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漫遊指南：道德起源與五大模塊
我們有沒有可能建造出一個道德規範與現實世界完全相反的社會？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整理過一份道德清單，他發現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大部分的道德概念都具有共通性，例如公正、換位思考、讚頌慷慨和勇敢、鄙視自私和膽怯、不容亂倫、禁止謀殺與強姦等等。道德共通性暗示我們，道德規範的形成一定要符合某些特定規律，我們可能很難找到一個鼓勵無條件利己的社會，或者發現某些文化中，將只穿一隻襪子這種無聊的行為視為美德。美國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克里斯托弗·博姆認為，如果一種行為或規則在各個地區以及各個時期普遍存在，那麼我們可以思考這種行為是否具有遺傳基礎，也就是是否是「天生」的。
事實上，通過上文對道德直覺概念的介紹，我們已經傳遞出了一個基本觀念：進化是塑造人類道德感的重要力量。殺人不對，貪污不對，不僅是因為宗教、法律或時尚文化要求我們不能那麼做，也是因為我們天生就認為這樣的行為應該被禁絕。人們可能會說「我不喜歡爆米花電影，但是你要看的話，我也不介意」，但沒有人會說「我反對暴力，但是你要殺人的話，我也不介意」。支配我們做出這種反應的正是所謂的「道德直覺」，道德直覺是演化賦予我們的認知和情感工具，幫助我們更好的適應和生存。
心理學家海特認為，我們具有五項道德基準模塊，分別是關愛/傷害模塊、公平／欺騙模塊、忠誠/背叛模塊、權威/尊敬模塊、聖潔/墮落模塊，這些道德基礎都來自於我們人類祖先在進化過程中的適應性挑戰，自然選擇偏向於讓我們建立這些道德模塊，以使我們可以在特定場景下迅速做出正確行為。道德模塊形成後也會泛化到其他場景，形成某些道德概念，並與一些道德情感相關聯。在這些力量的驅動下，我們會根據自己的社會角色以及環境展現出應有的互動模式。例如，面對長輩和權威時，我們應該表現出尊敬，與朋友交往時，我們不能自私自利。這也正是道德規範的形成過程。
關愛/傷害模塊起源於我們祖先對兒童保護和關愛的需要，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兒童是人類進化中重要的適應性挑戰，那些對兒童的痛苦或渴求較為敏感的父母，更能保證自己的後代健康安全的成長。這種特性演化的結果則是，我們會對其他人甚至動物的痛苦有惻隱之心，它使我們鄙視殘暴行徑，並想要照顧關懷那些遭受不幸的人。心理學研究發現，越是具體的受難形象越容易讓我們動容。對大多數人來說，400萬被屠殺的猶太人可能只是一個抽象的數字，但如果他們看過電影《鋼琴家》或《美麗人生》，很可能會因為裡面男主角的命運而流下眼淚，一個形象具體豐滿的猶太難民更能喚醒我們對猶太人的同情。關愛/傷害模塊在美德上的表現是憐憫與仁慈，對那些關愛他人、能對他人痛苦感同身受的人，我們會由衷的敬佩和讚美。1999年時美國人民曾投票選出二十世紀最受人尊敬的人物榜單，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別是馬丁路德金與肯尼迪，榜單之首則是以博愛精神聞名於世的特蕾莎修女，她以壓倒性的優勢成為全美人民心目中的偉人。
公平／欺騙模塊起源於合作行為，我們前文關於互惠利他的專題詳細的探討了其中的邏輯。為了以合作的形式獲得集體利益，人類必需在進化過程中解決欺騙、不忠等問題，「以牙還牙」策略以及與之相配套的道德情感就是一組有效的應對工具。那些在道德情感的驅使下做出「以牙還牙」行為的人會獲利更多。當人們表現出值得信賴、知恩圖報的跡象時，我們會感覺到高興、喜歡和感激，它使我們能夠抓住人生的互利合作機遇，將共同分享的蛋糕做大。而當人們企圖欺騙或利用我們時，我們會感到憤怒、鄙視和噁心，它使我們想要避開或懲罰欺騙者，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公平是人類道德系統中最重要也最基礎的原則之一，甚至當我們自己做出欺騙舉動時都會體驗到罪惡和負疚感。
