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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美國的新貴族

原標題:我們是美國的新貴族


作者:馬修·斯圖爾特(Matthew Stewart)


來源:譯家YJ


階層分化毫無疑問在毒害著社會,並且正在快速走向無法彌合的程度。而你,也許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譯者按】


在階級差異和貧富差距的討論中,「中產階級」的標籤無論在中國社會還是美國社會都是「免罪金牌」。我們這個群體里自稱「中產階級」的精英們,靠著良好的教育,在每一次升學求職的競爭中以分數簡歷躋身前列,得到了相對舒適的人生,擁有受人尊敬的職業——醫生、律師 、金融家 、諮詢師 、工程師 、 學者 、文化人,住在「好」社區里,穩當縝密地安排著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在美國這個「機會之地」是這樣,在「中國夢」的圖景下也趨於此。我們認為自己所擁有的財產和社會地位靠的都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對此我們毫不懷疑。這就是9.9%一族。本文作者是其中一員;翻譯這篇文章的我們,以及正在讀文章的你,都可能是。然而是又怎樣?請閱讀此文。


1. 消逝的貴族


小時候,每年我會有一周時間躋身於美國日薄西山的的貴族階層。有時是在聖誕前後,更多的時候是在獨立日那天,我們會舉家去我祖父母的某個鄉村俱樂部住一陣,有時在芝加哥,有時在佛羅里達的棕櫚灘,或者北卡的阿什維爾。早餐自助總是豐盛無比;我祖父作為東道主總是樂呵呵的,時不時蹦出一個熟悉的故事,還總不失時機婉轉地糾正大家的俱樂部禮儀。我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吞吐著雪茄煙對我講,我們這一周的奢侈要歸功於我的曾祖父,羅伯特·W·斯圖爾特(Robert W Stewart)上校;他曾是老羅斯福麾下的一位「莽騎兵」,在20年代出任印第安納州的標準石油公司董事長的時候積累下了這些財富。他還對我說,由於某種古老久遠卻不明晰的原因,洛克菲勒家族和我們家族是世仇。很久之後我才了解到,這些關於上校曾祖父和大亨們之間糾紛的坊間傳聞與事實相去甚遠。


一周結束,我們又會回到自己家。我的現實生活是典型的六七十年代美軍基地與周邊社區的徹頭徹尾的中產階級水平。日子也過得不錯,然而披薩是超市買的盒裝成品,早餐也只是普通的「幸運符」盒裝麥片。我們家的巔峰時刻大概就是我父母把一輛第一手的大眾牌房車開回家的那一刻。隨著我越來越懂事,假期這些浮華的愛國午餐會和橋牌桌看起來越來越荒謬,甚至令人生厭,像是給一群人生中除了按點露面之外別無所長的人們舉辦的一場無休止的生日派對。我屬於相信「能者居上」的新一代,並對「才能」有著簡單明了的定義:成績,學分,塞滿簡歷的經歷,桌游水平和籃球水平,當然還要能自食其力。對我來說這意味著幫鄰居做家務,在附近一家快餐店打卡上下班,並通過獎學金一路刷過本科和研究生。我有許多與生俱來的優勢,但錢並不是其中之一。


現在的我是新貴族的一員,雖然我們依舊自認是靠自己能力勝出的。如果你是《大西洋月刊》的典型讀者,十有八九你也是其中的一員。(如果你不是其中的一員,我希望你會覺得這篇關於新階層的文章更加有趣、也更引人警醒。)我將稱我們這群人為9.9%,原因後面會講。當然我們這群人是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我們不再拘泥於舊貴族的繁文冗節,我們信奉事實和數據,我們的種族和膚色也似乎多樣了一點。像我這樣對舊統治階層仍有些模糊記憶的人是少數,不是主流。


按照任何社會學或者財富上的標杆,成為我們中的一員都是好事情。當我們的孩子更是好事情。我們的健康、家庭生活、朋友人脈、教育背景和金錢都讓我們在任何競爭中見神殺神。然而在我們視野的正中心卻有一個盲點;我們似乎是最後一個意識到我們正在多快地變異的群體,我們似乎也認不清我們正在變成什麼。


我們這個「賢能階層」(the meritocratic class)已經熟練掌握了以犧牲別人的孩子為代價來鞏固財富和傳遞特權的舊伎倆。在我們這個時代財富集中的過程中,我們並非無辜的旁觀者。我們是一個慢性扼殺經濟,破壞美國政治穩定和侵蝕民主的過程中的主要幫凶。唯才主義的幻覺讓我們意識不到我們這個新階層的出現所代表的問題的實質。我們傾向於認為我們成功的受害者只是那些被擋在俱樂部門外的人。但歷史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在我們玩的這場遊戲里,到最後不會有一個贏家。


2. 9.9%的低調魅力


我們首先來談談錢——即便金錢不過是新貴族與眾不同的原因之一。美國不平等日益加劇已經是老生常談,其中各種定式化的人物角色也眾所周知。化石燃料財閥、華爾街大亨、乳臭未乾的科技新貴,以及其他人構成的所謂1%階層,都是大反派。剩下的99%才是好人,又被稱為「人民」或」中產階級」。這樣的敘事線很簡單:我們曾經是平等的,但現在我們分裂了。這樣的故事並非毫無真實性可言。但故事的人物和情節都存在基本的錯誤。

沒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最富有的0.1%階層是財富集中的最大贏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表明,2012年屬於0.1%階層的約16萬戶家庭掌握了美國22%的財富,這一數字遠高於1963年的10%。如果你想尋覓能收買選舉的金錢,去0.1%那裡找,你不會落空。


圖1 關於三個階層的故事



9.9%階層擁有美國的大部分財富


Saez / Zucman


相對而言,0.1%階層不斷取得的社會財富分成都來自其他階層。但並非所有99.9%的財富都遭瓜分。只有底層90%的人遭受了盤剝。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底層90%的人群掌握了全國35%的財富,達到了其巔峰。30年後,這一數字下降了12%——這和0.1%階層增長的財富完全相同。


處於頂層0.1%和底層90%之間的這個群體過得還挺不錯的。過去的數十年中,這個群體在不斷增長的社會財富中保住了自己的份額。這個群體擁有的財富遠遠多於其他兩個群體擁有財富的總和。在三個階層(見圖1)的敘事中,代表這一階層的財富總量始終穩定的飄在最上方,而其他兩個階層此消彼長。你現在能看出新興貴族階層是誰了:我們就是這9.9%。


那麼我們這9.9%都是怎樣的人物?我們大多數並非那些0.1%階層中高調張揚的政治操盤手。我們是彬彬有禮、衣著得體的律師、醫生、牙醫、中層投資銀行家、有著玄虛工作頭銜的MBA,以及其他各種白領——那種你可能會請來共進晚餐的人物。實際上,我們都不愛拋頭露面,我們甚至否認自己的存在。我們堅稱自己是「中產階級」。


截至2016年,要有120萬美元的凈資產才能進入這個階層;該群體資產的中位數是240萬美元;資產1000萬美元就進入了最頂端的0.9%。(如果你還夠不上這些數字,也別緊張:我們的圈子向所有人開放,只要你態度端正,路線正確。)「我們是99%」聽起來理直氣壯,但這不過是一句口號,而非具體分析。哪怕是我們這個(9.9%)群體最低端的家庭也不會知道怎麼使乾草叉。


我們也不全是白人,不過大多數都是。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分析,非裔美國人在財富排名前10%的家庭中佔1.9%;西裔佔2.4%;其他少數族裔,包括亞裔和多血統裔群體,佔8.8%——儘管這些群體合計在總人口中佔了35%的比例。

9.9%式生活的一個危險就是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向上看。我們懷著敬畏、嫉妒和渴望服從的複雜心情向上凝望著0.1%。我們也因此錯失了我們時代中更宏大的敘事。我們將剩下的90%遠遠甩在身後的飛塵中——並且已經悄悄地在我們已經經過的路上鋪設下了路障,保證他們永遠趕不上我們。


假設你位於美國財富分布的中間位置。你要跳多高才能夠到9.9%呢?從財務角度來說,衡量方法很簡單,趨勢也很明顯。1963年,你需要將自己的財富增加6倍。到了2016年,你要跳的高度翻了一番——要將你的財富增加12倍——才能夠到這一群體。如果你有膽量要達到這一群里的中間位置,而不是最低端,你就需要將自己的財富乘以25。從這樣的角度來看,2010年代更像1920年代。


如果你的起點是有色人種的中值,你就得好好鍛煉財務撐桿跳高的技藝了。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計算指出,2013年,除去傢具和家庭汽車等「耐用品」的價值,黑人家庭財富凈值的中值是1700美元,拉美裔家庭的財富中值是2000美元,而白人家庭財富的中值則是11.68萬美元。2015年波士頓的一項研究發現,當地白人家庭財富的中值是24.75萬美元,而非裔美國人家庭財富的中值僅有8美元。沒錯,這不是筆誤。這麼點錢只能買兩杯中杯卡布奇諾。要想進入9.9%還得再加30萬杯咖啡。


