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睡覺的愛情
榮榮即將出版一部新詩集書名為《冒犯》，此前她還設想過「僭越」這個詞。無論「冒犯」還是「僭越」，榮榮對新詩與新詩寫作，始終葆有一種謙卑的姿態。僅這種姿態，一下子就把榮榮與諸多囂張跋扈的所謂詩人區別開來。事實上，一個人能走多遠與她的境界大有關係。
「比錢財更少的時光 疲於奔命的時光/病著的時光 煩心的時光/這些還將被整塊整塊剔除/他們被擠到了邊緣 走得如此兇險」。榮榮這首《餘下的時光》讓人想起殘酷的時間：一個是個體生命所能理解的時間，一個是歷史視角下的時間。這兩個時間，都足以令人心生忐忑。
上個世紀初，新詩擎著「革命」旗號狂飆突進，「革命者」橫衝直闖，手持當時國人尚未見識太多的洋武器，似乎是所向披靡，這些都註定了「革命」或「革命者」不大可能揣有冒犯以至僭越的忐忑。那麼，一百年過去，經過幾代人的艱難跋涉，誕生於上世紀之初的新詩，今天到底長成什麼樣子了？如果擱在多文體視域或者單以接受者的視角去看，似乎還一時下不了令眾人都信服的結論。作為一個詩歌文體寫作的從業者，把視線鎖定於新詩誕生百年成長期，我堅持認為，近年來中國新詩的成長與進步應當是新詩史以來的最好時期。好就好在，一些優秀的詩歌文體寫作者，她們始終以謙卑的姿態，或者說新詩正在冒犯與僭越的忐忑里，在試錯中前行。
自胡適的「嘗試」開始，新詩一下子離開既有的舊體詩的軌道，開始了在沒有路的地方尋找路。自由是大的潮流與方向，而自由的本質卻決定了前行者並沒有統一方向，儘管從眾心理會讓許多人往人多的地方擠，追著人多的影子走，但自由本身卻決定著，一百年，幾代人，無論方向還是行走路線，都只能從試錯中證偽，再漸漸從混亂走向有序。
記得胡適的《嘗試集》有一首文體明顯區別於舊體的自由詩《鴿子》：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群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
迴環來住，
夷猶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
白羽襯青天，十分鮮麗！
這大約是新詩的最初嘗試了。一百年過去，我們來看榮榮的《出塵》：
「你真的帶給她現世的歡樂了嗎？/你真的寬恕她一切錯誤之舉？/遠離她吧 她正在岔路上/寫悲涼之詩 抱怨煙雲之物/現世的富足是一件外衣/她更喜歡光著身子住回內心/那裡 她靈魂的底板是灰色的/寂靜之水早褪去爛漫色澤/她一屁股坐在時光的淤泥之中/背對你 一個黑白的天地/如果再往裡窺探 你會看到那個巨大的不安/正被脆薄的寂靜包裹著/她在自毀嗎？這個被悲愴控制的不要顏色的/女子 在灰色的底板上會越坐越深/越來越像一個烏無之物/想與整個世界的虛無為敵」
我沒有比較的意思，也毋庸比較，都是白話，詩的現代性，詩意的密度，詩味的厚度，一讀便知。我不做優劣評判，畢竟文本的價值得讓歷史來說話，時間才最有發言權。我也不以歲月流逝來為早年的嘗試或沿途的試錯來做各種辯解，在歷史面前，一百年算什麼？只願有一些優秀文本不致被時間擦去，只願這一百年來的努力最終被時間證明沒有白廢。最後，經時間的過濾，優秀詩文本留下來，填補這一時間段的空白，經歷史的選擇，有一條既符合現代漢語規律又傳承民族文化傳統的嶄新的路被大家公認。
只有一點，我們越來越明白，在時間面前，任何囂張的言辭，除了暴露其內心的軟弱別無效用，倒是真正的謙卑，才是一個前行者應有的姿態。這也是榮榮最能打動我的地方。當我看著榮榮走過的詩路歷程，看到她越寫越耐看的詩文本，常常掩卷陷入暇思：
「她只想夢下去，夢到夢走他不走，/夢到天亮了，他仍在磨蹭：/天也有涯山也聚首，今宵一別卻是永遠。」（《鏡中花》）
「而許多情感突然不見了，像雨水落入山川。/這讓我相信，身體里也有一個汪洋。」（《獨角戲》）
這是詩人的煩惱，所謂：執念起，煩惱生。寫詩人就是這樣一群執拗人。常常是自尋煩惱。再看下面這首《失眠謠》：
今晚有一顆睡不著的星星。
睡不著的眼舉目無親地黑。
睡不著的腰身走投無路地疼。
睡不著的黑枝丫長滿睡不著的黑花朵。
睡不著的世界，趕著一大群睡不著的羊群。
今晚有一顆睡不著的星星。
允許它翻山越嶺尋訪失眠的愛人。
千瘡百孔的夜，顛三倒四的情話。
藏掖的孤獨掏心掏肺地擺上來，
閃著月光的寶藍。
今晚有一顆睡不著的星星。
或者隨意揪住一顆起夜的星星。
它不會是多餘的，惺忪的睡眼滿是好奇：
「這裡真黑啊，我找不著自己了。
我很想要一顆不睡覺的星星！
今晚有一顆睡不著的星星，
找尋它不睡覺的愛情。
不睡覺的愛情，在這裡更多是一種象徵。詩人的失眠是因為有一種更大的煩惱存在，這煩惱有點像「與爾共銷萬古愁」的苦惱。豪放如李白，竟也在萬古愁面前，惆悵、苦惱起來。詩人的內心總是敏感、柔軟的，這也是詩這一文體應有的敏感與脆弱。然而，從社會學角度，今天的社會文化心態，與我們的內心、與詩相悖。爭搶眼球的霸道、廣告語彙的自詡、越位奪權的撒野……什麼強橫的東西都有，唯獨沒有謙卑的位置，沒有柔軟的成分。某種意義上，謙謙君子處於當下環境，現實中的境遇並不樂觀，我認為，榮榮的詩歌價值其實被低估的。被低估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但她的謙卑姿態卻可能是被低估的一個原因。這又是一個悲哀的話題！
