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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官賣官在清朝末期泛濫,37兩銀子就能買個六品頂戴

在清朝統治的200多年時間裡,曾有過明碼實價買官賣官的制度,叫「捐輸制」,隨著清朝國力減弱,這種捐輸制最後泛濫成災。光緒年間,37兩8錢銀子就可以買個六品官。遼寧省檔案館收藏了兩件光緒年間印有「正實收」三個大字的買官收據,揭示了清政府賣官摟錢制度的歷史。

「正實收」是買官收據

遼寧省檔案館保存有兩件註明是清朝光緒年間的買官收據——「正實收」,流傳至今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

這兩件檔案看上去略顯陳舊,但是淡青色棉質紙面上印刷的藍色字跡以及用毛筆填寫的關於買官者的姓名、所捐數目以及捐得官職等字跡依然清晰可見。特別是官員用毛筆蘸紅寫的「行」和安徽巡撫部院的紫色官印十分醒目。

兩件原件縱61厘米、橫32.5厘米。正上方有「正實收」三個大字,由安徽巡撫王之春簽發,分別標明屬「安字第81號」「安字捐監第49049號」。收據詳細記載了買官人的名字叫蕭策璠,賣官者為「頭品頂戴賞穿黃馬褂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安徽巡撫部院提督軍門克勇巴圖魯王」,即安徽巡撫王之春。整版文字為木版印刷,排列整齊,清晰易辨,銀兩數量及落款時間等為毛筆行文書寫,端莊秀麗,圓潤飄逸。

遼寧省檔案館歷史檔案整理處處長程大鯤告訴記者說,「正實收」也稱作「實收」,是清代納銀捐官的憑據,地方政府在收到買官者交納的銀錢或實物後,要發給加蓋官府印信的收條以作憑據,上面印寫有「正實收」三個字。在清朝「捐納」也稱「捐輸」,是清朝買賣官職行為的文雅說法,即交納一定數額的銀兩或糧食可獲得不同的文憑出身或官銜。「清朝因為買官的人很多,於是統一印製了買官收據,並將有關規定清楚地印在收據上面。清朝末期,由於戰爭不斷,內外交困,清政府財政空虛,『捐納』被當作增加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手段。至同治、光緒年間,清廷更是不惜血本將官位拿來打折出售,捐官者交納一定數額的銀兩後,手持買官收據就可以等著任職了。」程大鯤解釋說,「不過,那時賣官收入的銀兩,要如數上繳國庫。」

蕭策璠先買官後犯法

說起這兩件「正實收」的來歷,遼寧省檔案館歷史檔案整理處處長程大鯤介紹說,這兩件收據的主人蕭策璠生於1869年,是湖南省長沙府長沙縣人。

此收據中的一件是買官當事人蕭策璠第一次捐官的收據,從收據中可知開辦捐官的理由是為了賑災。程大鯤介紹,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安徽鳳陽等地發生水災,雖然清政府撥款救災,但災情仍很嚴重,百姓生活困苦,當時擔任安徽巡撫兼提督、皇帝欽賜勇號「克勇巴圖魯」的王之春向皇帝奏請開辦捐納以補充賑災款項的不足,並按不同官員級別給予不同的打折優惠。從收據中可知,蕭策璠所捐銀兩很少,只有 32兩4錢,按規定只捐了個監生。程大鯤說:「清政府規定『正實收』所捐銀兩隻能用於賑災,不能進入個人腰包。這種收據就像我們今天的介紹信一樣,是有存根的,而且還要蓋騎縫印。」

第二份收據的時間是光緒二十七年8月(1901年),買官和賣官當事人還是蕭策璠和王之春,而這次開辦捐官的緣由是安徽省庫款空虛,沒有銀錢給士兵發餉,王之春再次開辦捐輸籌餉。程大鯤說,清朝規定,如果是四品以上實職官員捐納要按四折交現銀,五品以下捐納按三折交現銀。因為清朝這種捐得的官員全部是候補官而不是實職,所以還規定:如果在捐納收據上寫明「遇缺即先補用」字樣,即所捐的官職出缺時,能立即補缺擔任實職的,要按八成實銀交納。於是,當時身在盛京等待候補的蕭策璠再次繳了37兩8錢白銀,捐了「雙月巡檢」之職,並於次年又發給他一份「雙月巡檢」的「正實收」收據,以便將來由戶部換給執照。