你經常會聽人說這些數據都不重要,因為在美國每個人都有機會實現飛躍:經濟流動性賦予不平等以正當性。這個觀點從根本原則上就不成立。而在美國,這個觀點說的也並不是事實。與流行的說法相反,經濟流動性在這片機會之地上不僅不高,而且還在降低。


想像你自己站在社會經濟的梯子上,腳踝上捆著一根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頭捆在你父母所站的梯級。橡皮筋的強度決定了你脫離自己出生時的梯級有多大的難度。如果你的父母站在梯子的上端,當你往下掉時橡皮筋會把你拉回來;如果他們站在下端,你開始向上爬時它就會把你往下拽。經濟學家把這樣的概念描述為「代際收入彈性」,或簡稱IGE,這一概念衡量的是孩子收入和整體平均收入之間的偏差有多大比例是由父母收入造成的。IGE為0意味著父母收入和子女收入之間沒有任何聯繫。IGE為1表明孩子的命運早在一出生時就完全註定。


紐約城市大學經濟學教授邁爾斯·克拉克(Miles Corak)的研究表明,在半個世紀前,美國的IGE不到0.3。而現在是0.5左右。在美國,一旦你選定了父母,遊戲已經過半程了。美國的IGE現在比其他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都要高。在衡量經濟流動性這個指標上,美國更接近智利或阿根廷,而不是日本或者德國。


看看最緊的橡皮筋在梯子上所處的位置時,事情就越發令人不安了。例如加拿大,IGE只有美國的一半。在兩國收入階梯的中間部分,後代都會以不錯的速度向上或向下移動。但不同的是兩端的情況。在美國,位於低端10%的孩子,而且特別是位於頂端10%(包括9.9%)的孩子,最終停留的位置都接近他們的起點。在這片機會的樹林中,果樹越高,果子掉落得就離樹越近。


在這裡要說明一點,所有這些對財富百分比的分析,只不過是對美國不斷演變的社會階層體系了解的入門。人們在不同的財富分層中移動時候並不一定會改變其所屬社會階層,並且他們所處的社會階層在自己眼中可能和在別人眼中也不一樣。然而,即便財富統計數據上的趨勢並不能完美說明更深層次的變遷,它們在某種意義上仍然記錄了我們社會中目前正在發生的劇烈轉變。


幾年前,曾任奧巴馬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在回顧國際經濟流動性數據時,注意到了我們目前正在經歷的表象下的根本性變化。他指出,不斷加劇的經濟固化和不平等並非如海上兩片浮木,碰巧在海灘上同時出現;它們總是相伴相生。在各個國家,不平等程度越高,IGE也越高(見圖2)。就好像是人類社會有一種自然分離的傾向,然後一旦不同階層分化差距足夠大,固化就會開始。


圖2 蓋茨比曲線:不平等與階層固化相伴相生


橫軸:收入不平等性(基尼係數) / 縱軸:代際收入流動性


Miles Corak


經濟學家一般都很謹慎,他們看到這樣的圖表後會告訴你,這隻表明了相關性而不是因果關係。這對於我們這些處於頂端的人來說是個方便的不置可否,讓美國作為立國之本的唯才體系(meritocracy)神話得以延續:我們的成功和其他人的失敗無關。這樣的想法讓人舒服。但古今各國,富有階層都是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推動固化過程。他們將金錢從生產活動中拿走,花在建立高牆上。此外,歷史上總有一個上層的社會群體承擔了保衛和維護這些高牆的責任。這個群體曾經被稱為貴族。現在就是我們9.9%階層。兩者的主要差別就在於我們找到了假裝是中間階層的策略,並以此來維持自己頂層的位置。


克魯格很喜歡圖2這張圖表,喜歡到給它取了個名字: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這名字取得不錯,讓我有強烈的共鳴。F·斯科特·菲茲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那部關於美國夢碎的小說里的故事發生在1922年,也恰好是我的曾祖父偷偷把錢從標準石油公司挪往加拿大一個空殼公司之時。小說出版於1925年,同一年特別檢察官提交了證據,證明那家公司的債券最終流轉到了內政部長手中。當書作者在巴黎的咖啡館喝著咖啡時,羅伯特·W·斯圖爾特上校正在逃避美國參議院發出的質詢傳票,要求他就他在茶壺山醜聞案中扮演的角色提供證詞。我們現在正在接近那代人在1928年所達到的社會不平等的巔峰狀態。我敢肯定他們當初也以為那樣的狀態能永久持續下去。


3. 物種起源


金錢買不來教養與品味,起碼我祖母是這樣認為的。但金錢可以雇來私家偵探。我的祖母是肯塔基州的名媛,偶爾會當時尚模特(有點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里的黛西·布坎南),所以當她的大兒子宣布要娶一名來自西班牙的女人時,她很清楚該怎麼處理。一名偵探迅速打聽到了並向祖母彙報,這名未來的新娘家在巴塞羅那街頭以賣報為生。祖母立即宣布全面切斷兩方聯繫。實際上,我母親家裡經營著一家大型紙製品工廠。當孩子出生後,祖母終於讓步了。為了讓一切都名正言順,她為這個當時隨軍駐紮在夏威夷的新的小家庭操辦登上了紐約社交名人錄。


社會學家會用枯燥的語言說,我的祖母是個家族社會資本的狂熱管理者——她不會讓西班牙街頭的小屁孩損失自己家的社會資本。儘管她把基本事實搞錯了,她的確有自己的道理。金錢或許可以衡量財富,但並非財富的唯一存在形式。家庭、朋友、社交網路、個人健康、文化、教育,甚至是地理位置,也都是有錢人之所以為有錢人的原因。這些非金錢形式的財富並不僅僅是我們作為貴族階層所得到的好處。這些是我們身份的定義。


我們有好的家庭、好的健康、好的學校、好的鄰居和好的工作。我們也許可以自稱「五好」人群而不是9.9%。我們與在這些方面沒有那麼好的人們有著天壤之別,這些差別快要讓我們逐漸演化成一個新的物種。就像在我祖母那個年代,物種的形成緣起於一個愛情故事——或者,你也可以叫它——性選擇。


換個禮貌點的說法,這叫選型交配。這個辭彙有時候也會用於形容互聯網時代產生的新奇蹟,比如爆米花終於遇上了黃油或者揚基球迷遇上了揚基球迷。實際上,當今對於選型交配的狂熱的起源是簡·奧斯汀小說中女主人公們所公認的事實: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會導致潛在的合適而富有的配偶越來越少,與此同時也加大了尋找到合適配偶的好處與找不到合適配偶所需付出的代價。一項研究表明,上一次有婚姻伴侶如此大規模的按照教育水平來配對還是1920年代。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還好這個配對過程沒那麼明顯。你在精英校園的樹下,或是高端專業事務所迎新活動中遇到心儀的那個人,不知不覺你的財富就翻番了。但有時就如祖母擔心的那樣,額外的措施也很必要。在這些方面,我們現在的新技術足以讓過去那些笨手笨腳的社交偵探感到羞恥。藤校畢業生想要尋找門當戶對的伴侶可以申請加入一個叫聯盟 (League)的約會服務。這個服務理所當然的很挑剔:來自紐約的申請人中只有20%到30%最終得以加入。有時人們把它叫做「精英們的Tinder」。


當然選型交配不僅僅意味著城市鼠嫁城市鼠、鄉下鼠嫁鄉下鼠一樣的門當戶對。對這些數據更好的總結是:有錢老鼠找到真愛,沒錢老鼠沒人待見。一個並不令人意外的結論是生活艱辛的伴侶難以相處長久。哈佛大學的政治科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說,60年前出生在父母有高中學歷或以下的家庭中的孩子只有20%生活在單親家庭中;現在這個數字接近70%。相比之下,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家庭中,單親家庭的比例還不到10%。即便婚姻本身已經沒那麼普遍了,1970年代以來,受過大學教育的夫婦的離婚率依然顯著下降。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拉吉·切迪(Raj Chetty)領導的一項研究顯示,單親家庭的比例實際上是各縣社會階層固化最顯著的指標。


所有這些並不是說人們不該去尋找合適的伴侶並組建一個幸福的家庭。人們應當也應該會永遠通過這種方式追求幸福。然而,這種認為只要我們每個人的行為無可指摘,我們所有行為的總和就會對社會有益的觀念實際上是我們賢能階層的一種錯覺。我們可能在申請法學院之前研讀過莎士比亞,但我們對人生中各種悲劇的可能幾乎完全無感。我們用實際行動一致默默地選擇了社會不平等,而這本身就是社會不平等的一個結果。它把婚姻變成了一種奢侈品,把穩定的家庭生活變成了一種特權,並且有錢的精英們還能把這些特權傳遞給自己的孩子們。我們覺得這會帶來怎樣的結果?