忠誠/背叛模塊起源於人類的群體生活。在農業和私人財產出現之前，戰爭就已經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永恆特徵了。百萬年來，我們的祖先始終面對著形成和維持同盟的適應性需求，只有這樣做才能抵擋來自敵對群體的挑戰和攻擊。在人科動物的演化史上，發源於非洲的智人（現在人類的祖先）之所以能夠打敗歐洲的尼安德特人成為地球的主宰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智人可以進行有效的群體協作。個人主義傾向由於不利於群體競爭，因而不受自然選擇的青睞。現存於世的人類都是成功的部族主義者的後代。進化壓力導致我們總是想法設法組成群體，構築緊密的聯盟。我們對他人是否具有團隊精神非常敏感，忠於集體的人會得到我們的信任和回報，背叛集體的人則會受到排斥和懲罰。
如今我們生活的社會並不鼓勵群體間劍拔弩張，打破群際壁壘、促成群體融合與流動是大多數社會更提倡的群體關係。然而，與忠誠品質相關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依然受人肯定。體育競技賽場便為忠誠/背叛模塊提供了舞台，現代足球原本是一種商業行為，但球迷卻將球員的「忠誠」視作極為重要的素質，球迷口中最常聽到的是「我們贏了」「我們輸了」，而不是「他們贏了」「他們輸了」。2000年，當葡萄牙球星菲戈由巴塞羅那俱樂部轉會到死敵皇家馬德里時，巴塞羅那的球迷咒罵他是「猶大」，在日後巴塞羅那同皇家馬德里的比賽中，球迷甚至向他扔下了一個豬頭。而義大利球星托蒂由於二十多年堅守在羅馬俱樂部，因此獲得了「狼王」的美譽（羅馬城的城徽是一隻狼低頭撫育兩個嬰兒），更成為了羅馬城最重要的象徵人物。
權威/尊敬模塊同樣起源於人類的群體生活，有群體就會有階級，階級分化在人類社會中具有普遍性。即便是很小的群體也會存在社會等級，只是有些等級是非正式狀態。例如，在中非共和國西部的阿卡俾格米人部落，雖然名義上沒有最高等級的政治領導者，但部落中會有一個「康貝堤」以微妙的方式影響重大群體決策。無論一個社會多麼平等，總會有一些人出於支配地位，否則混亂就會接踵而至。階級分化使得社會組織得以實現，並能讓整個群體更有凝聚力。大部分社群成員都可以從有序的領導統治中獲益——儘管每個人獲得的利益是不均等的。為了應對社會等級制度的適應性挑戰，人類演化出了對社會地位極為敏感的心理機制。而我們對某些傳統、制度和規範的尊重也正是這一演化過程的結果。
在具有等級制的哺乳動物中，下層個體會向統治者表現出相似的順從和尊敬，許多與之相關的行為都是程式化的禮儀，例如黑猩猩會向首領鞠躬並親吻它的腳，不服從的代價則可能是首領的一頓爆揍。雖然黑猩猩中更高的社會地位是通過暴力獲得的，但雄性首領並不是只扮演耀武揚威、恃強凌弱的角色，首領在社群中會發揮重要的公共性功能。當群體內產生分歧時，首領要平息爭端、主持正義，而當群體內出現暴力衝突時，首領也要帶頭出面鎮壓。事實證明，如果沒有明確的雄性首領，黑猩猩社群會時常爆發內鬥。
與黑猩猩的情況相似，人類權威也需要負責維持秩序和公平，而對權威的尊敬和順從可以幫助個體在等級制內形成穩定的受益關係。靈長類動物學家弗蘭斯·德瓦爾指出：「如果沒有對等級的確認和對權威的特定尊重，就不可能有對社會規則的認真對待。」不過真正的獨裁是非常困難的，任何一個權威或領袖都不可能違背群體的決策，他的作用只是幫助群體更快、更有效的達成共識而已。如果權威的一意孤行觸犯了眾怒，他也會遭受其他群體成員的聯合制裁或反抗。另外，人類社會的權威有時並不是個人，而是某些組織、群體規範甚至思想觀念（如無產階級專政）。
聖潔/墮落模塊起源於人類對疾病的對抗，這可能是所有道德模塊中最難以理解的。人類屬於雜食動物，雜食的優點顯而易見，我們不需要像熊貓或考拉一樣，只能靠竹子或桉樹葉為生。在遷移到各種新環境時，人類可以靈活的選擇食物，尋找到穩定的熱量來源。但雜食性也有致命缺陷：新食物可能有毒、含有細菌或寄生蟲，並不適宜食用。因此，雜食動物必須在探索新食物的同時又對它們保持警惕。人類的噁心與厭惡感正是為了應對這一困境而演化出的防禦機制。當接觸到具有潛在危險的食物時，適當的負面情緒可以使我們遠離它們，保障自身的安全。
