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錄片領域，中英最大的差別竟然是……
【觀察者網風聞社區】
「已經有太多男人在做電影了。」
「我作為製片人最頭疼的是男生太少，女生太多。」
說第一句話的是，英國紀錄片製片人、導演尼克弗雷澤。
說第二句話的是，紀錄片《本草中華》的總製片人韓芸。
在12日上午的白玉蘭電視論壇里，這兩位在紀錄片領域工作的同行卻說了兩句截然相反的話。
尼克弗雷澤作為紀錄片製片人、導演已經從業超過30年。2016年之前，他在BBC幹了17年，留下了紀錄片欄目Storyville。2016年之後，他創立了紀錄片視頻點播訂閱平台Yaddo。
從電視媒體到新媒體，這位拿過了艾美獎、奧斯卡、聖丹斯、IDFA等國際獎項的男導演說到紀錄片的新發展時提到：「這很重要的是，我們有很多新的電影人是更年輕的女性，已經有太多男人在做電影了。」
然而，在弗雷澤之後上台交流的5位中國嘉賓里，3位導演都是女性，剩下的2位男性反而是視頻網站紀錄片中心的總監。
論壇主持人，同時也是上海廣播電視台紀實頻道總監干超直言：「我在想男導演去幹什麼了？我看，男導演要不去做評委，要不就像台上的三位去做總監了。大家都不拍片子了。」
紀錄片《本草中華》的總製片人韓芸甚至訴苦：「我作為製片人最頭疼的是男生太少，女生太多。整個團隊當中，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是女性。」
有很多艱苦的拍攝工作都是女導演帶隊去做的，比如在藏區找冬蟲夏草。
「我們看到有兩個藏族的孩子在爬冰卧雪，其實這個鏡頭是去找冬蟲夏草，我們是一個88年的女性導演帶著團隊去找。在找的過程中其實因為生態的退化，保護的不力很多的原因，這個蟲草其實已經在低海拔的地方很難找到，只能在一個非常高的海拔或者說是一個非常偏遠的地方才有可能挖到天然蟲草。」
當地的嚮導在出發前提醒，這一路可能會非常危險，大自然的威脅無處不在。
「果不其然，在我們準備要挖蟲草的200米開外碰到了棕熊，當時的嚮導馬上跟我的團隊說，你們給我趴下，就是原地趴下，一定要裝作一動不動完全沒有氣息的，所有的人都嚇傻了，當時沒有辦法只能聽嚮導的意思，所有人都趴下完全不動，就靜靜地等待棕熊慢慢離開。」
韓芸的團隊在挑戰自然的困境，馬志丹的團隊則在時間的維度里求真。
1984年7月，馬志丹報考廣東電視台文藝編導被成功錄取。「當時錄取的一共有5人，其中4人是大學在職青年教師，他們都嫌工資太低，放棄了。」馬志丹2017年在接受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的採訪時這樣回憶自己電視人生的起點。
馬志丹 圖自南方都市報
在拍攝紀錄片這件事情上，馬志丹非常捨得花時間。
「我們拍一個選題通常跨度3年，持續地拍，不定期地進入，這樣才能厚積而銳利地發。每個情節在快速地轉換，每一個情節的時空都不同，充分運用了意識流的手法，跨時空。語言、情節、人物有機連接，之間的關聯度是非常緊密的，在劇本和剪輯上是下了狠功夫的，直到播出之前的3個小時，我們都一直在修改節目。」
但馬志丹差一點失去自己的時間。
她的頸部有一道長長的疤痕，那是兩次甲狀腺癌手術之後留下的印記。
在醫院動手術的時候，為了保證腦部神經思維不受影響，保證聲帶不受破壞，可以繼續工作，馬志丹選擇了局部麻醉而非通常的全身麻醉，就這樣扛過了兩次手術。
「那恐懼真的像水一樣漫過你」馬志丹這樣跟媒意見的記者形容，但最後她依然從病床走回到了拍攝現場。只是脖子上多了條圍巾，遮擋住了傷口。
長期做文物紀錄片的徐歡，似乎看起來無需風吹日晒。
但是，5分鐘一集的《如果國寶會說話》，文稿卻要打磨大半年。
100件文物是從近百家博物館和考古研究所、50餘處考古遺址的380多萬件文物中挑出來的。
白天拍攝影響博物館正常開放，那就通宵拍攝，從晚上一直拍到第二天清晨四五點。
為了文物安全，拍攝組成員不能接觸文物。那就把博物館的安保人員、展廳工作人員、專家，甚至電工，都請到拍攝現場。
文物的玻璃罩不能動，但是拍起來有反光，那就全部黑布圍上，讓鏡頭從洞里伸出去貼近了拍。
所有的瑣碎小事都是為了與文物更多一點親近，拍得近了，才能看得近了。
徐歡 圖自新華網
這是徐歡與文物相處的默契。
韓芸、馬志丹、徐歡，她們是女導演，也是導演。
2013年第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女性? 導演?紀錄片》主題交流活動上徐歡曾說過，在紀錄片拍攝時，沒有男女性導演的概念，女性同樣需要付出與男性導演一樣的體力。
張艾嘉在自己的隨筆《輕描淡寫》中寫道：「無論是哪一種方式，我們最後都善用自己的能力把故事說了出來，所以真的要分男導演、女導演嗎？」
畢竟，對於導演而言，講好故事是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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