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戊戌年，也是晚清「戊戌變法」120周年。《短史記》將整理相關原創稿件，以倒敘的方式，儘可能還原「戊戌變法」的真貌。畢竟，只有真實的歷史，才有鑒往知來的價值。

文 | 諶旭彬

「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說法，皆謂其乃係為維新變法而死。

但揆諸史料，這一結論，實在大有問題。

朝廷的草率定性：與康有為結黨

所謂「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殺害的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六人。

此六人均與當年的維新運動有關。其中，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人乃光緒皇帝戊戌年新任命的軍機章京；楊深秀乃山東道監察御史；康廣仁乃康有為的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達殺害「六君子」之上諭，稱：

「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

次日，內閣所奉硃諭將「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具體化。硃諭稱：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髮指。……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矇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儻語多牽涉，恐致株連，是以未俟復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

通觀這份諭旨，「六君子」的罪行，總結起來共有三條：

1、康黨謀圍頤和園誅殺慈禧。

2、「六君子」與康有為結黨。

3、楊銳等人任職軍機處期間「欺矇狂悖，密保匪人」——所謂「匪人」，當然是指康有為、梁啟超一干人等。

簡言之，朝廷當年確曾將「六君子」一體定性為康黨。

「六君子」的真實政治立場

「六君子」當日被定性為「康黨」而被殺；後世亦長期將其歸入「康黨」。

但事實絕非如此。

「六君子」中，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黨甚為厭惡。康廣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係。楊深秀情形如何，尚缺乏足夠的可資說明的資料。唯譚嗣同立志與滿清為敵，故口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之語，從容赴死，可謂毫無疑義的康黨。

1、楊銳、劉光第

楊銳、劉光弟乃張之洞門下之人。

張之洞素來鄙視康有為的學術，斥之為偽學、野狐禪。楊、劉二人的學術旨趣，可想而知。

楊銳早年對康有為頗有好感，認為康氏上奏的某些條陳「透切時弊」，故於1897年12月鼓動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薦康氏去參加瑞典的「萬國弭兵會」。但到戊戌年後，楊銳對康黨的態度已轉為不滿與鄙視，在給張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楊銳曾明言康氏「繆妄」：

「近日變法，都下大嘩。人人慾得康有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繆妄，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後快，豈去一康而中國即足自存乎？……京師大老，空疏無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濟！」

另據唐才質《戊戌聞見錄》披露，譚嗣同在給唐才常（唐才質之兄）的書信中提到，任職軍機處期間，因楊銳鄙視康有為，譚嗣同曾與之發生過衝突：

「伯兄曰：復生入值，與劉裴村一班，劉願者，雖不奮發，而心無他。然可慮者，叔嶠跋扈，媚舊黨而排南海，復生忿與之爭，叔嶠不納。」

「伯兄」即唐才常，復生即譚嗣同，劉裴村即劉光第，叔嶠即楊銳，南海即康有為。

楊銳好友高樹，在其《金鑾瑣記》也記載，楊銳對同為軍機章京的康黨分子譚嗣同、林旭相當不滿，私下裡形容譚嗣同為「鬼幽」、林旭為「鬼躁」：

「鬼幽鬼躁楊公語，同列招災竊自憂。……叔嶠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禍可知矣。」

參考戊戌年譚、林二人行狀，譚氏與康黨多有密謀而不令楊銳、劉光第等人得知，故楊銳呼之為「鬼幽」；林旭年少輕狂，「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故楊銳呼之為「鬼躁」。

楊銳擔任軍機章京，系張之洞請託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的結果。劉光第的情形與楊銳大致相似，其任職軍機章京也是借了張之洞的力量、由陳寶箴推薦的結果。

或許是因為劉終非如楊銳那般是張之洞心腹之人，故雖得張之洞器重，但事前並不知道自己會被推薦。入職軍機章京之後，也未如楊銳一般，孜孜於籌劃促成張之洞入京主持變法。

但劉光第對康黨的厭惡，楊銳並無區別。康黨開設保國會，劉氏僅前往一次，因厭惡其言論，再未有過交往。劉氏還曾在家信中感嘆：

「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並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

所謂「新黨」，即是指「康黨」。

戊戌年，光緒有關新政的奏章，一概越過舊的軍機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辦理。但劉光第在軍機處值班期間，「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又曾請於德宗，為言不能潛越大軍機之權」（「大軍機」系指舊軍機大臣，「小軍機」系指新任軍機四章京）。可見其為人為官，與康有為等輩大不相同。

楊、劉二人入軍機處值班不過十數天，竟被視作「康黨」而慘遭殺身之禍，當時之人，皆視作奇冤。

張之洞曾急電京中，欲營救楊銳，其電文稱：

「楊叔嶠者，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實系無辜受累。」

劉光第死後，其家被查抄，曾搜得彈劾康有為的奏疏一份，尚未完稿。

尤使人嘆息者，楊、劉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動過辭官退隱的念頭。

楊銳想要辭官，是因為自覺無法與「康黨」共事：

「同列又甚不易處，譚最黨康有為，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兄擬加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便即抽身而退。」