除了來自食物的威脅外，當早期原始人開始群居生活時，彼此之間受到傳染的風險也大大提高了，自然選擇要求人類必須進化出對生物毒害的防禦意識。而噁心與厭惡感則可以充當有效的行為免疫系統，使我們盡量迴避骯髒的病人、腐爛的屍體、寄生蟲以及糞便。會誘發疾病的污穢物一般具有氣味、外觀或者其他可覺察的特徵，當人類感受到這些特徵時，便會觸發不適情緒，以使我們遠離疾病傳播的途徑，避免與這些媒介產生物理接觸。
厭惡感雖然最初來自於我們的生理防禦，但它很容易被道德化，在很多文化中，人們都會使用厭惡或骯髒的隱喻來表達對道德墮落的排斥，如「不堪入目」、「狗苟蠅營」、「腐化」、「糜爛」、「污言穢語」、「讓人作嘔」，與之相對應的，乾淨純潔則是美德的象徵。我們會賦予某些事物以聖潔的意象，並保護它們免受褻瀆，如旗幟、十字架、教堂、英雄雕塑等等。骯髒與聖潔正是道德的兩端，如果沒有噁心厭惡感作為道德鄙視的基礎，我們也就不會有聖潔的感受。
將善良與純潔混為一談有時會產生極其惡劣的後果。種族主義者經常會以防止種族污染為由大行不義之舉，就像當年南非對非裔的種族隔離，印度社會對「賤民」階層的排斥，美國上世紀的移民法案以及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制定的「種族衛生法」。當一個群體被貼上了「骯髒」或「不潔」的標籤時，人們對他們的憐憫就隨著消失，這也是導致戰爭中普通人也可以輕易犯下暴行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清潔與道德認知過程間似乎還存在更深一層的聯繫。多倫多大學的鐘辰博已經證明，在填寫問卷前被要求洗手的受測者，會對道德純潔相關的問題更為嚴苛（比如色情和吸毒），也就是說，清潔身體會讓我們更注意守護道德純潔；鍾辰博還證明了相逆的過程：不道德會令人們想要變乾淨，在研究中當被試被要求回想自己的道德過錯時，他們會產生更強烈地清洗自身的願望。研究者稱之為「麥克白效應」，原因是在莎士比亞的經典戲劇《麥克白》中，麥克白夫人慫恿其夫謀殺鄧肯國王之後便對水和清洗瘋狂著魔。
道德模塊意味著，人類天生就準備好了以某種被限定的方式對道德問題作出反應。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先想像這樣一個問題：是否有些東西我們很容易就學會，而有些東西我們則可能永遠都學不會？答案是肯定的，學會讚美勇敢很容易，學會讚美膽怯則幾乎不可能；教人害怕蛇很簡單，教人害怕花朵則很困難。因為在我們祖先的生存環境中，蛇是一種危險，而花不是。我們天生就準備好了學會對蛇產生恐懼，但沒準備好去學習對花的恐懼。實際上，在現代都市生活中，汽車要比蛇危險的多，每年車禍死亡人數要遠遠大於被蛇咬死的人數，汽車才是目前最可能傷害到我們的東西，但我們卻很難形成對汽車的恐懼。同樣的，道德模塊的先天性表現為，有些美德可以很輕易地被習得，有些則不行。例如，學會痛恨貪污很容易，而學會珍視這種行為則很難。
總之，經過後天的引導和教化，人們很容易就會形成基本的道德感。道德感是一種複雜的生存策略，這種策略似乎是人類所獨有的，其他靈長類動物也具有群體生活的規則，但這些規則並沒有內化為深切的情感感受。實驗室中的黑猩猩了解自己某些行為的後果，它們對「正確與錯誤」的行動有模糊的認識，但它們不會因為做了錯事而產生面紅耳赤的羞恥感。許多社會性昆蟲非常富有犧牲精神，它們行為的無私程度要遠遠超過我們人類。不過，它們不但沒形成內化的良心，甚至沒有發展出自我意識。
人類的道德感在自然界是獨一無二的，它能充當情感的催化或抑製劑，引導我們培養聲譽，不迷失自我。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道德行為都是由與這些道德模塊相關的情感主導的，同情、感激、愧疚、正當的憤怒等情感正是無數或大或小的善行的根源。當作出良善舉動時，我們會感到滿足與自豪，這種獎勵激勵我們一如既往；當違反道德規則時，我們則會感到不安、羞恥與慚愧，這種感覺提醒我們，眼下的行為會導致嚴重社會災難，危害我們自身。而這正是道德的作用機制——讓我們更好生存，遠離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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