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劉以鬯先生

使華語文壇開創新局面，把潮濕和自我揉進香港文學，是劉以鬯的小說。

這小說，單指《酒徒》。

海邊的夏，是極舒適的夏。因著距離的遠近，海消融了陽光，紫外線在除了沙灘的其餘地方，優勢殆盡。在這樣的氣候里讀《酒徒》，是有反差的。身表的溫度與體內的濕度，現實的環境與想像的遠景，和諧的交織。這是作者的能力，更是青年面對傳統與革新的選擇時內心和作者的呼應。

讀者須了解作家，才可在閱讀作品時獲得些新東西，這種時間功夫，要下，但不必搜羅備至，面面俱到，囫圇吞棗即可。劉以鬯先生早年從上海老家來到香港，靠一支筆活了下來，似沈從文。其中的艱辛、困境可想而知，如果沒有對於文學堅定的信仰，對於那支筆堅定的信仰，他們這類人想活下來，難。我的文學偶像沈從文的文學寫作何等卓越，可看看《沈從文的前半生》便知，這種卓越的結果是怎麼來的。而劉以鬯比沈從文似乎走得更遠，他說：「寫作，就是要與眾不同。」這是劉以鬯的文學宣言，也是他的指路明燈。他開創了中文世界裡最早的意識流小說，比大陸早了二十多年，並且我認為，他的意識流小說，水準也是最高的。

意識流小說，氣氛很重要。我模仿過喬伊斯的小說，在房間里，太陽初升，陽光穿不透厚厚的窗帘，卻能在窗帘上留下一片暖色，這是昏沉沉的氣氛。《酒徒》呢，是香港的氣氛。王家衛的微博里提到劉以鬯，「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悼劉以鬯先生。」很貼切。《酒徒》里的氛圍便是潮濕的。讀這本小說，會看得很快，因為像極了生活流水賬，「我」一天怎麼過，吃什麼，看什麼，想什麼，什麼時候平淡，什麼時候又是起伏的，每個人的生活大同小異。但生活要歸生活，文學要歸文學，不是有經歷便都能寫成文字，不是寫成文字便是文學。《酒徒》里的生活不是典型的，它屬於香港，只有香港這個地方，才能有這樣的生活和文字，它的情趣便是香港的情趣。劉以鬯一定去過當年的九龍寨，否則生命的逼仄感是難以靠想像出來的，氤氳在個人和時代的潮濕，也必定會有社會原型。所以，《酒徒》的意義不是簡簡單單的開創，而是更大意義上的時代。

昨晚刷豆瓣，看到一篇文章——「2017/12/7訪劉以鬯」。起初我未在意，匆匆看眼題目，就往下走了。等我翻過頭來，才發現劉以鬯先生已百年。劉以鬯先生耕耘文壇數十年，筆耕不綴，成就斐然，培植了一大批香港年輕作家，堪稱香港文學界的「大佬」。

這篇文章開頭說，「那日天氣好，劉老嚷著要吃麥當勞的聖代，劉太推他出來，在外面做了好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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