這種以社會階層為基礎的家庭狀況分異只是兩種形式截然不同的生活開始形成的一個反映。你去周圍的瑜伽館或是SoulCycle動感單車課上看看,你會注意到同樣的分異也在我們自己身體上發生。在19世紀的英國,有錢人真的跟普通人不一樣。他們不僅有更多的錢——還比常人個子高很多。根據一項名字吸引眼球的、叫作「英國的侏儒和巨人」的研究,來自上層的16歲男孩個子比來自下層營養不良的鄉下同齡男孩平均高8.6英寸。我們現在正在不同的方面複製這種差別。


肥胖、糖尿病、心臟病、腎病和肝病這類疾病在家庭收入不到3.5萬美元的人群中的發病率是家庭收入超過10萬美元人群的2-3倍。美國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在21世紀的頭15年中出現上升——這在發達世界中獨一無二。引發這一趨勢的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妮·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所說的「死於絕望」——自殺和與酗酒及毒品有關的死亡。


這種日益擴大的鴻溝從各個方面都很明顯地通過社會學數據反映了出來。我們9.9%階層住在更安全的社區,上更好的學校,通勤時間更短,接受更高質量的醫療保健,而且就算實在不得已,在監獄中服刑的時間也更短。我們的朋友也更多——那種能給我們介紹新客戶、給我們的孩子安排好實習的朋友。


這些特殊形式的財富進一步所提供的優勢很難以效仿,而且比起單純的炫耀高收入更加安全。我們這個階層穿著牛仔褲和T恤以表示我們所謂低微的出身。我們更願意通過討論我們消化著有機食物的身體、我們的後代令人驚嘆的成就、以及我們所處社區的生態正確來彰顯我們的地位。我們已經掌握了如何通過高尚的道德來洗錢。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學會了如何將所有這些優勢傳給我們的孩子。在如今的美國,最能預測一個人是否會結婚、維持婚姻、追求高等教育、生活在良好社區、擁有廣泛社交網路、健康狀況良好的指標就是他/她的父母在這些指標上的表現。


我們在把那90%的人和他們的後代遠遠甩在身後,任由他們活在債務和身不由己做出的糟糕人生選擇的陰影中。我們往往會忽略這樣的事實:比起其他發達國家,美國的育兒成本最高,身為人母也更危險,反對家庭規劃和生育權的運動其實就是對底層90%的家庭的攻擊,所謂的「法律和秩序」的政治就是為了讓他們永遠爬不起來。我們寧願把他們的相對貧窮解讀為一種人品瑕疵:他們怎麼就不能自己努力做好點呢?


新形式的生活必然會產生新的、獨特的意識形式。如果你對此有所懷疑,你肯定還沒看過Monster.com上「個人和家庭服務」的廣告。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布魯克萊恩的版面上掛著「忙碌的職業夫婦」尋找「兼職保姆」的廣告。這名保姆(她或者他——這則廣告非常周到地避免了明確的性別要求)必須要「聰明、有愛心、充滿活力」;「友善、智慧、專業」;而且要有「很好的書面和口頭的溝通能力」。她(因為更有可能是她)需要「協助兩個孩子的照顧和培養,還要「負責孩子的全方位需求」,包括洗澡、穿衣、餵養,而且還要接送這些小東西去學校和各種活動。所以擁有「兒童早期教育的大學學位」是一個「加分項」。

簡而言之,保姆基本就需要是一個優秀的、專業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但是當然,保姆本人肯定不是一個真正的專業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保姆絕對不可能真正跟我們忙碌的五好夫婦換位。她「必須了解一個在專業化管理的家庭里所應遵循的恰當的禮儀」,並能夠「適應變化的環境」。她需要有「5年以上的保姆經驗」,這就意味著她可能沒有機會攻讀能讓自己換位成僱主的法律學位。保姆具備的所有這些技能、教育、經驗和專業程度只能給她帶來一份「兼職」。


這則廣告用完美的21世紀商業語言寫就,但是其實它要找的是舊時代的女家庭教師——那種在維多利亞時代文學中充滿精妙矛盾的人物形象,她在各個方面都和上層階級難以區分,卻很肯定的不是其中一員。保姆要想獲得提升最好的選擇就是追隨簡?愛的榜樣,跟莊園主(或者女主人)私奔。


透過這本還沒寫出來的小說里的人物,即這個保姆以及她的五好主人,一個熟悉的輪廓會浮現在地平線上。蓋茨比曲線已經成功地在社會、生理和文化資產上完成自我複製。更準確地說:這同一條曲線正在通過多種財富形式表現出來。


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並非遵循經濟學的某個隱含規律,並不是像通常頗有見解的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宣稱的那樣是因為資本的歷史回報率超過了經濟歷史增長率。不平等必然會通過其他非經濟的、天生令人反感的財富和權威形式來使自身根深蒂固。我們利用這些其它形式的資本將我們的優勢投射到生活本身中。我們站在道德高地俯視眾生,就如英國上層階級以高個子俯視他人那樣,彷彿優劣之間的差異是自然產物。這就是貴族作派。



Craig Cutler


4. 教育賦予的特權


我16歲的女兒坐在沙發上,對一個陌生人講述她的夢想。我們來這裡僅僅是因為她說:「我朋友們都在做這個。」 恍惚間我還以為不小心給她找了一個心理醫生。這位穿著精幹休閑套裝的職業女性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說:「在這種人生階段,焦慮是正常的。」她倒真的把自己當成心理諮詢師了。她不知道其實讓我焦慮的正是要不要為她提供的價值一萬兩千美元的「本科申請輔導服務基礎包」買單這件事;這件原本應該減緩我的焦慮的事情讓我愈加焦慮。為了從這次「諮詢試用包」擠出一點成果,我要求她給我們提供一些暑期活動的建議;從辦公室出來的時候,我們手裡拿著一個給高中生舉辦的法國十日「文化之旅」。在大學申請業內,這算是一種「豐富人生的體驗」。回家之後上網一查,這種「體驗」的價格——10天11,000美元。


也就在那個時候,我聽說了SAT大神的傳說。如果你碰巧穿過加利福尼亞海岸的黃褐色山谷,開車路過科技獨角獸們噴洒的金燦燦的股票澆灌出的豪宅,你或許會看到他的身影。 他高中同學在四十年後對他依舊記憶猶新,稱他是一代傳奇神童。當年他和他同樣早熟的兄弟姐妹們在本地的電視台表演過異於常人的語言和音樂才能。如今,他的客戶供他滿州飛來飛去,教十六歲的學生備考課程。 想要雇他,兩個小時的周末課程要出750美元加交通費(周一到周五便宜一點)。一些客戶直接會訂滿每周一次一整年。


到這份上,我不得不覺得過去的日子還要容易些;想要上好大學,直接掏夠錢就行。不過我又想到我祖父在耶魯只撐了一年。當年如果你沒有準備好,常青藤會直接把你踹出門。現在學生要到了自暴自棄上新聞頭條的地步,學校才可能開除你。

這之後我自然開始在心裡演練給女兒的演講稿。我想說,不上名校也完全可以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無論你做什麼我都會很愛你。我們不是那種會在車後面貼一個校標貼紙來證明自己教子有方的俗人。而且你也不一定要去做投行或者大公司律師,對吧?但是我還是沒有給她這一番說教;我太明白這樣講會被她劃入「爹媽扯淡」的範圍。


現在美國精英學生群體的膚色和性別都不再那麼單一,但他們的經濟軀幹三十年來卻愈發僵化。1985年,美國最難進的250所大學有54%的學生來自收入在全國75%以下的家庭;2010年入學的學生只有33%來自這個群體。根據一個2017年的研究,在38所精英大學(包含五所常青藤)中,來自收入前1%的家庭的學生比來自後60%的學生都多。耶魯大學前英文系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2014年在他的《優秀的綿羊》( Excellent Sheep)一書中精準地總結道:「我們新的唯才社會種族多樣、性別平等,卻還是落入了世襲的俗套。」


富人們還可以借力各種為他們量身定製的扶持政策。正如丹尼爾·戈登(Daniel Golden)在《名校的代價》(The Price of Admission)里所說,傳承錄取(Legacy-Admissions)政策獎賞那些有先見之明的申請人,就因為他們選擇了曾在本校就讀的學生做他們的父母。和流行看法大相徑庭的是,總的來說,運動員錄取政策也對富有家庭子女有利;家境優渥的學生會去參與私立學校和精英公立學校擅長的曲棍球、壁球、擊劍等高成本運動。而且,至少在最有錢的0.1%中,爹媽直接捐錢給學校的老辦法最近也有重演的趨勢(譬如特朗普的女婿,哈佛畢業生,賈里德·庫什納)。


有利於富人的扶持政策最主要的實現途徑當然還是私立學校。全國只有2.2%的學生從非宗教性的私立高中畢業,然而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卻佔到哈佛學生的26%和普林斯頓學生的28%。另一類旨在實現學生群體多元化的扶持政策雖然用心良苦,在某種程度上卻只能說是這個財富固化系統的一個延伸。它們的作用,至少部分作用是讓富人心安理得地相信他們的大學是在擇優錄取的基礎上對所有人開放。


然而頂級大學越來越低的錄取率也減少了9.9%的子女的機會。但是9.9%的孩子們,不必擔心!我們為你們創辦了更多的精英大學。在雄心勃勃的大學管理層和US News越來越長的排名榜推動下,現在有50所大學都和1980年我申請時候的普林斯頓一樣難進。這些大學似乎覺得拒掉的學生越多,它們就愈特別。實際上,這隻意味著它們在集體利用免稅捐款來複制特權,而不是好好履行提高公眾教育程度的責任。


唯一和拒收率升得一樣快的就是大學驚人的學費。與全國收入中位數相比,頂級大學的學費從1963年到2013年間翻了三番。再加上這些本科申請諮詢師、「SAT大神」、小提琴課、私立學校、花錢送娃去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拯救一個村子,那就更多了。說句公道話,助學金幫許多家庭填了一部分坑,沒讓學費飆升得和標價一樣快。然而問題依然是:為什麼富人這麼急於把自己買進頂級大學?


