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特權保護的財富最後都歸了誰

明朝從1567年開放粵港到1644年滅亡這段時間內，從世界範圍內，主要是美洲，開採的白銀，大量流入中國，多達3億3千6百多萬兩，佔到了當時全球白銀產量的35%左右。當時的中國，成為了世界上銀子最多的國家。但是，明朝為了對付東北的大遼而徵收的遼響，大概也就是500多萬兩，結果還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那麼銀子到哪兒去了？

明朝末年，稅源流失，財政緊張，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就是大概3千萬兩，這個財政收入遠不如兩宋。但是，兩宋的人口遠不如明朝多，北宋徽宗大觀四年的人口調查顯示，北宋有2千萬多戶，人口大概在1億左右，而明朝在萬曆之後，很可能已經超過1.5億了。

這來源於明朝後期稅收制度邏輯的嚴重扭曲，承擔稅收比例最高的人群，不是高收入階層，反而是低收入階層，是需要降低稅收的人群。這種扭曲，是根植於政治體制之中的，屬於內生性的結構問題，並不是能夠通過行政措施能夠解決的。

我們看看為了對付大遼的徵稅情況，就可見一斑了。萬曆四十六年，遼餉開徵，專款專用，用於撫遼、平遼、定遼、征遼、援遼。此稅主要征及田畝，在原本稅額的基礎上每畝課銀九厘，又名「九厘銀」。此稅初征五百二十萬兩，後來陸續加到九百萬兩。如果算上後來崇禎時期陸續開徵的「剿餉"和「練餉」，年增新稅可達二千一百萬兩。這和萬曆間1460多萬兩相比，不能不說是一筆超級沉重的稅收負擔。

就是因為不能通過行政措施結解決，所以崇禎後期向各個大臣都有借款，據馮夢龍《甲申紀事》記載，李自成攻破北京，國庫里只有2300兩銀子。有記載說，崇禎向大家借錢，以用做軍費等，幾戶所有大臣都哭窮，他丈人周奎算是最慷慨的，才拿出了1萬兩，其他大臣竟然有拿出幾十兩的。大臣們真的這麼窮嗎？不是的，李自成佔領北京，責令各個大臣自報財產，然後上交，一下子搜集到了7千多萬兩。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就和明朝設計的稅收特權階層有關係了。明朝有一個法定的特權階層——士紳階層，不用交農業稅，當然不同的級別有不同的權利。比如說，一個人考中秀才，就可以免稅了。明朝的普通百姓，在承擔農業稅之外，還要承擔各種徭役，如果是秀才的話，這些就可以免掉。於是，各種有稅收特權的人，就會和地方官員和富戶商賈，勾結起來，積累大量的財富。《儒林外史》中，為什麼范進剛中舉，還什麼都不是，就已經有人送這送那，這就與范進舉人的身份，有財富的特權有極大的關係了。比如說，某一個大財主有1000畝地，明朝為了對付大遼要開徵更高的稅額和比例，而范進有這個不交稅的特權，他就會和范進商量，比如說把其中的800畝寄存在范進的名下，他就只需要交200畝的稅了。這和現在的財產代持差不多。當然，他就會和范進簽一個合同，在圈內證明這是他的財產；當然，范進還會有一個公開而且合法的財產持有合同。這其實就和現在所謂的陰陽合同一樣了。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名目的王田、官田、豪民之田，嚴重兼并，而田賦時時被權貴強行轉嫁到無地、少地農民身上，對本來已經很貧窮的農民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所以，這些明朝的士紳階層，一個個都富得流油，而政府為提高財政收入而實行的各種舉措，只能搞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但財政收入卻依然上不去。

《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這種特權保護的財富，正是損害了廣大農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而積累起來的。當然，《大學》還說，「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這種特權保護的財富，最終會通過權力的博弈，被他人所擁有。所以，明朝這些特權保護的財富，只能最終被李自成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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