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習偉中國近代教育事業作出了哪些貢獻？

原標題：日本教習偉中國近代教育事業作出了哪些貢獻？

文／林小靜

教習，是清末對各級各類學校教師之通稱，日本教習是指在近代中國各類學校里從事教學活動的日本籍教師。一般來說，日本教習都是官方出面聘請，但也存在民間聘請的情況，早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時，中國駐日公使裕庚就通過私人關係聘請到了日本教習來廣東同文館外交，不過這種情況仍屬少例。

到了20世紀初，官方開始了大規模地聘任日本教習，晚清政府之所以聘請大批日本教習，與晚清的政局有關，尤其是在清末新政時期，為了培養更多的新政人才，清政府下令在各地興辦新式學堂，除了少部分教員從國內學堂畢業生中挑選外，「余均擇聘外國教習充選 」。同時以清政府的名義興辦學堂和聘任日本教習，可以培養一批「忠君」之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清末掀起了一股聘用日本教習的高潮，據記載日本教習來華任教人數最多的一年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達到了五六百人，形成學界所稱的「日本教習」時代。

（晚清的日本教習田岡嶺雲）

清朝大規模聘用日本教習還出於實用性的考慮，與歐美教習相比，日本教習的薪水要低很多，因此可以在滿足教育目的的同時節省經濟成本。此外，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人開始重新審視日本，並重視日本的教育文化體系，學習的目光也從歐洲轉向了日本，因此日本教習來華也是向國人灌輸日本教育模式的途徑。同時，大量日本教習去中國教書，對日本政府來說也可說是一件好事，可以將之作為推行其「大陸政策」的重要途徑。

（蠶學館師生與日本教習合影）

在華的日本教習教授的科目是十分廣泛，除了一些基礎課程的教學，還要承擔音樂、美術、體操等方面的教學。除了日常的教學工作，許多日本教習還參與到學校的行政管理中來，有的教習還擔任了總教習或監督的職務，參與學堂各項規章制度的制定。日本教習大部分都不精通中文，因此上課採用日語講授的方式，但許多中國學生都不懂日語，因而每次上課都需有翻譯在場將日本教習的話轉述為漢語，因而大大影響了教學進度。

同時，中國翻譯的水平也參差不齊，經常出現翻譯錯誤的情況，影響了學生的知識學習。雖然日本教習的薪酬要低於歐洲教習，但是普遍高於中國本土的教員，薪俸一般要高出3至5倍。在日本教習之間也存在薪酬的差異，不同地區、不同職務的教習工資也有較大差異，少的有100，高的達到了600元。許多日本教習曾向清政府提出要求獲得與歐美教習同等的薪酬，但一直沒能實現。

（晚清學堂舊址）

日本教習的大量來華，首先推動了近代中國教育的近代化，這些日本教習來華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先進的教育理論和著作，比如赫爾巴特教育理論就是通過日本教習傳入中國的，並形成了一股學習西方教育理論的高潮位。同時，日本教習除了日常的教學和行政事務，還會參與到教科書的編纂中來，可以說大部分新式學堂所使用的教科書都是出自日本教習之手。

但是日本教習作為日本政府推行「大陸政策」的手段，最終的目的是要在中國學堂培養親日人才，因此日本教習在教學活動中會有意識地灌輸一些效忠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此外，大部分來華的日本教習並沒有經過嚴格的選拔，因而混入了一些無正當職業者，他們來中國的目的是謀求高薪，因而教學質量低下，學識和人品都難以令人信服。

參考文獻：

肖朗、施崢：《日本教習與京師警務學堂》，《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許憲國：《日本教習與晚清教育改革》，《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24卷第9期。

鄒嵐萍：《日本教習與清末中國新式教育》，《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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