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120周年祭|當維新派年輕勇敢的心遭遇貪戀權位的官僚時

原標題：戊戌變法120周年祭|當維新派年輕勇敢的心遭遇貪戀權位的官僚時

導言：甲午戰爭後，中國士大夫「華夏中心主義」天下觀的解體，才使得政治體制的維新變法成為國內士紳階層的主要目標。而在同一時期，清朝的海外留學生、海外華人、沿海各省的秘密社會，則開始籌建革命團體，試圖通過革命的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危亡。從此，變法與革命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題。

「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六人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斬首示眾。

近代民族國家的擴張過程，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以及西方宗教與近代化文明體系的支撐。中國人對這種挑戰的認識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儘管清朝政府屢次喪權辱國，但以高級官僚和士大夫組成的社會精英階層很少對失敗背後的真正原因進行深刻的反思。

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李鴻章等人，對西方社會的認識也很膚淺，所以他只是對軍事和外交進行改革。

在近代的士大夫中，咸豐十一年（1861 年）身居上海的馮桂芬寫出《校邠廬抗議》一書，系統地對列強各國與中國的差異做了闡述，指出西方並不僅僅勝在武器和技術之上。但這種認識在當時只是空谷足音。曾國藩看到此書後，認為「多難見之施行」。這反映了大多數高層官僚的認識水平。

合肥「張氏四姐妹」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

四姊妹的曾祖父張樹聲當年在淮軍將領中名氣很大，僅次於李鴻章。許多人知道張樹聲的後人「張氏四姐妹」，卻鮮有知道張樹聲的。

出身淮軍將領，曾經出任兩廣總督以及署理直隸總督的張樹聲，於 1884 年中法戰爭中去世。他在《遺折》中提到：「西人立國，自有本末。……育才於學堂，議政於議院……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果足恃歟？統籌全局……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這位在與西方列強對壘中成長起來的官員對他的對手的認識遠比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深刻而真切。

但是社會上層的總體認識水平還局限在較低的技術模仿層面，只是到了甲午戰爭以後，政治上的改革才被廣大士紳階層提到日程上來。

日本人繪《馬關條約》簽訂場景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馬關條約》的具體內容傳到國內的時候，割地、賠款等十分苛刻的條件引發了國人巨大的憤怒。

台灣人民得知清朝將割讓台灣給日本後，「奔走相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清朝台灣巡撫唐景崧連續致電總理衙門，申述台灣不可割讓，台灣人民寧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屬。

清朝康熙年間設立台灣府，隸屬於福建。中法戰爭後，清朝中央認識到了台灣在海防上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將台灣設為一個省，並任命劉銘傳為首任巡撫。劉銘傳通過六年努力，使得台灣社會在近代化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但腐敗的清政府卻以所謂的「保護京師優先」為由而下令限期交割：「交割台灣，限兩月。百姓願內渡者，聽；兩年內，不內渡者，作為日本人，改衣冠。」電文傳出，台灣紳商市民罷市抗議，湧入巡撫衙門，哭聲震天。巡撫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台灣人丘逢甲等一批愛國官紳決心抗拒總理衙門的命令，自主保台。

唐景崧（1841—1903年），字維卿，廣西灌陽人。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張之洞令其募勇入關，入越參加抗法鬥爭。光緒二十年（1894年）署理台灣巡撫。

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五月，台灣官紳會商認為，根據當時西方流行的國際法，台灣人民可自主選舉總統作為領袖來代表台灣人民的意志，採取「民政自主，遙奉正朔，拒敵人」的策略來保全台灣。

也就是說，對外宣稱台灣自主，任何人不得隨意處置，對內則仍然作為清朝的一個省份，最高領袖仍稱為巡撫。在給總理衙門的致電中，唐景崧反覆申述這只是為了抗拒日本侵略的權宜之計，一旦局勢安定，他將帶領各級官員赴總理衙門請罪。

就這樣，在台灣官紳階層的組織下，台灣人民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殊死抗拒。日本大舉進兵時，台灣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進行了殊死戰鬥，最後由於寡不敵眾，台灣才淪陷於日本之手，長達半個世紀之久。1945 年台灣才回到中國人民手中。

丘逢甲（1864—1912年），廣東蕉嶺人，晚清愛國詩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倡導新學，支持康梁維新變法，後投身於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中華民國建國後，丘逢甲被選為廣東省代表參加孫中山組織的臨時政府。1912年2月25日因肺病複發病逝。

在北京，《馬關條約》的內容由一部分高級官員有意向外透露後，引起了一場以各地官員為主，紳士、舉人副署簽名的上書運動，反對光緒皇帝加蓋玉璽批准條約，採取拒約、遷都、變法等措施，從根本上進行自強。由日本侵略而引發的思考，促成了一場以變法為主題的政治運動。

