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歷史時代的泣血記憶
當歷史轉了個彎,來到世人面前,那是什麼感覺?這是筆者雙腳踏入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時腦海中閃現的一個念頭。從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拾階而上二樓,其右側為亞洲藝術展區的中國展區,一跨進去,眼前頓時洞開了一扇歷史之門,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這裡的展廳有1.2萬件來自華夏的藝術瑰寶,幾乎囊括了中國歷代的文物大類。
造像風流落異鄉
筆者久久佇立在一塊殘缺的石刻浮雕前,這塊殘缺的石刻浮雕名曰「北魏皇帝禮佛圖」,但真正的名字應為「北魏帝後禮佛圖」。禮佛圖位於龍門石窟賓陽中洞,「賓陽」取迎接初升太陽之意,是公元500年時,北魏宣武帝為其父孝文帝以及文昭皇后做功德和祈求冥福而開鑿的,前後歷時24載,是北魏時期極具代表性的洞窟,也是我國雕塑史上的奇觀。
其整體分為北南兩段,展現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率皇室宗親禮佛的恢宏場面。北段雕刻的主體是孝文帝。他頭戴冕旒,身穿袞服,在諸位王室貴族以及文武百官的陪伴下,以御林軍為前導,並在手持傘蓋、羽葆、長劍、香盒的近侍宮姝女的簇擁下緩緩行進。南段雕刻的主體是文昭皇后。她蓮冠霞帔,一手拈香,身後跟隨著兩個戴蓮冠的貴婦,由眾多宮女前呼後擁地徐徐前行,方向與孝文帝相對。但在大都會博物館展廳,人們看到的卻是殘缺的孝文帝部分。由於盜運來時,浮雕是逐塊粘對復原的,留下了盜鑿的痕迹,再加上並非全景浮雕,其恢宏的氣勢也大打了折扣。
如果還原一下歷史,就需要解讀普愛倫這樣一個美國人。他既是一個文物學家,又是一個文物販子。歷史偏偏給了他一個機會,讓他在1928年當上了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遠東藝術部主任。翌年,普愛倫來到中國,做起了收購和盜運文物的勾當。他來到洛陽城外的龍門石窟,一眼就看中了賓陽洞壁的《北魏帝後禮佛圖》,不禁為其精美絕倫的雕刻藝術所震撼。他在洞中拍下大量照片,又找到古董商人岳彬,先後交付了1.4萬銀元傭金。見錢眼開的岳彬賄賂了洛陽官員,並指使流民潛入賓陽中洞,對照普愛倫提供的照片,硬是將《北魏帝後禮佛圖》的主體一塊一塊地鑿下來。這夥人將浮雕石像鑿下之後,偷運到北京,交到了普愛倫手上,之後,普愛倫又遠涉重洋將其運送到美國。被盜鑿的《北魏帝後禮佛圖》是分塊拼接而成,分成了兩部分,《北魏孝文帝禮佛圖》現存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文昭皇后禮佛圖》現存於美國堪薩斯市的納爾遜藝術博物館。龍門石窟的賓陽中洞由於被挖去「帝」與「後」兩組禮佛圖,失去了整個雕像群中心和最精彩部分,從而千瘡百孔,空餘鑿痕。
三彩羅漢成異客
我不禁在想,我國寶的流失難道僅僅是因為西方列強對曾經積貧積弱的中國進行赤裸裸的侵略所致?恐怕也與國內某些古董商家以及見錢眼開的官宦之流為虎作倀不無關係。在大都會博物館收藏著一尊易州三彩羅漢坐像,是1912年由北京兩名古董商向德國漢學家貝爾契斯基兜售的。貝爾契斯基獲悉這尊羅漢坐像出自河北易縣八佛窪的清西陵永福寺後,就借養病為名,住進了八佛窪附近。他帶著隨行的中國通和攝影師,僱用當地嚮導兩度近距離「考察」羅漢坐像。他被造像高超寫實的魅力所傾倒,便謀求收購這批瑰寶。不想,這事走漏了風聲,讓當地官府知道了,官府逮捕了一批盜運藏匿羅漢造像的文物販子,包括貝爾契斯基派去的古董商,就連永福寺也遭遇了搜查。可若以此便認為官府是秉公執法就錯了,原來,那些縣衙官員,本身就是監守自盜,他們的行動只是擔心利益外流而已。果然,在貝爾契斯基幾經試探後,利欲熏心的官員露出了真面目。據貝氏所記,縣衙曾保存有兩尊羅漢,地方官虛與委蛇,明面上聲稱要將羅漢安置供奉於廟宇,私下卻暗示他,造像可以善價而沽。最終,貝爾契斯基如願以償,獲得了一尊完整的三彩羅漢坐像,賣給了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另一尊羅漢的碎片其後則不知所終。這就是當年中國的國情與現實,讓今人不禁扼腕嘆息。
一百多年前的中國飽受蹂躪,遭受內亂與外敵入侵之患的苦果。國破家何在?文物又安在?許多文物就是這樣,很輕易地被販賣到國外,國寶大量流失。如果說,大都會博物館始建之初,還主要是靠收藏家的捐贈立館的話,那麼,後來就開始乘人之危,有目的地在全球搜尋文物。在中國,他們通過代理人,與中國的鑒定家、古董商密切交往,收購大量文物。
歷史是複雜的,今天我們不好評論這些收藏家的行為到底是對中國藝術寶藏的掠奪,還是在戰亂中為保存下這些藝術品作出了有益的貢獻。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就是這種肆意搜刮中國文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至今,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那張門票還保存在我的抽屜里,在我眼前揮之不去的是散落在異國他鄉的件件國寶,是一個歷史時代的泣血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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