日起，在受到監管的艱難條件下，他開始秘密地寫作論述社會主義的文稿。到1974年夏天，歷時3年，寫了十幾萬字。當時他年老多病，又患有老年性白內障，視力很差，握筆的手已經顫抖，寫作條件極端艱苦。外婆說他「是在完成一項重要的使命」。稿子寫在方格稿上，我在肇慶住了兩個星期，多數時間是用來幫他謄抄的。在抄寫過程中，外公不止一次地問我，「我寫的東西，你看得懂嗎？」

作為一個成年人，我的所見所聞，曾令我產生了很大困惑：我最敬愛的外公，45年的黨齡，新中國的締造者之一，竟被發配於此，過這種受迫害的日子。我表示了對現狀的失望，令我意外的是，外公居然用從容平緩的語氣說：「我是堅信共產主義事業一定會勝利的。」在那個夜晚，聽到這樣的話，我非常震驚。他一不抱怨，二不後悔，從來不在小輩面前說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外婆在肇慶時還給我講長征途中的故事，講紅軍犧牲的悲壯慘烈，講紅軍的樂觀大無畏精神。他們總是對我說「要向前看」。正如外婆後來在回憶錄中所說的：「在這17年的漫長歲月里，除了我們兩人相依為命外，沒有人敢接近我們。正如聞天所說，在他身邊能夠說得上話的，就只有一個共產黨員，那就是我。但是我要告訴人們的是：就是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對黨也沒有喪失信心。」他們的信仰就是如此堅定。

如今，每當我想起外公年逾古稀不顧重病奮力寫稿的情景，心中就有無限感慨。在那種情況下，他還憂國憂民，希望自己寫的東西，能「哪天到會上談談」，將來準備出書。外婆冒著嚴寒酷暑在門外放哨，看到監視人員來，就以咳嗽為信號，提醒外公將文稿迅速藏起。有一次我謄抄文稿時，因事離開了一下，回來後發現文稿已經被外公收起，在抽屜里放好。事後回想自己當時有多不慎，差一點惹禍，而外公是那樣的謹慎，卻對我沒有一句責備。

在肇慶的兩個星期，我請外公講他的生平，講他的青年時代，外公在回憶過去時總是淡淡的。至今還記得陪他在西江大堤散步時的情景，他很關心我，要我「不要單看小說，要多讀書，這樣才不會人云亦云。」他關心我媽媽、姨媽的生活，對早年因參加革命而沒能照料到的兩個女兒，一直牽掛在心頭，經常端詳我帶去的全家福照片。他還應我要求，帶我和外婆在肇慶街上一個照相館裡合影，留下了珍貴的紀念。兩個星期過得很快，走的那天，我一次次地回頭揮手，只見兩位老人在初春乍暖還寒的黃昏里，站在平房前目送，外公拄著拐杖，他們那孤寂的身影，令我止不住流下了淚水。

功過是非歷史評判

1975年4月28日，外公寫信要求遷往離家鄉上海近一點的蘇州或無錫居住，這個要求雖然獲准，但當他到達無錫時，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了。

外公遷居無錫不久，寫來了第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全家已搬到了無錫居住，對外仍保密，這裡的住房、醫療條件比肇慶好，你們可來相敘，但要接到通知方能來。過了幾天，我又接到外公的第二封信，說是「可以陪你媽和姨媽她們來無錫」，並詳細講了出站後到家的路線等。

於是，我陪媽媽、姨媽在9月初到了無錫。當我們一行三人來到湯巷45號大門口時，外公非常高興。這是他們父女隔了14年後的重逢。這次會面，外公詳細詢問了兩個女兒的生活狀況。母親當時已經55歲了，得知她為了7個孩子的生活，還千方百計地找工作，隱瞞了年齡進上海羽獸毛廠做臨時工時，外公拿著我媽媽的工廠臨時出入證，好半天沒說話。但第二天早上，外公就對我母親說：「你年紀大了，萬一受了傷怎麼辦？臨時工就不要去做了。」接著，又像徵求意見似的說：「就在我這裡幫做家務吧。」又說：「適當給一點報酬，因為你勞動了，應當給報酬，但多給了，就是享受，這又不好。」接著，他又慢慢地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革命者的後代，應該像人民一樣地生活。」

我第二次到無錫，是當年9月底。我們動身之前，接到外公來信，這次要我媽媽去常住。記得那時正是太湖螃蟹剛剛上市的季節，吃中飯時，在太湖飯店，外公特地請我們吃螃蟹，當時由於國內各方面經過整頓，形勢稍有好轉，外公的心情也比較好。席間，我們與外公說了一大堆民間流傳的有關「四人幫」的醜聞，外公聽了不說什麼，只是微笑。這次到無錫，我曾勸過外公寫自傳，但他緩緩卻又坦然地說：「不必了，一個人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正的評價。」這次，我媽就留在無錫，幫助做家務，住了幾個月，一直到外公搬進新生路7號時才回上海。

全部身家捐作黨費

第三次到無錫，是1976年4、5月份。沒有想到，那是我最後一次與外公說話了。外公已經病重，住進了無錫市第一人民醫院。走進病房，看見外公半躺在床上，樣子十分衰弱，連話也講不動。外公見我進來，用低弱的聲音與我打招呼。我站在床邊看著他，心裡很難過。外婆問他：「現在覺得好些了嗎？」他吃力地回答：「醫生都做了病史記載。」那次探望的時間約三刻鐘。

在醫院裡，外公想到了身後之事，他對外婆說：「我不行了，別的倒沒什麼，只是這十幾年來沒能為黨工作，深感遺憾。」他囑咐外婆：「我死後，替我把補發給我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交給黨，作為我最後一次黨費。」外婆點頭答應，但是外公不放心，一定要外婆拿紙來，寫下保證，簽上名字。外婆一邊說著「你還信不過我么」，一邊還是照做了。

劉英外婆將外公的這個「遺願」變成他們夫婦倆的合約，寫在紙上，念給他聽，「二人生前約定：二人的存款，死後交給黨，作為兩人最後所交的黨費。」外公這才微笑點頭，放下心來。我後來知道，外公捐的金額高達4萬多元，外婆後來把自己的工資也捐作黨費，兩人先後共交了8萬多元黨費。

1976年7月1日深夜，我在上海突然接到無錫發來的電報：「外公已逝，速來錫。」我心急火燎地趕到無錫新生路7號時，上海的親屬基本都已經到了。外公離去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這一天距「四人幫」垮台只差95天，他沒有看到他期盼的「天亮」。

外公生前最大的願望，是希望他在逆境中寫的文稿有一天「能夠到會上談談」或者出版，對人民作點貢獻。所幸這個願望從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實現了，他一生的理論創造，也成為黨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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