劉光第想要辭職，是擔憂自己在軍機章京這種敏感之為上，「終以憨直賈禍」。他本欲待再被光緒當面召見一次，痛陳「新政措理失宜」之處後，即辭官歸家。可惜未能遂願，政變已然發作。

因與康黨交惡，故政變前夕，楊、劉二人均判斷自己並無出逃必要。入獄後亦處之泰然，自信經過審訊即可無罪出獄。孰料慈禧因擔憂外人干預，未經審訊即下旨殺害「六君子」。楊、劉二人遂稀里糊塗被歸入「康黨」喪了性命，朝野內外為楊、劉二人冤痛者，多有人在。

左圖：楊銳；右圖：劉光第。

2、林旭、康廣仁

時人對林旭的評價是「年少輕躁」。林任職軍機章京時，年僅二十四歲。

林氏對康有為的看法，多受外界環境之影響，並無定見。

1897年11月，林氏致書李宣龔，談及自己與康有為的交往，稱「康長素適來，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謂「是非」，大約是此時政、學兩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齒康氏的學術與政治理念；林氏乃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孫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尋求政治機會，自不願與名聲不佳的「康黨」扯上關係。

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緒之青睞，林氏在為康的《春秋董氏學》作跋時，已不忌諱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繹江都春秋之學，而授旭讀之」，頗為自豪地明言自己做了康有為的學生。

林氏進入軍機處，按康黨的說法，是光緒看中了他「康有為弟子」的身份。

其實，1898年6月林氏被榮祿招入幕府，才是光緒選中他的真正緣故——光緒選拔軍機四章京，必須平衡滿漢新舊：楊銳、劉光第代表張之洞漢臣一系的勢力；林旭代表榮祿滿臣一系的勢力；譚嗣同充當了康黨在軍機處的代言人。

據時人披露，林氏當值期間，「欲盡斥耄老諸大臣」，「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可見其冒進與積極。

此種冒進，曾引發榮祿的擔憂，恐其給自己招禍，故致信林氏，勸其在新政事務上「虛懷下問」，多與樞庭老臣商議，不應該「遇事紛更」。

不過，當時林氏已既深受康有為影響，康黨的目標，乃開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現有各級權力部門，「遇事紛更」乃康黨的既定方針，林氏自然不會接受榮祿之勸誡。

政變前夕，京城空氣空前緊張之時，林氏曾深夜前往鄭孝胥之處問計，據鄭孝胥日記記載，林氏與他談論良久，「自言不得以康黨相待」——這種身份認同，雖是林氏被捕前的一種自我安慰，但也反映出林氏與康黨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疏離。

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處活動求救。據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堂」。《異辭錄》記載，林氏在被捕前一天，還曾求告到李鴻章幕僚馬建忠車前，欲求馬氏「回車復見傅相，為我乞命」。林旭被捕後，榮祿拒絕對其施以援手。

至於康廣仁，因其系康有為胞弟，「康黨」的身份似乎不容置疑。但早在政變之前，康廣仁曾致信友人，抱怨過康有為一意孤行，大事難成：

「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擠者、謗者盈衡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顯見其對康有為的政治行為，並不全然支持，而是身懷擔憂。

清末，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失敗入獄，遇一老獄卒名劉一鳴者，自稱曾看守過譚嗣同、康廣仁等人。劉氏對汪精衛談及往事：

「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為，笑日：『作詩耳。』……林旭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其。」

參考康廣仁政變前的書信，獄卒之言，似亦可信。

左圖：林旭；右圖：康廣仁。

3、楊深秀、譚嗣同

楊深秀以御史身份被當作「康黨」而遭到殺害，與其戊戌年和康有為過從甚密有關。

楊銳在給張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

「此時台諫中，惟楊深秀、宋伯魯最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

戊戌年，康有為寫了許多奏章，大多以楊深秀、宋伯魯二人之名義呈遞；結果是楊深秀被殺，宋伯魯逃到外國使館得免一死。

楊氏被殺的直接原因，是他於9月19日呈遞了一份康黨擬定的涉及武裝政變計劃的奏摺。奏摺不但要求光緒調袁世凱軍隊入京，還提議聘請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為新政顧問，甚至建議皇帝考慮與英、美、日三國「合邦」。其中最讓慈禧心驚膽戰者，莫過於該折附片中要求開掘頤和園內的「秘密金庫」，並請皇上准募300人，於9月23日正式發掘。

所謂「秘密金庫」，本子虛烏有。「康黨」編造此一謠言，說開掘「秘密金庫」可以為變法提供必需資金支持，乃是為了完成其「圍園殺後」計劃。此前，譚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帶會黨人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偽裝成掘金工人，入園起事殺死慈禧。