一句話:因為值。


在美國,大學畢業生在青年階段的收入超過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同齡人70%。教育回報率比1950年高出50%,遠高於其他任何發達國家。在挪威和丹麥,大學教育回報超值率不到20%; 在日本,它不到30%; 在法國和德國,大約是40%。


這些還是在不考慮人們最在乎的所謂「好」學校與其它學校的差別之前算的。根據教育部的數據,從進校時間算起,十年後來自所有大學的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收入的中位數為68,000美元。然而如果只按十所最高收入大學統計,這個數字為22萬美元——其中第一名,哈佛大學,為25萬美元;下面30所大學為15.7萬美元。 (並不令人驚訝的是,前10名的平均錄取率為9%,接下來的30名則為19%。)


在我們這個處處講究名牌的社會裡,在不算「好」學校的學校里獲得優秀的教育是絕對可能的;但「差校」的教育真的可以很差。對投錯胎的孩子來說,我們的社會提供了一種虛擬教育系統。有些地方看起來很像大學,卻不是真的大學;許多人因此身負重債,那卻是真的債務。這種「影子屆」學生不但無法收穫大學教育的超值回報,還深陷一種契約奴隸制。

那麼,我們似乎都無限嚮往的這種「好教育」的超值回報到底是哪裡來的?


我們告訴自己,這些超值回報源於教育給我們的知識和技能;多喝兩杯之後我們還會摸著良心說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天賜的好腦子應得的獎勵。按照一些社會學家的婉轉說法,我們是一種「智識精英」。


這些說法背後是我們的唯才體系的奠基神話。我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這些越來越高的教育回報是因為現代經濟體中優秀人才的價值越來越高。就是說,不但最優秀的人總會出人頭地,而且我們所獲得的報酬和我們的才能是成正比的。


但事實是,揣著文憑的人比別人多賺這麼多錢並不代表他們工作能力更強,而主要是因為他們得以從事不同的職業。比如,大半藤校畢業生基本會直接進入只給受過最好的教育的人機會的四大行業:金融,諮詢,醫藥,或法律。簡而言之,這個世界上其實只有兩種行業:一種行業的從業者有集體定薪的能力,另一種只能單打獨鬥。進入第一個圈子當然更好。不出意料的,進入第一個圈子裡的多是大學畢業生。


為什麼美國的醫生能比其他富裕國家的醫生多賺一倍的錢?不代表他們治病救人的能力是其他國家的兩倍;美國在英聯邦基金會為各高收入國家醫療系統的排名中五年蟬聯倒數第一。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高級經濟學家迪安·貝克( Dean Baker)給出了一個更好的解釋:「像我這樣的經濟學家——無論政治傾向偏左還是偏右——怎麼看美國醫療體系怎麼像一個壟斷聯盟。」通過控制醫學院錄取數量、駐院實習機會、給外來醫生的執照、給執業護士安排的角色,醫生組織可以有效地減低其成員面臨的競爭——這方面它們確實做得非常到家。


律師(至少是他們中的精英部分)似乎也學會了玩一模一樣的遊戲。即使在所謂的法學院泡沫破滅之後,美國的律師在國際薪金排名榜上仍高居首位;平均而言比他們頭頂假髮的英國同僚收入高出一倍。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陶德·亨德森(Todd Henderson)在2016年為福布斯撰稿時直白地說:「美國律師協會經營的就是一個國家批准的壟斷聯盟。」


類似的職業許可證頒發系統也為各種其他行業起到庇護作用。政策研究人員布林克·林賽(Brink Lindsey)和史蒂文·泰萊斯(Steven Teles)在《佔領經濟》(The Captured Economy)一書中詳細地介紹了種種機制。例如,牙醫行業設置了一個玻璃天花板,讓洗牙師在有醫生監管下才能完成一些工作,從而保證了他們的老闆能留在9.9%階層。版權和專利法在高度依賴教育培訓的醫藥、軟體和娛樂行業內起到了抬高利潤和薪水的作用。然而和最強勢的兩大行業金融與科技相比,這些手法都不過是小打小鬧。


到現在我們已經不再相信科技行業的斗戰勝佛們一路創新、打破平庸現狀、大鬧天宮的神話。現實是我們所熟知的五大科技公司市值加起來有3.5兆美元,佔據納斯達克市值的四成以上。科技行業餘下的部分(多為虛擬實體)基本都耐心地等著被這些巨頭吃掉。


面對現實吧:這是印著卡通笑臉的「大富翁」遊戲幣。我們的社會很久以前就弄明白了如何應對那些想靠石油之類粘性物質控制市場的公司,卻沒有想出如何處理信息市場中通過人脈和規模效應產生的壟斷。在此這前,這些超額利潤永遠都只會落到能夠接近信息蜜罐的那些人腰包里,而那些人不用說都是人才。


當今賢能階層負責分甜頭的大哥大當然是金融產業。美國人現在GDP中每12美元就有一美元上交給了金融產業;而50年代銀行家每40美元抽1美元就很滿足了。這個遊戲當然比赤手空拳抓錢要複雜,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將其本質暴露無遺。承擔風險的是公眾,上賭桌的是金融家;贏了他們賺,輸了我們買單。我們現有的金融系統並不是自然的產物。這幾十年來,它更是已經被有權有勢的銀行家們設計成了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後代賺錢的機器。

不能參與這個遊戲的都有誰呢?汽車工人,護工,售貨員,傢具工人,食品工人。美國製造業和服務業工人的收入一直在國際排名中段徘徊。美國的高收入神話到那些不需要大學本科教育的工種這裡就止步了。


你看,當受過高等教育、拿到一流學校文憑的人才聚到一起來推進他們的集體利益時,那叫做保證服務質量、建立良好工作條件、讓才華得到回報。這是為什麼我們都喜歡靠「協會」和其他穿著時髦白鞋的職業人士同行一起搞這些事。當工人階層通過「工會」來做同樣的事情時,則叫做違反神聖的自由市場原則,又流氓又落後。想像一下工人們雇諮詢師和由其它公司的同道組成的「薪酬委員會」來決定自己應該掙多少錢。結果會如何我們都很清楚;現在的CEO就是這麼乾的。


工會參與度的下跌和教育超值回報的高漲發生在同一段時間;這並非巧合。1954年,所有工人中有28%是工會成員,但到了2017年,這一數字降至11%。


教育這件事情本身,而非學位,總是有益的。真正的教育可以啟迪思想,提高公民素質。追求教育應當是為了社會的福祉。然而,在我們不公正的系統里,教育已經淪為一種私人消費品,其價值全靠畢業生工資的增長額才能證明。它沒有團結我們、豐富我們,卻在製造分裂和貧困。換句話說,我們提供公平教育機會的理想在蓋茨比曲線的潮汐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代際收入彈性指數是追蹤日益增長的大學教育超額回報的最精確的指標。在各個國家,這個指標都顯示了同一種相關性:大學教育的超額回報越高,社會流動性就越低。


正在我為女兒的大學入學申請絞盡腦汁時(入學諮詢師還是算了,SAT大師什麼的想都不用想),我明白了為什麼這種關於人才的錯覺如此堅不可摧。如果我——不對,如果她——能完成這一切,這不就證明我們獲得的一切都是應得的嗎?如果可以借力系統的遊戲規則,那麼我們玩這個遊戲的能力不就是能力的證明嗎?


所以完全可以把SAT換成跑到公海上打沙狐球,或者隨便什麼。誰能懷疑我們打不贏呢?我們能多快說服自己只要沙狐球打得好,接下來的所有財富都是自然而應得的呢?我們能多快的完善培訓沙狐球天才的藝術呢?誰會在乎我們的大船在往哪個方向開呢?


