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場上的大院子弟
原標題：名利場上的大院子弟
作者：謬維佳
來源：中國文化基金會 （微信ID CCF-20130925）
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中，「大院」特指新中國成立後出現的軍隊大院或國家機關大院(主要集中在北京)，而不是平民百姓生活其中的逼仄院子、院落。而在大院內生活的孩子，理所當然地跟大院外的孩子不一樣。
1985年冬，北京，動物園，穿著軍大衣跳舞的大院子弟
中國最早聽披頭士樂隊的是林彪的公子林立果。他曾經說道：如果有機會去掌握大權，一定讓全國人民聽搖滾音樂，而不是樣板戲。而幫他實現這個願望的正是他的大院小弟崔健。
「我記得那是讀初中的時候，我們空政文工團的家屬坐著大卡車，所有人坐在卡車上去軍樂團看參考片，當時看的是披頭士。」
10月17日，中國搖滾「教父」崔健的第一部長篇電影《藍色骨頭》上映。為配合電影宣傳，近年來頗為低調的崔健頻頻接受雜誌、電視台專訪，聊音樂、聊生活、聊電影創作以及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大院子弟。
在《藍色骨頭》關於搖滾女青年施堰萍的故事中，部隊大院、一水兒穿著軍裝的大院子弟們，在明晃晃的陽光下，帶著崔健特有的一種狠勁，直撲觀眾的眼帘。
在那個時代，部隊是最陽光燦爛最開放最跟未來與世界接軌的花果山，部隊文工團是花果山水簾洞，搖滾樂、隨身聽、國外進口的舞鞋都可以有，簡直是世界透過迷霧照進中國的一束激光，部隊大院子弟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完勝今天的富二代，這些背景不曉得就沒法看《藍色骨頭》。
是的，跟姜文一樣，同是大院子弟的崔健也在自己的第一部電影里，再次擁抱了那些屬於他們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儘管大眾視崔健為反叛英雄，但不可否認的是大院生活給予了崔健很多，這是崔健們以後在名利場里拼殺旁人難以企及的優勢。
大院子弟的文藝生活
多年以後，馮小剛在他那本起名無比風騷的自傳《我把青春獻給你》中這樣深情寫道：「那是一個星期六，我們在黨校的大門外聚齊，然後洋洋洒洒幾十人走進黨校的大院，繞過主樓，不約而同地向我們的禮堂走去。那一刻，我產生了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好像我們沒有長大，好像我們依然是約好了一個時間，到了點，先下樓的就站在樓下扯著脖子一個一個地往下喊，湊齊了一起去禮堂看電影。」
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中，「大院」特指新中國成立後出現的軍隊大院或國家機關大院(主要集中在北京)，而不是平民百姓生活其中的逼仄院子、院落。
它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空間，而且也是一個文化空間，更準確地說是中國式的政治文化空間。大院里警備森嚴，高幹雲集，功能齊全：工作區、家屬區、體育及娛樂區、醫院，一應俱全。加上高高的圍牆和威嚴的警衛，大院幾乎成了一個獨立王國。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大院不是租界勝似租界。
王朔就曾經這樣描寫北京復興門外的部隊大院：「這一帶過去叫『新北京』，孤懸於北京舊城之西……我叫這一帶 『大院文化割據區』。」
而在大院內生活的孩子，理所當然地跟大院外的孩子不一樣。詩人尹麗川曾有過很直觀的描寫：我年少的時候路過那些硃紅色的門、白底黑字的門牌和綠軍衣筆直的守門的士兵，那些戒備森嚴的大院以及被它包圍起來的神秘莫測的生活，以為那是我永遠無法深入之地。
初中時有個海軍大院的女孩跟我要好，她穿香港買回的衣服，講述在電視里露面的歌手的私事(與她同屬一個大院)，帶外國巧克力給我吃。那個時候，最基本的物質滿足對於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是一種奢華，更妄言物質享受，電視明星更是我們無法接近的外星客。
更重要的是，在那個禁閉的年代，大院子弟享有的特權不僅體現為物質特權，更體現為精神特權和文化特權。他們能讀到、看到、聽到的遠超於生活在大院外的人。
曾大受歡迎的電視劇《血色浪漫》里，提到過在大院子弟間廣為流傳的小說包括凱魯亞克的《在路上》以及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這些書都不是公開出版的，只有供高級幹部出入的內部書店才有，據說是供高幹們「學習批判」用的，書的封面是灰色或黃色的，俗稱「黃皮書」、「灰皮書」。
還有——現在這已不是秘密——中國最早聽披頭士樂隊的是林彪的公子林立果。他還曾經在一篇自傳體文章中說道：如果有機會去掌握大權，一定讓全國人民聽搖滾音樂，而不是樣板戲。而幫他實現這個願望的正是他的大院小弟崔健。
特殊的家庭背景讓大院子弟們比一般人更能領略外面的世界，能接觸到內部書籍、電影以及音樂，這是當時的人不敢想像的，這也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們能引領風騷的原因，因為他們醒得比別人早。
紅色情結與優越感
當然，這個清醒的過程也伴隨著痛苦與割裂。
作為寄生於大院和大院文化的特殊群體，老一代革命家的後代，大院子弟很早就樹立了遠大的政治志向，有接班人的抱負。