楊深秀捲入此種密謀，故被慈禧定性為「康黨」。唯楊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遞的奏摺，內含如此大的玄機，筆者所見資料有限，尚未敢斷言。

所謂「戊戌六君子」，實際上唯有譚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確實願意為之而死。

今人多將譚氏歸入維新派之列，實際上，早在入軍機處之前，譚氏即已深植強烈的反滿立場。以其著作《仁學》為例，因反滿思想激烈，生前僅梁啟超等有限幾位好友得見。其中公然倡導「華人」不要將「滿人」引為同類：

「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賈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己寧不愧於心乎？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

正因為譚氏有如此強烈的仇滿情緒及「十八省華人」意識，戊戌年之前，他曾屢次言及新疆、西藏、滿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賣給英、俄等國，以籌措資金作變法之用；更對當時倡導「保中國不保大清」之康有為一見傾心，執弟子之禮，且與康黨秘密籌劃「湖南自立」。

也正因為此種革命黨立場，為自身安全計，譚氏曾想買一個外國功名作護身符。1896年12月，譚嗣同致信汪康年，打聽外國人開捐功名之事，準備買捐受外國人保護。譚氏說：

「傳聞英、俄領事在上海開捐『貢』、『監』，捐者可得保護，藉免華官妄辱冤殺，不識確實否？保護到如何地步？價值若干？有辦捐章程否？嗣同甚願自捐，兼為勸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鳥獸之求出檻縶；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則我輩皆可免被人橫誣為會匪而冤殺之矣。伏望詳查見復。」

對譚氏的政治立場，張之洞似乎有所察覺。

譚氏應召赴京，過湖北見張之洞，張氏曾語帶譏諷，謂譚氏：

「君非倡自立民權乎，今何赴征？」

革命黨人章士釗深悉譚氏戊戌年進入軍機之真意圖，章氏稱：

「（譚）嗣同（唐）才常，與（沈藎）談天下前局，其旨趣雖有出入，而手段無不相同。故嗣同先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令天下。……以嗣同天縱之才，豈能為愛新覺羅之所買，志不能逮，而空送頭顱，有識者莫不慨之。」

譚氏之絕命詩有「留將公罪後人論」之句，《仁學》中謂：「謀反，公罪也」，此乃譚氏臨終，隱晦表示自己乃為反滿革命而死，非為維新而死。

左圖：譚嗣同；右圖：楊深秀。

康黨的篡改與作偽

「六君子」被捕前，康有為因全盤參與籌劃戊戌年圍園殺後等內幕，對其成敗有所預判，故已提前遁走天津。

「六君子」被殺後，康黨為保持「維新派」面目，以爭取國際、國內的同情與支持，又種種作偽，掩蓋了「六君子」被殺的真相。

如前所述，楊銳、劉光第二人對康有為及「康黨」的基本態度是厭惡和不滿。但二人被殺後，康黨刊布了許多回憶、紀念文章，將二人打扮成了康有為的忠實擁躉。

如康有為之《六哀詩》談楊銳，說楊氏「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梁啟超之《楊銳傳》聲稱：楊銳「久有裁抑呂（後）、武（則天）之志」，於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實際上，楊銳根本不知道康黨的「圍園殺後」計劃，其對光緒所言，乃是要調和帝後關係，絕無所謂的「裁抑呂、武之志」。

再如，康有為在《六哀詩》里說劉光第「我不識裴村，裴村能救我」，說的是康有為被人彈劾「保中國不保大清」，劉光第與譚嗣同聯名擔保康有為忠心不二之事；梁啟超的《劉光第傳》記載，劉光第稱此舉是奉君命而為，同時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仆不讓君（譚嗣同）獨為君子也。」

實際情形，據胡思敬披露，劉光第之所以署名，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譚嗣同百般纏擾的結果：

「譚嗣同與同班值宿，邀與聯名，以百口保之，不能力拒，故及於難。」

譚氏對康黨「保中國不保大清」一事知之甚詳，其力邀劉光第聯名，乃是故意拉劉下水。類似篡改者甚多，此不贅述。

除虛構楊銳、劉光第與康有為的「同志關係」外，康黨還捏造了一份譚氏的絕命血書。

這份絕命血書有如下詞句：

「傷心君父，……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憤，剪除國賊，保全我聖上」、「受衣帶詔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千鈞一髮，惟先生（指康有為）一人而已，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嗚呼！……嗣同為其易，先生為其難……」

譚氏畢生仇恨滿清皇族，與之不能兩立。血書卻必欲將其打扮成光緒的忠臣烈士；且無視譚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離京之事實，杜撰出「天若未絕中國，先生必不死」等肉麻之語。

與康黨一同逃亡的王照後來披露，這份血書，是梁啟超、唐才常、畢永年三人密謀共同捏造。

（參考資料：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 康有為〈我史〉鑒注》；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蔡樂蘇等，《戊戌變法史述論稿》；王夏剛，《戊戌軍機四章京合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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