就算我們中的一些人抬頭看到了遠處的冰山。我們就會因此不再全力以赴培養「最優秀的兒女」嗎?嚴峻的事實是,只要是在做好父母和好公民之間存在衝突,我們頂多只會多帶幾把小提琴上船。


5. 政府的無形之手


在祖父看來,對生產階級的攻擊早在「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之前很久就開始了。故事要從1913年,第十六修正案在國會通過那年講起。如果你不了解,此修正案授予了聯邦政府直接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權力。而恰好祖父是在修正案通過之前幾個月出生的,讓我感到冥冥之中一切都有聯繫。他一生之中的收入絕大部分都與他的出身有聯繫。


祖父做過股票經紀人。我後來意識到他其實主要是買賣自己的投資組合,在證券交易所買的一席之地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政治也是他的一種愛好。他一度宣布他打算作為共和黨候選人參選康涅狄格州的副州長。 (估計除了俱樂部一眾, 沒人聽到了他的打算。)他真正喜歡做的是飛行。對他而言最重要的經歷是他在二戰期間擔任運輸飛行員的那些服役的日子。還有他和祖母駕駛特技表演飛機徜徉中西部天空的經歷。對追求一種擺脫政府束縛、因而具有無限可能性的生活,我的祖父母從未喪失過信心。但在他們人生最後幾年裡,由於上校留下來的家產被花得所剩無幾,他們對於領取社保金和聯邦醫療照顧保險變得十分上心。


在美國政治思想的卷宗中有一篇章——祖父對其熟記於心——即我們必須在政府和自由之間做出選擇。但是如果你多讀兩遍,你會發現它的真正涵義是顯形與隱形的政府之間的選擇。貴族們大多傾向於隱形的政府。隱形的政府讓貴族可以自由地行使其特權。我們這些屬於9.9%的人深諳如何利用政府服務,卻時常大聲抱怨別人也利用這些服務。


打個簡單的比方:被極度誇大的美國稅收負擔。在去年年末的節日期間舉行的一次專題討論會上,為最近一輪針對富人的減稅辯護的人用米特·羅姆尼的說辭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即每年平均有47%的美國人不支付任何聯邦所得稅,所以這些人對稅負沒發言權。胡扯!當然,去年政府通過聯邦個人所得稅所收到的1.6萬億美元是累進計算的。但通過工資稅籌集的1.2萬億美元的徵稅對象涵蓋了所有工作者,卻不包含類似於羅姆尼的投資者,並且由於只有一定數目之下的工資需要繳工資稅,收入較低的人的稅負相對反而更高。除此之外還有州和地方政府2.3萬億美元的稅收收入,其中大部分是通過累退的銷售稅和房地產稅收取的(譯者註:即收入越低者,這兩筆稅占其收入比重越高)。最貧窮的五分之一美國人的實際州稅率是頂端1%收入人群的兩倍之多,大約是前10%收入者實際州稅率的一倍半。


然而,我們對於各種稅負虛張聲勢的抗議比起我們掌握的各種享受退稅帶來的好處的技巧來說, 簡直可以稱得上純潔了。 曾讓我祖父大為光火的所得稅制度無意中創造了一類並非計劃中的「隱秘」的政府支出。 它們名義上被稱為「稅收優惠」,但實際上最好把它們看作一種政府為了避免徵稅麻煩而出讓的錢。從理論上講,稅收支出可以用來支持任何有社會價值的用途,事實上一些稅收支出(如勞動收入稅收減免)也確實造福於低收入者。但更常見的是,由於「稅收優惠」的價值通常是個人既有財富及其邊際稅率的函數,所以這些優惠其實是傾向於有錢人的。


讓我們數數自己得到了多少好處:聯邦政府每年的稅收支出包括退休儲蓄免稅(2013年價值1370億美元);僱主贊助的健康計劃免稅(2500億美元);房貸利息免稅(700億美元); 而最給甜頭的是,來自房產、股票組合和私募股權合夥企業投資的增值(1610億美元)免稅。2013年聯邦稅收支出的總和超過了9千億美元。這比聯邦醫療照顧保險(Medicare)、貧困者醫療補助保險(Medicaid)以及所有其他聯邦社會保障安全網的成本總和還要高。不僅如此,這個系統最妙的就是這些稅收支出的51%是花在了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群身上, 39%給了最富的十分之一。


對9.9%人群而言,這項逆向徵稅計劃最大的好處是底下的90%對它根本沒概念。工薪階層在看到有人拿食品補助券來購買T骨牛排時會火冒三丈。 但是他們對於鎮子那邊的一戶和藹可親的人家以自住屋的名義倒賣房屋白賺了10萬美元卻毫不知情。


別急,還有呢!別忘了孩子們。如果一個國家靈魂的秘密可以通過其稅法解讀出來,那麼我們的國家一定愛上了富人家的孩子。 2017年稅法將已婚夫婦可以留給其繼承人的免遺產稅的數額從非常慷慨的1,100萬美元提高到了奢華的2,200萬美元之多。更正:這不僅僅是免稅; 這是享受稅收補貼的。40年前買的房產到現在的增值部分,還有已經發霉長蟲的股票投資組合的增值部分,這些增值部分的納稅義務在傳給後代時都將消失。僅在2013年,這些蒸發掉的稅款就降低了國庫收入430億美元之多,大約是兒童健康保險計劃(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花費的三倍 。


祖父的父親上校先生在1947年去世時,當時的遺產稅封頂稅率是現在聞所未聞的77%。稅後財產分到四個兄弟姐妹手中時,祖父那一份幾乎都不夠他買賓利車,還要繳一應必要俱樂部的會費。政府確保了我會在中產階級家庭長大。為此,我將永遠感恩戴德。


6. 鍍金的郵政編碼


從布魯克萊恩鎮上我的家出發,只需要走路10分鐘就能到理髮店。 一路上會經過高大的榆樹和如畫的豪宅,閃耀著經修復重現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榮光。除了一兩個園藝師之外,你在這充斥超大壁櫥,牆上貼著木質裝飾的客廳和Sub-Zero 牌冰箱的「荒野」中很難看到別的人。就算你碰巧遇到鄰居,你們的談話不外乎:「我們的廚房裝修超出預算。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鋪瓷磚的弄來幹活!」 「誰說不是呢!我們吃了一個月的外賣泰國菜,因為這個修煤氣的汽車老是壞掉!」 你神清氣爽地一路溜達到了「超級剪髮」理髮店,但為你理髮的好脾氣的女理髮師看起來精神壓力很大。這是因為她每天上下班要在擁堵的高速公路開車一個小時。修煤氣的那人也這樣,而鋪瓷磚的得從另一個州開車過來。他們都沒錢住在附近。 租金太他媽高了。


從1980年到2016年,波士頓的房屋價格漲了7.6倍。把通貨膨脹算在內,房產的投資回報率為157%。舊金山在同一時期的實際回報率為162%; 紐約,115%; 洛杉磯,114%。如果你恰好住在像我這樣的社區里,你周圍全都會是那些認為自己是房地產天才的人。 (這也是我們在裝修時能夠承擔起我們所犯諸多錯誤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如果你住在聖路易斯(+3%)或底特律(-16%),那麼你可不那麼聰明。 1980年,聖路易斯的一幢房子可以在曼哈頓換一間不錯的單間公寓。今天,這座房子只能換來大蘋果(譯者: 紐約昵稱)裡面一個80平方英尺的衛生間。


房地產的回報(如果選擇正確的話)非常驚人,因此一些經濟學家聲稱僅僅房地產的增值就可以解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財富集中程度的上升。房地產價格在各大城市上漲並不奇怪:這些地方是新經濟中的金礦。然而這也是一個悖論。租金太高,迫使人們,特別是中產階級搬走,不再繼續「淘金」。從2000年到2009年,舊金山灣區有著一些全國最高水平的薪水,卻有35萬人搬去了工資相對較低的地區。記者和經濟學家瑞安·埃文特(Ryan Avent)在其《門禁之城》(THE GATED CITY) 一書中寫道, 雖然美國「比方最好的機會在某一處,但是出於種種原因, 大多數美國人都選擇住在別處」。 根據經濟學家恩里科·莫里提(Enrico Moretti)和謝長泰的研究估算,從1964年到2009年,僅從紐約、舊金山和聖何塞等生產力集中地區遷出的人口就使得美國經濟增長率放緩了9.7%。



Craig Cutler


到現在已經眾所周知的是,這種非理性行為的直接原因是」後院」政治難以想像的一地雞毛。地方分區劃的規則對住房開發施加了過度的限制,因此抬高了房價。但較少為人所知的是,國家經濟核心地區的人口流失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加劇以及社會流動性的下降這兩者交織的現狀起到了多麼至關重要的作用。


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也相應帶來了更嚴重的經濟隔離。現在在這片土地上, 一丘一壑都有假想的大門,直截了當地告訴你需要多少錢才能在那裡過夜。教育程度隔離的速度更快。在我住的波士頓市郊,53%的成年人擁有研究生學位。相比之下,在稍微往南一點的郊區這個數字就成了9%。