幾年前在一次國際詩歌研討會上，我以榮榮詩為例做過一個「關於現代漢詩四種閱讀」的發言，我記得當場發言評議人是于堅，在對我發言的評議中他也表達了這個意思：他認為榮榮是一個沒有得到應有重視的詩人。然而，這不重要，把想說的道理挑明了，今天的高估與低估，其實並不重要，真正在前行，真正在試錯中受益，最後是真正的好文本，才是詩的根本。難道不是嗎？如果我們簡要回顧一下，不難發現當年許多被隆重推出、受到褒獎、受到關注、被選進教材的詩文本，竟被時間證偽。幸運的是那些已故詩人，他們沒能看到身後的被證偽。而不幸的是倖存者，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裡，他們似乎看到了他們所能看到的真相。更不幸的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真相，未必就一定不同於我們的前輩他們對真相的判定：他們中沒有人會相信他們的文本竟如此速朽？！他們或許始終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或者永遠是正確的一方。
寫到這裡，心裡不免有點發虛。薇依說：「我們接受在我們面前顯現的虛假的價值，當我們以為在行動時，實際上我們靜止未動，因為我們依然處在同樣的價值體系中。」人不能拎著自已頭髮把自己提起來、離開大地，作為當代人，我們真的不能自信到，以為自己真是大師了，我們的文本已經無懈可擊，必將傳世。時間還沒有說話呢。而時間一旦開口說話，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了你我他。
或許時間還在考驗著今天，試錯依舊在進行中。當我在與榮榮有限的交流中，當我在榮榮的詩中讀到詩人的困擾與糾結，我特別認可榮榮的謙卑與始終前行的不懈努力。我同時認為：新詩將是中國詩歌傳統經歷現代通向未來的必由之路，還有，這條在試錯中最終被選擇的正確的路，一定存在於始終前行者中間。
在嘗試中，任何有創意的努力都是有意義的。我曾經發現榮榮的詩在文體形式上有一種新嘗試：引文的植入。比較多的引文（用前後引號括住的內容）作為詩句植入詩中，在現代漢詩寫作中，當年還是一種不多見的文體形式。嵌在詩中的引文，其形式意味有點像舊體詩中的「用典」，有舊體詩閱讀經驗的人都知道「用典」的作用和意義。
「也許緣於那次受寒。」
當羽絨被勉強窩藏起兩顆膽戰之心，
它整夜裸露著，並被忘記。
「不曾上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我給你簡訊：「我被衰老追上了。」
「從今後，我無法自由觸摸的那部分肉體，
也僅是你青春的殘羹。
《鏽蝕》里的這兩節詩一共七行，卻有五行都是引文方式的句子。引文的植入，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讓詩質的疏密度發生了改變，比如在《沉香》里的幾句詩：「『愛可以是傷害的借口，/我想讓疼痛分娩出一堆珍珠。』/『你巨大的隱忍里有我靈魂之所。/夜半無人時，你才是我前世的沉香。』」如果去掉其中的單引號，會覺得語言密度有點不夠，加上引號後，讀起來語感有了變化，似乎是對話，會讓人聯想到對話環境，也可以當成自白，有疏鬆的感覺。適度的疏鬆植入詩中，改造了詩質的語言密度。這也等於說，恰當的引文植入，可以改變詩的密度與張力，從文體意義上起到了創新的效用。
在短詩中植入引文，其實也是在汲取傳統詩歌的營養，借鑒舊詩中「用典」的技法。在新詩中插入對話或旁白，雖未必是她獨創，但在她，卻是一種有意識的追求。這一手法眼下也被許多人沿用了。自然，一種可取的創新，並非除她之外別人就不能採用，問題只在於如果一個先行者被喧囂遮蔽，也是不公允的。
因為職業的緣故，經常會被人問及新詩的文體邊界與範式以及評價標準。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魯迅先生有過一句名言：路本來是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雖然這是從本原角度，而不是面對既有路道這麼說。其實也是在講一個試錯的道理。關於新詩的成長，我在另一篇文章中這麼寫過：這是一場伴隨整個生命長度的漫長而沒有終點的馬拉松，所有寫詩人憑著各自的天分，藉助於一個誕生時間不算太久的新詩體，以各式各樣的姿勢，走各自的詩路歷程。儘管時間已經過去百年，儘管已經有了幾代人的努力，但我們依舊可以稱自己是新詩體的草創者。那是因為，時至今日，我們依舊能看到許多似是而非、不能以相對確定的評價方式予以評價的詩文本，它們是「自由」的產物，但其中絕大部分將因「自由」之故而最終被淘汰。也正因為我們都是草創者，我們完全可以有各自的想法與追求，儘管我們的許多想法或許多追求可能會被時間無情抹去，但時間終究會給出一種結論。結論將來自我們的所有努力，或言之，在我們的所有努力中或將產生最終的結論。
（子川，詩人、作家，編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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