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也正是各地舉人赴京參加會試的年份，此前多次上書皇帝，並在廣東萬木草堂講學而全國知名的康有為及其學生梁啟超等人，作為廣東的舉人來京會試。他們聯絡了各省舉人聚集在松筠庵起草萬言書，與各級官員們的上書一同形成一次影響巨大的「公車上書」運動。通過一系列上書，各級官員和士大夫階層都開始對國運問題進行嚴肅思考。政治制度層面的改革，已經成為共識。

「公車上書」後，朝廷會試發榜，康有為成功地用傳統文辭掩蓋其改革主張，騙過了決心將其黜落的主考官徐桐，取得了進士的功名。《馬關條約》給士大夫所帶來的震動，在幾年內逐漸演化成實際而有成效的行動。而康有為在這段時間內，連續八次上書光緒皇帝，懇求朝廷立即採取措施進行變法。

陳寶箴（1831—1900年），晚清維新派政治家，早年文才、韜略和辦事能力深為曾國藩所賞識。陳寶箴、陳三立、陳衡恪、陳寅恪、陳封懷四代出五位傑出人物，後人稱之「陳氏五傑」。

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開明進步的湖南巡撫陳寶箴支持在長沙創辦時務學堂，聘請梁啟超擔任中學總教習，招收學生，講授傳統經學、變革和民權思想，隨後創立南學會，出版《湘報》《湘學報》。

陳寶箴等進步士大夫在湖南的維新活動也產生了積極的效果。時務學堂首批招收的四十名學生中，出了蔡鍔、楊樹達、方鼎英等著名人物，使得湖南一躍從封閉落後的內陸省份成為風氣最為開放的省份之一，湖南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都緣起於陳寶箴、譚嗣同、唐才常這些知名士大夫的活動。

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發布《明定國是詔》。除了皇帝在最高層不斷發出各種諭旨以外，整個政府系統中，只有幾個低級官員是專門為變法而任命的。在其他中央和地方各級大員中，除了湖南巡撫陳寶箴外，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變法。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宣布再次垂簾聽政，廢除一切變法文件，光緒皇帝只能陪坐在太后身旁。二十三日，慈禧在勤政殿重新舉行訓政典禮，接受各級官員的慶賀。變法運動戛然而止，絞殺了清朝最後一次自我救贖的機會。

這些事實說明，從國家利益和現實情況來看，政治改革已經成為中國的必需。但是，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官僚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置國家大義於不顧，最終絞殺了這一精英階層對民族危亡進行自救的最後機會。

戊戌變法是由於上層士大夫受到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而主動奮起尋求從內部進行改變來應對外部侵略的一場政治實驗。它的失敗並不完全在於維新派年輕、缺乏經驗，事實上，正是這些年輕而對國家的未來有著深切憂慮的士大夫才會捨身投入這樣一場與個人利益無關的與舊勢力的搏鬥中，而那些位極人臣的實權派所做的，僅僅是為了保全個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體利益於不顧。

晚晴瓜分中國狂潮時局圖

對清朝體制內的官僚集團來講，在二百多年的統治中，極端的君主專制將官僚體制內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了一種習慣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們貪戀的僅僅是權位和金錢，而對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命運沒有任何考量。

在極權主義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名義做出的罪惡行為的後果是由全體人民來承擔的，從未有人試圖去追究參與決策者個人的責任。這就導致了以損害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個別集團謀取私利的行為甚囂塵上，在大多數時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離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團依然不願罷手。即使這些利益集團大都在改朝換代的戰火中玉石俱焚，他們也停不下掠奪的腳步。

利益集團一旦形成，本身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自身具有運行的慣性與動力，雖然這種動力是非理性的。正是這種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導致了王朝一個個崩潰，但又一個個重建，人們尚未從中得出有益的行動經驗。從晚明到晚清的歷史中，我們尤其能看出這種罪惡的繁衍機制。

馬戛爾尼使團隨團畫家筆下的"乾隆盛世"

近代，是民族國家互相爭霸的時代，海洋已將原來相距萬里老死不相往來的世界連為一體，王朝不能再依靠自身的慣性而存在了。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英國派往中國的特使馬戛爾尼在經歷了覲見乾隆皇帝的種種曲折後，有過一個深刻而富有洞見的預言：

「中華帝國是一艘陳舊而古怪的一流戰艦，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繼的能幹而警覺的官員設法使它漂浮著，並憑藉其龐大與外觀而使四鄰畏懼。但當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領航時，它便失去了紀律與安全。它可能不會立即沉沒，它可能像殘舸一樣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卻無法在其破舊的基礎上重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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