這種根據經濟水平和教育程度的社區分類通常被理解為個人偏好的結果,畢竟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但事實上這是對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財富集中化,打頭的自然是金錢。鍍金的郵政編碼總是坐落於各種巨型取款機旁邊:一個大到不可倒閉的銀行,一個友好的高科技壟斷巨頭,等等。 2016年,地方政府收取了創紀錄的5230億美元的房產稅,確保大部分稅金肥水不留外人田。


但是離經濟發展中心的近距離不僅僅是圈錢的手段,也是一種自然選擇的力量。鍍金郵編給住戶們帶來更高的壽命,更有用的社交網路和較低的犯罪率。正如安妮·勞爾瑞在Slate雜誌中所報道的,與此對應的是過長的通勤時間會導致肥胖,頸部疼痛,壓力,失眠,孤獨和離婚。一項研究發現如果配偶中的一人花45分鐘或更長時間通勤,他們的離婚率會上升40%。


地域差距日益擴大的產生機理在中小學教育系統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公立學校是在「人人機會平等」的美好願景下誕生的; 然而實際上其中最好的一些學校現在已經被有效地重新私有化,以更好地為上層社會服務。依據一個使用廣泛的學校排名,在加利福尼亞州的5000多所公立小學中,排名前11的學校都位於帕洛阿托。這些學校是對居民開放並免費的。唯一的入學條件就是搬到那些個房屋中價為321.11萬美元的鎮子。相比之下紐約州的斯卡斯代爾看起來「物超所值」了:該地區的公立高中每年都向各常青藤大學輸送數十名畢業生,然而其中位房價僅為140.36萬美元。


隨著經濟隔離的不斷加劇,種族隔離的程度倒是下降了。我們這些9.9%為此感到自豪。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地證明我們除了才能別的都不在乎? 我們還是不要再接再厲尋找證據吧。少數族裔比例在超過一定的門檻----這個門檻是5% 還是 20%取決於這個社區的氣氛----之後, 社區就會突然變得膚色全黑或全棕。一個地區種族隔離程度越高,社會流動性就越低,這個結論令人揪心卻可能並不意外。然而數據還顯示了另一個驚人結論:種族隔離的危害並不僅限於那些明顯的受害者。拉吉·切迪的研究小組認為,「有證據表明,種族隔離越嚴重,白人的社會流動性也會相應降低」。 當然這種關係不一定適用於美國的每個地區,並且數據無疑也僅是更為複雜的社會機制的統計反映。但這與美國19世紀的一個讓奴隸主稔熟於心的事實同出一轍:將人們按膚色分群是保證90%的那些所有不同膚色人群各安其分最有效的方法。


財富集中本地化帶來了政治力量的集中本地化,並且這裡的政治並不僅僅包括去投票站投票。這將我們帶回到人口減少悖論。想想有多少社會與文化資本流淌在富裕社區里,我們在區域規劃戰爭中捍衛自己地盤的能力還用說嗎?我們還有很多方法把這個粉飾成為了公眾利益。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當地的環境啊,保持社區鄰里的歷史特點啊,還有避免過度擁擠啊。而實際上這都是為了在我們自己的城堡內囤積權力和機會。這正是貴族們拿手的。


郵編是我們的符號。它定義我們的風格,向世界宣布我們的價值觀,確立我們的社會地位,保存維護我們的財富,並允許我們將財富傳給子孫。同時它也在慢慢扼殺我們的經濟和民主制度。這是蓋茨比曲線的實體版本。長久以來,美國經濟增長的傳統故事一直遵循著移民到美,建設新生活,邀請朋友來,然後把餅做得更大的情節線。現今我們參與書寫的故事看起來更像是進了門就砰地把門在我們身後關上,卻讓自己在一大堆商品級廚房電器下慢慢窒息。


7.我們的盲區


薩拉姨媽是我們家族歷史的虔誠信徒。在她那個版本的歷史裡,我們家族的姓是直接從古蘇格蘭的國王們傳下來的。我們的曾曾曾(不知道多少輩之前)祖父威廉·斯圖爾特,是美國獨立戰爭大陸軍中的一員,曾坐在喬治·華盛頓的右手邊。至於薩拉本人,不知何故成了「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的姐妹」的後代。這些故事從來都是無厘頭,但薩拉還是對其堅信不疑。我們家族如此卓爾不群必有其原因。


我們9.9%就不會這樣想。我們不會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的特權是有歷史淵源的。因為與薩拉姨媽和她幻想出來的那些公主不同,我們說服自己相信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特權。


回想一下我們9.9%部落的一些成員是怎麼對待某些「愚蠢」到敢於提醒他人注意我們特權的人。去年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理查德·V·里夫斯 (Richard V. Reeves)在其著作《夢想囤積者》(Dream Hoarders)出版後不久,在《紐約時報》發文告誡讀者們「別再假裝你不是有錢人」,之後許多讀者指責他搞「階級間的戰爭」,寫作「毫無意義的文章」,以及「充滿負罪感」。


社會學家雷切爾·謝爾曼 (Rachel Sherman) 在她《不安的街道》(Uneasy Street)一書中精闢地描繪了我所屬的這類人以及這種綜合症。當別人提醒我們擁有的特權時,我們中間的一員會舉出各種反例來駁斥,通常像這樣:「我生於赤貧。我全靠自己的本事掙到了一切。我25萬美元的薪水基本不夠花。你應該到我們孩子的私立學校去看看別人家父母!「


問題部分出在我們缺乏真正傾聽的能力。美國人總是無法區分對社會現象的批判和對個人的攻擊。於是當一位作者指出了一個淵源複雜影響廣泛的社會問題時,讀者就會回應:「怎麼,你想鞭打快牛,因為我成功了反而懲罰我嗎?」


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各種常見的認知失誤而引起的普遍的以自我為中心。人類非常善於記住自己奮鬥的艱辛; 他們不太可能了解鎮子另一頭的一些人打著兩份最低工資的工以勉強糊口,而不是一整天都看「辛普森一家」的電視重播。人類對自己的成功有一個簡單的解釋:我一手做到的。他們很容易忘記是誰給他們開蒙,是誰為他們成功打下基礎。9.9%一族也常常將地位競爭壓力與生存壓力混為一談。說真的,沒送你的孩子上成斯坦福實在不是什麼改變人生的重大災難。


我們之所以不能認識到自己日益增長的特權也許與我們最近才開始擁有這些特權有關。自(從未完全成型)的唯才社會演化為(正在起步的)貴族社會,這僅僅花了不到一輩人的時間。階層的形成和固化比我們想像的要更快。只是我們的意識是滯後的,被我們與生俱來的假設所限制了。


然而即使考慮到這些凡人的認知上的失敗,每每在稍微提及其特權是不勞而獲的時侯各種唉聲嘆氣就會響徹足球場(譯者註: 中產階級父母和子女參與的最典型的課外活動)。這些哀鳴長久不息,我們不能置之不理。儘管這些抱怨是很沒有事實根據的,但它卻反映了9.9%的人的較深層次的生活真相。它們真正說明的是當貴族的滋味並不怎麼樣!


蓋茨比曲線很奇怪的一點就是儘管它鎖定了我們的特權,但似乎並沒有讓生活變得更容易。比如我知道在上校家裡長大並不容易。祖父最愛叨叨的一個故事就是他那250磅重6英尺高的父親,一度參加過「莽騎士團」,在祖父一次不小心年少輕狂犯了點小錯之後,狠狠地揍了他一頓,把他打得飛起來摔在房間另一頭的地板上。無論大事小事,上校的火藥桶脾氣總是一點就著。


傑伊·蓋茨比可能明白個中真諦。西卵村的生活從來都不是像表面上那樣平靜安詳。那個從私立預科學校輕鬆開始一生安逸生活的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那個無所事事的休閑王子,只是我們出身低微的祖先的幻想。這是他們抬頭仰望生活在頂端的人時自以為看到的圖景。 西卵人非常清楚走錯一步棋或者遇到一件倒霉事(或者三件四件)就可能導致其地位的急劇下降。我們都知道住在那裡是多麼昂貴,然而住在島外更不可想像。我們已經意會到蓋茨比曲線下生活中的一個根本矛盾:不平等越嚴重,你的錢能買的就越少。


我們從骨子裡意識到階層的存在除了階層本身之外,對所有人都沒好處,任何個人都是可被丟棄的; 我們中總有一些人會被拋棄並被新鮮血液取代。這種對於自身特權的不安全感只會隨著特權階層與下層的鴻溝的擴大而增長。這也成為永遠不停的引擎動力,驅使我們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修建高牆,通過把他人排除在外來保證我們的安全。


西卵村生活的另一個事實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對蓋茨比來說東卵村的傳統富人們就是在他之上的人。對上校來說,是小約翰·洛克菲勒。你總是在試圖取悅他們,可是他們總是隨時準備著與你割席斷交。


仔細想想,這些困擾其實都源於我們拿正當權利換取了特權。我們甘願剝奪包括我們在內的每個人的各種普世權利:良好的教育,充足的醫療健保,各類人在工作場所都有足夠的代表,真正的機會平等。因為我們自以為可以是這場博弈的贏家。但是到頭來,誰會真的成為這不可捉摸的特權升級遊戲中的贏家呢?