成為候補巡檢後,蕭策璠開始在仕途上謀求發展,將目光瞄準了正在開發、機會較多的奉天。

此時正值義和團運動後,沙俄派兵侵略東北三省,清政府奉天當局專門成立了奉天交涉局,負責與沙俄談判事宜,已經獲得虛銜六品頂戴的蕭策璠經過活動,被委任為交涉局委員。第二年夏天,盛京將軍增祺鑒於東北辦理對俄交涉事務繁多,對所有辦事出力人員進行嘉獎,賞給蕭策璠虛銜五品藍翎頂戴。

「這個蕭策璠當官後開始胡作非為。」程大鯤講到,1904年,清政府由於財政困難,在奉天開始丈賣荒地。有一個在營口當糧食經紀的河北人李老佐欲騙買荒地,因當時購買荒地需要有商號名人擔保,他便找到蕭策璠,由蕭策璠的家人王升持偽造的「扎薩克圖王委派黎生公司桃源河招墾分局總理蕭策璠」的名片陪同前去擔保。官方查對發現並不存在桃源河招墾分局,騙局被揭穿,蕭策璠被上司以「指荒招搖」之過交承德縣(瀋陽當時和名稱)吏房看管,其買官收據遂存於當時官署的檔案中。1938年3月,日偽當局將各地官署將保管的檔案資料全部集結到「國立奉天圖書館舊籍整理處」,這件檔案也調此保存。瀋陽解放後,這批珍貴歷史檔案由遼寧省圖書館接收,之後在遼寧省檔案館保存至今。

賣官源於鼓勵士紳賑災

程大鯤介紹說,在清朝這種買官賣官的腐敗制度被視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合法捷徑。

清軍入關後,沿襲明朝的政策,允許百姓或官員交納一定數額的銀兩或糧食後賞給不同的官職或頭銜。為了更好地實行這種捐官制度,清政府在戶部設立了常設機構——捐納房,專職管理捐納事務。

至於為什麼會實行這種買官賣官的制度?程大鯤告訴記者,清政府最初開辦捐納賣官的本意,是由於有些地區遭遇水、旱等自然災害,國家為了減輕負擔同時可以使受災民眾能夠更快更好地得到救濟,對那些有錢願意幫助災民的士紳進行獎勵,給他們一個虛官,以鼓勵更多的士紳出錢出糧,後來逐漸形成制度。

賣官最後變成勒索

程大鯤講到,到了清末,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及農民起義不斷,造成清王朝財政非常困難,尤其是咸豐年間,為了籌措軍費鎮壓太平天國,採取了各種辦法賣官鬻爵,甚至可以打折賣官,鼓勵商民進行捐納,以作為財政的補充形式。

後期,戶部無款撥給各省軍需,便准許各省自行開捐。這個口子一開,如洪水決堤,不可阻擋,各地紛紛賣官賺錢,造成官吏隊伍急劇膨脹。

「但是,捐來的官位大多是空銜,即便多繳銀兩捐補實缺,也要等待幾年後才有機會授職。」程大鯤解釋說。花二三千兩白銀,捐一個七品知縣的頂戴,捐錢者最初的自我感覺是能夠和縣太爺平起平坐,但等到鄰里中知縣滿街走,甚至知府、道員的頂戴日日相見時,反而襯托出真正縣太爺的八面威風。虛銜又怎麼比得上實缺呢?「投資是要講效益的,這種官場投資不能換到原來期望的實際效益時,捐納市場就不免走上『熊市』了。」程大鯤進一步解釋說,道光中期捐一監生需銀100兩,到咸豐七年(1857年)僅需17兩銀子,然而捐納的人並不踴躍。