大院附近或市區某些重點中學常常集中了比較多的大院子弟。一位過來人這樣描述當時這些「貴族」學校里的情況：由於「紅色貴族」相對集中，這些中學裡的學生對政治的關心達到了狂熱程度。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中國政壇風雲變化無常，在老師們乃至校長還一頭霧水時，學生們已經準確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變動和中央領導的各種講話，我行我素，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
北京女作家張聶爾是將門之後，她在小說《將門男女》中記述：身為司令員的父親柳洞天總要把許多文件帶回家給子女看，除了最機密的文件以外，他要讓子女和他一起享受軍以上幹部的待遇，「這是爸爸在政治上培養你們，讓你們多懂一點」。
這種滋養，使大院子弟們自命不凡——「我們堅信自己與眾不同，堅信世界會因我而改變」。用著名導演陳凱歌的話講，這些「文革」前大院子弟的心態是這樣的：「他們大多為父輩的業績感到驕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為血統高貴，思想純潔，堪當國家大任，熱烈地嚮往輝煌的業績。」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讓這樣的理想主義瞬間幻滅。他們開始淡出政治運動，變成了玩世不恭的「玩主」，拿著板磚、菜刀，騎著自行車，狼群般出沒於影劇院、溜冰場，過上了「陽光燦爛的日子」——打架群毆、溜門撬鎖、「拍婆子」。
這樣一種身份定位至關重要：有特權，但是暫時被懸置。一方面，被懸置是暫時的，不同於真正被逐出權力中心的邊緣群體。他們的特權意識和實際的特權都被不同程度地保留著;另一方面，他們短暫的一段痞子生涯為他們披上了一絲瀟洒乃至叛逆色彩，使他們顯得更加與眾不同，獲得了附加的文化資本。
在這樣的成長過程里，他們中的一些人做了藝術家，也成了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崔健是反叛英雄，王朔是反文化英雄，姜文是重新解釋英雄主義的英雄。
其中，王朔影響巨大，他的一系列小說讓北京城大院子弟的影響一直持續至今——《頑主》直接成就了米家山以及後來的馮小剛;《動物兇猛》被姜文拿去拍成了那部經典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葉京則根據他的《玩的就是心跳》拍出了《與青春有關的日子》。
王朔們以這種叛逆的或者說「非主流」的方式闡釋自己的大院子弟時代成就了英雄的地位。然而，大院子弟的「紅色情結」以及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的大院子弟優越感是他們怎麼也甩不掉的。
葉京，總參軍訓部大院出身，王朔的發小，他跟王朔一起倒賣過電子錶。後來這群在北京大院長大孩子又一起在中國影視圈建立了自己的陣地，這個陣地里有姜文、馮小剛、葛優、梁天、葉大鷹等，還有被王朔一手帶進來的徐靜蕾。這個陣地，就是我們如今說的京圈。
所以馮小剛會成為春節聯歡晚會的總導演——按他自己的話說是因為要報某個對他很好的領導的恩。他甚至還有可能成為國慶70周年閱兵式總導演。而姜文至今還有扮演最高領袖的願望要去實現。王朔則在多次的文壇罵戰中表現出在皇城根下的優越感。至於崔健，他習慣戴的那頂帽子或許不僅僅是一種搖滾叛逆和政治波普，也有潛意識裡面大院子弟紅色意識的綿延。
遠去的時代
但是，現在越來越少人想聽他們說話了。
2013年，曾經無往不利的王(朔)馮(小剛)組合再戰江湖，在當年年底推出賀歲片《私人訂製》。
雖然有著兩塊金字招牌加持，但這部電影卻收穫如潮惡評。著名的《好萊塢報道者》如此評價：「一度身為無人可以挑戰的中國喜劇大師，如今貢獻出這樣一部太俗氣不連貫又不好笑的喜劇，刻意的笑點和笨拙的社會評論掩蓋了本該發光的一線卡司和高昂的製作成本。第一個貪污的故事把社會的風化淪喪推到百姓身上，將老百姓不是省油的燈作為貪官猖獗的理由之一，價值導向顯得簡單可笑。」
對此，馮小剛直接破口大罵，「從《一九四二》到《私人訂製》，你們的嘲笑和狂歡恰恰反映了你們的淺薄，我看不起你們，別再腆著臉引領觀眾了，丟人。」並就此反問影評人：「如果我是一個笑話，你們是什麼?」
一直以草根自居的馮小剛在《私人訂製》里「帶著簡單粗暴的敵意在嘲笑普通民眾」。其實並不矛盾，因為從本質上來說，馮小剛從來就不是草根——他們叫大院子弟。他們一直高高在上俯視眾生，所以馮才會脫口而出「我看不起你們」。
馮小剛們因著祖蔭和自己的聰明努力佔據最大部分的社會話語權，但人生就是這樣，你在這個十年活在時代前列，不代表下一個十年也一樣。
他們的思想資源已經停滯在那個時代里，剩下的只有可怕的重複與日復一日的商業攫取。他們肯定曾經，鄙視當下。他們覺得這個時代缺乏心靈，但他們的心靈，卻滿是失落，懷疑，鄙視與虛妄。
正如有人如此評論道：「我們不再稀罕他們的知識他們的經驗，我們懂的東西，已經遠遠超過他們。因為，更好的時代已經撲面而來。」
空軍大院、海軍大院、全總文工團……當年龐大院落的神聖誘惑已消失殆盡，如今最惹眼的是豪宅、別墅、私人俱樂部。文化資源的平等，英雄主義的覆沒，經濟決定一切，網路時代的來臨，大院不再構成特殊的文化土壤。
大院文化及其孕育的大院子弟們的傳奇是到了深藏功與名的時候了。試問現在的90、95後，又有多少知曉「大院」何指?
這是件再好不過的事——所有的院落都有圍牆，早就該拆。雖然會聽到一些遺老遺少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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