在這種情況下,自欺欺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並不意味著這種心態是有益的,可惜薩拉姨媽醒悟得太遲了。上校手裡那幾塊錢到了我父親那一代就只剩下了最後幾分錢,但她仍然懷著與她宏大的家族神話相對應的大想法。她深信自己繼承了祖先的商業頭腦,於是把所有的家當都投在網路泡沫上。她最後幾年的職業生涯是在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附近的溫迪快餐廳度過的,穿著一身紅黑制服賣漢堡包。


8. 民怨政治


怨恨在唯才主義的政治神學裡是沒有一席之地的。我們接受的教育是,在人生的競爭中,目光應該保持在時鐘上而不是其他人身上,就好像我們是相互隔絕的。如果有人在長島水域購置了一艘快艇,那祝賀她了。失敗者只會笑一笑,下次更加努力。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我們人類總是左顧右盼。我們密切關注別人怎麼想怎麼做,尤其是糾結於別人如何看我們自己。我們的地位僅僅是從別人的眼光里得以體現。


或許貴族權勢的最好證據就是它激發的怨恨。從這個角度看,9.9%的確勞苦功高。怨恨增加的最確切的標誌就是政治分裂和動蕩。我們在這個測試里得了高分。過去兩年來這方面的報道充斥於各種新聞頭條。


2016年總統選舉是美國怨恨史上的一個決定性時刻。以唐納德·特朗普為化身,怨恨入主白宮。承載它的,是0.1%超級富豪中的極小一部分(不一定都是美國人)與90%人群中很大一部分和9.9%截然對立的人組成的聯盟。


根據CNN和皮尤的投票站出口民調,特朗普在白人投票者中贏了大約20%。但這些人並不是任意一個老年白人(不過他們的確偏老)。我們首先需要明白,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不是新經濟的贏家。當然大體來說他們也並不貧窮。但他們的確有理由覺得自己被市場裁判了而且市場認定他們有缺陷。支持希拉里·柯林頓的縣代表了全國GDP的64%,這是個高得驚人的比例;而特朗普勝選縣只佔GDP的36%。房地產網站Zillow的資深經濟學家阿倫·特拉扎斯(Aaron Terrazas)發現,希拉里·柯林頓勝選縣的房價中位數是25萬美元,而特朗普勝選縣只有15.4萬美元。通脹因素調整之後,從2000年1月到2016年10月間,希拉里勝選縣房地產價格上升了27%,特朗普勝選縣只有6%。


特朗普勝選縣在公眾健康水平的較量中也是輸家。雪城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香農·蒙納特(Shannon Monnat)發現,支持特朗普這位反政府補貼的健保候選人的銹帶各縣正是絕望致死(死於酗酒、毒品和自殺)比例最高的縣。要把整個美國變成偉大的特朗普國,那就必須毀掉大約1/4的GDP,把1/4的房屋推到海里,還得縮短好幾年平均壽命才行。特朗普最愛的辭彙之一就是「不公平」,這是事出有因的:這個詞對挑起怨恨特別有效。


即便如此,特朗普的(白人)選民的特點不在於他們的收入水平而在於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或者說教育的缺乏。皮尤的最新分析指出在具有大學學歷的白人選民中,特朗普輸了17個百分點,很是丟醜。但他在沒上過大學的白人中撈了回來,贏了足足36個百分點。根據納特·西爾弗(Nate Silver)的一個分析,全國教育程度最高的50個縣尤其踴躍支持希拉里:2012年奧巴馬僅贏了17個百分點;柯林頓贏了26個百分點。而教育程度最低的50個縣的趨向則完全相反:奧巴馬輸了19個百分點,而柯林頓輸了31個百分點。在少數族裔占人口多數的縣也是如此:教育程度高的縣於之前相比更傾向於柯林頓,教育程度低的更傾向於特朗普。


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以《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蘇珊·雅科比(Susan Jacoby)在2008年警告《美國無理性時代》(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的到來;湯姆·尼克爾斯(Tom Nichols)在2017年發布了《專業知識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無理性時代終於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英雄。這位「白手起家」的人一直是那些自己還不大成功的人的偶像。他是美國夢的神聖化身,他不聽命於任何人,他是窮人眼裡的富人形象。他們受不了的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偽君子。特朗普對政策一竅不通,而且全力以赴保持無知,對那些認為整知識分子的政策就是好政策的人群來說,他真是完美代表。當理性成了一般人的敵人,一般人就成了理性的敵人。


我剛才有提到這裡的「一般人」是白人嗎?這把我們帶到美國式怨恨的另一面:把非白種人都踢出去,自己人在一個想像的部落里緊密團結一致對外;問題全都出在那些揩油的,騙錢的,拿福利的;解決方法就是國旗和(白人)祖先的宗教。政治學家布萊恩·沙夫納(Brian Schaffner)的一個問卷調查顯示,在那些「強烈不贊同」「白人因為膚色受益」的選民,和那些「強烈贊同「「女性想奪男性的權「的選民中,特朗普大獲全勝。注意,這些問題並不直接測量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它測量的是怨恨。這些回答很有助於識別那些堅稱自己是你遇到的人中最無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的人,但他們恰恰投票給一個明目張胆的種族主義者和被控性侵犯。


沒有人生下來就充滿怨恨。作為大眾現象,種族主義、仇外主義、反智主義、自戀狂、非理性主義等等,以及怨恨的所有其它變種,製造費用的高昂和它們對民主政治的危害性相媲美。需要通過長時間的電視節目,巧妙操縱的社交媒體,高價維持的信息氣泡,操縱者才能把人性中的不快樂傾向變現為政治碩果。尤其種族主義並不像很多美國人寧願相信的那樣只是歷史遺物;它必須被不斷地重複發明才能有當下時效性。大規模監禁、製造恐懼心理和種族隔離並不只是偏見的結果,也是複製偏見的工具。


美國政治生活的劇烈極化並不是由於缺乏禮貌和缺乏相互理解。它是不斷升級的不平等最醒目的後果。沒有這0.1%(確切地說,是這群人中極富侵略性的那一部分),它是不會發生的。財富總是通過分裂其對手來維護自己。蓋茨比曲線不僅造成地上修築的藩籬,它也使其他人的心中築起隔牆。


但我們不能就放過這9.9%。我們或許沒有為挑起種族仇恨提供資助,但我們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機會囤藏起來。我們是從90%人群那裡掠取資源供給0.1%的這台機器的操作人員。我們樂於從這些戰利品里分得一份子。我們的勞動成果使得另一個群體充滿怨恨並因此而容易受人操縱,而我們卻自我感覺良好而不屑地旁觀。這就叫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關於這些後果,我們首先需要了解的最重要一點,同時也是最顯然的道理:怨恨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它不是一個改革計劃。它不是「民粹主義」。它是民主制度得的一種疾病,但不是民主的體現。利用民眾怨恨的政治是加劇不平等的工具, 而非減少它。 從無能得不可思議的特朗普政府這攤泥淖里蹚過的每項政策改變都是例證。新稅法;在環境、電信領域和有關金融服務行業法規的行政令;保守主義死硬派法官的任命——所有這些的效果就是把90%人群困在人才體系的山腳下,即使辛勞一生,前面的高山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


我們需要了解的第二點是,下一個輪到挨刀的就是我們自己。隨著充滿怨恨的人群的擴大,頂端的幸福圈子會越來越小。那些乘著民怨的東風上台的人最終會意識到,我們作為他們的經濟機器僕人會不如我們作為民眾的模範敵人來得有用。最近的稅法中打擊藍州的條款讓9.9%中的一些人不大高興,但這只是一個開端:隨著民怨政治的展開,我們這類人會有的是苦頭吃。這個過程中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後果就是社會動蕩;過去的一年為此提供了充分的證據。


不講道理的人通常也是不服從法規和社會正常規範的人,這個就不用我多說了。你可以查查「憲政危機」這個詞在過去五年中出現的頻次。這就是蓋茨比曲線的反直覺之處:你以為你的收益都鎖定了。然而這個固化過程的效果是讓整個系統變得更脆弱。重溫歷史,你就會知道這個過程通常的結局是什麼。


9. 貴族政治的失敗


羅伯特·W·斯圖爾特上校當年為躲避傳票隱藏了好幾個月。他的律師宣稱他在墨西哥或南美進行敏感的業務談判,一旦他的準確位置曝光就會威脅到國家利益。最終,蒙大拿聯邦參議員托馬斯·J·沃爾什(Thomas J. Walsh)把律師拖到了證人席上,給他看哈瓦那報紙八卦專欄的剪報和照片證據。上校一直以愛馬著稱,很顯然他常去騎師俱樂部。在各種豪華午餐晚宴以及哈瓦那遊艇俱樂部的舞會上,他的微笑上鏡了多次。