但是龐大的軍費開支不允許捐銀數量的下降,於是原來標榜為自願的捐納,開始變成了上門勸捐或者帶兵勒捐了,許多紳商畏懼官府的權勢,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銀子去換幾張空頭官銜的黃紙。

「捐班」的受害者是老百姓

程大鯤介紹說,其實,買官賣官早在秦始皇時代就出現了。

據《史記》記載,秦始皇四年,「蝗蟲從東方來, 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這是捐官的最早記載。到了南朝,沈約《宋書·鄧琬傳》中,「賣官鬻爵」一詞首次出現在史冊中,操作者中飽私囊,大量捐納者為收回投資而魚肉民眾,最終成為劉宋王朝覆滅的原因之一。再後來,這一弊政逐漸被美其名曰「捐班」。

清朝中葉以後,「捐班」之風尤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混亂局面。清朝捐班制度始作俑者為康熙皇帝。「三藩之亂」後,清廷財政捉襟見肘,為了籌集軍費,康熙親自製定了捐班制度,讓富裕而晉陞無望者出錢買官,以補國庫用度。康熙深知捐班之中隱藏的弊端,故而在議定製度時增加了許多嚴格的限制措施。清朝《欽定大清會典》規定:官員分九品十八級,即正一品、從一品、正二品、從二品到正九品、從九品官,從九品以外的官稱「未入流」。

清朝官員的出身共有八種:一為進士,二為舉人,三為貢生,四為蔭生,五為監生,六為生員(即秀才),七為官學生,八為吏。這八種出身以外的人,八旗中的滿洲、蒙古、漢軍稱作「閑散」,漢人稱作俊秀,其中文進士、文舉人出身者,地位最高,稱之為科甲出身,他們與恩貢、撥貢、副貢、優貢生、恩監生、優監生和蔭生稱為正途,其餘出身者如果經過國家大員的保舉,亦可以看做是正途出身,而旗人享有特權,不必有人保舉也可以看做等同於正途出身。清朝統治者在《欽定大清會典》中明確規定哪些官職必須由科甲出身的人擔任,哪些官職必須由正途出身的人擔任,如果不是由監生出身的人,只是由俊秀捐輸得官者,只能授給從九品或未入流的官。

由此可見,捐班最高只能買到從四品的知府,而且買到官後還不能立刻上任,只能當個候補,要想得到實際職務還得等空缺。同時還規定,官位出現空缺時,必須先滿足科舉出身的官員,然後才是捐班。這樣一來,花錢買來的官位其實就是個空名。

《欽定大清會典》還規定:「凡衙門應役之人,除庫丁、斗級、民壯仍列於齊民,其皂隸、馬快、步快、禁卒、門子、弓兵、仵作、糧差及巡捕營番役,皆為賤役。」他們這些人不得與良人通婚,本人及三代子孫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也不能捐官。

本來清政府對官員的出身及品級規定很嚴,而這一捐納政策給那些科舉之路走不通的人,打開了一扇走向官場的大門,他們先是捐為監生,並在此基礎上再捐得官職。如蕭策璠,就是先捐為監生後,再報捐雙月巡檢的,從而提高了自己的出身。按照這條路線,捐官的人絡繹不絕。道光十三年(1833年),直隸地方災歉,灤州等37個州縣政府勸募糧食由數百石至數千石不等,勸捐銀錢自三四千吊至萬餘吊不等,僅天津一縣,計捐銀至5萬餘兩。

那麼這些人得到官位後又怎麼會不想辦法去搜刮百姓而補償自己的損失呢?因而最終的受害者還是普通老百姓。清政府雖然為避免吏治的腐敗採取了大量的措施,如雍正朝開始採取養廉銀制度,但由於清代捐納的官員太多,由早期的僅為賑災開辦捐納發展到因國庫空虛為籌措軍餉而開辦捐納,導致一個職位有七八個人在等著挨次候補,甚至有的人一直到老邁病故也未能得授實職,這就致使更多的人靠在官場活動關係來希冀早日圓上烏紗之夢,所有這一切更促進了清朝吏治的腐敗,也加快了清王朝自身走向滅亡的腳步。

新媒體編輯:李小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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