當參議員們最終把上校弄回來,訊問他那些像臭蟲一樣在政治生態系統中蔓延的空殼公司的債券,他還教訓他們,誰才是管事的老大。他宣稱,「根據美國法律,我不認為這種審問是在這個委員會的許可權之內。」即便如此,他開恩似地補充道,他「個人沒得到過任何這些債券」。這句話在英語里無論怎麼解讀都是句謊言。


傳說中的斯圖爾特王朝的黃昏並不輝煌。一個記者這樣嘲諷道,一個善於耍花招的律師幫上校「用狡辯擺脫了」(aquibbled)藐視法庭的指控,但小洛克菲勒卻不願原諒他造成的這場公關災難。上校為贏回股東的心進行了長時間卻毫無成效的一戰,最後他掛靴永久退回到楠塔基特的家族莊園。


這些都改變不了茶壺山醜聞案(涉及賄賂、回扣,以及為大油商謀利的非法私下交易)暴露的政治現實。在蓋茨比曲線的巨大壓力下,美國民主瀕臨失敗。當時權力在手的人就是金錢在手的人。說到底,1 920年代的金融家想要的正是金融家一直想要的,而他們的「公僕」將此送到了他們手裡。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政府在1926年通過了巨額減稅法案,確保每個人都能夠把賺的錢拿回家。富人們似乎覺得可以高枕無憂了——直到1929年10月。


這些大肆掠奪發生時90%在哪裡?他們中相當一部分出現在3K黨的集會上。在當時90%中嚷嚷得最厲害(但人數不一定最多)的那部分人看來,美國最大的問題都出自於揩油混吃的成群結隊的移民。你明白了吧,那些移民的孫輩們現在認定美國所有的大問題都來自於揩油混吃的成群結隊的移民。


財富集中的惡浪掀起於鍍金時代,在1920年代達到頂峰,最終碎裂在大蕭條和二戰的淺灘上。今天我們一般認為植根於羅斯福新政並在戰後開花結果的社會福利體系是新時代平等的首要驅動力。但實情是,這些努力更多的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死亡和破壞是變革的真正動因。股市的崩潰打得富人倒退幾大步,戰爭則賦權於勞動者,尤其是女性勞動者。


這場鍍金的、喧囂洶湧的破壞性浪潮絕不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於不平等造成的動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無論從市場資本或僱傭規模來衡量,美國最大的行業都是買賣和使用奴隸(以及繁衍更多的奴隸)。在那段時期里,這個行業集中到如此程度:不到4千個家庭(約佔全國家庭數目的0.1%)擁有這個「人力資本」的四分之一,而另外39萬個家庭(可以稱之為9.9%,大約這個比例)擁有其餘全部。


這些蓄奴精英比他們絕大多數白人同輩受過更好的教育,更加健康,餐桌禮儀也好太多,更不用說和那些被他們奴役的人相比。他們不僅主宰了這個國家的政府,也主宰了媒體、文化和宗教。他們的追隨者在教堂講壇上和新聞網路里如此成功地展示了奴隸制度的神聖和慈善,以至於數百萬並不擁有奴隸的貧困白人以保衛這個制度而獻身為榮。


這個浪潮導致了62萬軍人死於戰爭,以及大規模的財產破壞。它的確在一段時間裡推進了美國南部的平等——只不過這個過程很快就反轉了。



Craig Cutler


需要說明,美國並不是人類不平等史上的首惡。作為北美殖民者來源地的歐洲各國早已熟知了不平等和社會動蕩,其嚴重程度美國人用了一個多世紀才得以複製。不論是古羅馬、近東、亞洲還是南美,這類歷史故事的情節都一樣。歷史學家沃爾特·沙伊德爾(Walter Scheidel)在《大調平器》(The Great Leveler)一書中得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不平等總是終結於大災大難:戰爭、革命、政府垮台、瘟疫和其它災難。這個理論令人沮喪。現在美國第三波不平等浪潮看起來正在達到峰值,我們敢下多大的注來賭它這次不成立呢?


我們這個階層的一個決定性特徵就是我們自以為是與眾不同的新一代。其實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對前輩的不了解。我一直以為上校出身於上校世家,每一位祖先都把自己巨大的優越感傳遞給下一代。顯然薩拉阿姨的宣傳比我意識到的更有效。


羅伯特·W·斯圖爾特1866年出生於愛荷華州的一個小農場里。一家人早起晚歸,整日辛勞, 就如同研究印第安那標準石油公司的歷史學家保羅·亨利·吉登斯(Paul Henry Giddens)客氣地描述的那樣,「很一般的家境」。鄰居們看到這個村野少年有點不一般,湊錢送他去科伊學院(Coe College)上學;這個學院非常小,位於以肉類加工產業為主的錫達拉皮茲(Cedar Rapids)。可以想見,當這個獎學金男孩幾年後抵達耶魯法學院的時候,他已經充滿了動力急切地想要事事爭贏。哈瓦那遊艇俱樂部的閃光燈攝下的某個擺拍姿勢,或許是在中西部寂靜平原的某處對著一個滿是劃痕的鏡子里第一次練習過。


10. 選擇


我傾向於認為《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結局過於悲觀。即使我們註定了會一刻不停地划船回到過去,我們如何知道我們回去的是哪一段過去時光?


歷史上的貴族政治曾經做出過幾次好的選擇。古雅典的9.9%在一段時間裡阻擋了蓋茨比曲線的死亡浪潮,即使「民主」並不能很恰當地描述他們的政治體制。美國第一代革命者大都是9.9%,即便如此,他們背叛了英國國王,創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最好的革命並不是從社會最底層開始的;它們是中上階層的工作成果。


這些例外當然很罕見,然而它們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現代世界的故事。不論是從總人口數、人均壽命、物質財富、藝術表達、暴力比率,還是幾乎所有其它有關人類生活質量的指標來說,現代社會和過去任何時代相比都截然不同了。歷史學家們為人類這個快樂的轉向給出了很多複雜的解釋——蒸汽機、微生物、氣候——但一個簡單的答案比這些都更重要:平等。現代世界的歷史就是美國革命根本中心理念在世界上的展開。


我們當下面臨的決定性挑戰就是通過反轉正在加速的不平等造成的社會固化,來更新美國民主的承諾。只要不平等主宰社會,我們的政治中就不會有理性;理性一旦缺失,我們的問題無一能夠解決。這是一個世界歷史性問題。但目前提出來的各種解決方案,大致來說,就只有一個鞋盒那麼點大。


善意的唯才主義者們提出了更新更好的測試,用來錄取學生進入他們那些金鑲玉裹的教室。可以——但僅靠微調那些將人們排除在高檔大學之外的公式,我們不可能改變蓋茨比曲線。制定政策的書獃子們把目標瞄向那些特別過分的稅法條款,比如房貸利息的稅務減免和大學學費儲蓄計劃。很好——但接下來怎麼辦? 保守派繼續拿所謂的「行為學」解決方案循環使用,比如堅持傳統婚姻或者重拾舊時信仰。當然——重塑家庭和社區紐帶是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但讚頌這些美德並不能將任何家庭從不平等經濟體制的重壓下拯救出來。與此同時,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的激進人士說他們想要一場革命。他們好像沒理解,只有極端暴力和破壞性的解決方案才是簡單的。


美國理念一直都是一顆指北星,而不是一個政策系統,更不是一種現實。人類的權利從來沒有,也絕不可能僅靠幾個短語或古老的宣言就永久建立起來,而是在不斷追趕現實世界的變化。在我們現在的世界,我們需要懂得,每個人都應該能夠享受醫療保健服務,有機會學習我們文化里積澱下來的智慧,並且能夠在一個像樣的住房和社區生活。這些權利不應該只是那些學會了操縱這個系統的少數人的特權。這些權利和從前那代人稱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同源的。


是的,真正起作用的變革需要聯邦政府採取行動。創造壟斷的可以摧毀壟斷;將金錢導入政治的可以將它拿出;將權力從勞動者轉到資本的可以反轉其方向。變革也需要在州和地方層面發生。不然我們如何能夠讓鄰里社區保持開放並恢復教育的公共屬性?


它也需要我們每個人的參與,或許尤其要強調包括那些在這個遊戲里暫時的贏家。我們要把目光從映照自己的成功的鏡子上挪開,去想一想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那些不是我們鄰居的人們。我們要為別人子女的機會奮鬥,就如同我們自己子女的未來與之息息相關,因為可能事實確實如此。


此文於2018年在《大西洋月刊》六月刊出版,印刷版標題為 「美國新貴族的誕生 (The Birth of a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


【作者】 馬修·斯圖爾特 (Matthew Stewart) 著有《自然之神——美利堅共和國的非正統起源》(Nature』s God: The Heret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及《管理的神話》(The Management Myth) 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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