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度·厚度·深度——學術研究如何兼顧原創性與時代性原創與積累：中國人文學術如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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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厚度·深度——學術研究如何兼顧原創性與時代性

鄧小南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文系作者2017年12月28日在第四屆思勉原創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說，原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5期

文中圖片未經註明均來自網路

編者按

原創與積累： 中國人文學術如何創新

學術創新是學術發展之靈魂，是中國學術獲得自我主張之必需，更是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之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當代中國學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去努力解決這些重要問題，他們也正在不斷做出有益嘗試。2017年12月，第四屆思勉原創獎頒獎儀式暨學術研討會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行，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倪梁康的《自識與反思》、鄧小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劉躍進的《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等5部作品榮獲第四屆思勉原創獎。本刊編輯部在此次思勉原創獎會議研討的基礎上，組織「原創與積累：中國人文學術如何創新」筆談，以期引發學界對新時代中國人文學術的創新與發展的進一步探討。

我從1986年開始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通史」課程，當時就曾和學生一起拜讀呂思勉先生的著述。但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作品能和思勉先生的獎項聯繫在一起。「原創」這兩個字，是一個時代不斷前行的動力，是真正學者的標準，也是對個人永遠的激勵。

從個人角度觀察學界時，我通常把學者分為兩類，一類是思想型的，一類是工匠型的——理想狀態下當然是二者兼備。我覺得自己屬於工匠型，「工匠」也很重要，但可能談不出什麼系統的想法。我只能根據實踐中一些個人體會，談點零散的想法，談談通向「創新」「原創」目標的路徑問題。

學術研究中的「力度」

「思勉原創獎」值得致敬的特點之一，是注重作品的力度，包括思想力、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而非執意求快，刻意出新。本次思勉獎獲獎的作品，給人印象深刻的是：有的出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學界經歷了近30年的評價檢驗；最為新近的一部，也是五年前的著述。人文學科無法藉助實驗證明，經得起時間驗證的，才是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學術成果。

我個人將「原創」理解為建立在追求、探索過程之上的創見。學術的尊嚴在於其原創性。原創產生於特定的時代背景中，必定與時代性分不開。當前學術更新的廣度和速度，是此前預估不足的。在一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中，在一個存在某種程度失衡狀態的社會中，人文學者面對的機遇、挑戰和責任，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突出。當今正應該是思想活躍、激揚文字，「論議爭煌煌」的創新時代。但社會上往往是浮泛高調的口號多，而切實致力的方向路徑不明確；大轟大嗡的工作方式某種程度上回潮，而紮實穩健的推進不足；學術成果數量大增，然而不少著述看似平平整整，內容卻空洞應景，實質內涵乏善可陳。學術畢竟不是「重賞之下」即有成果，表象的繁榮掩蓋著思想的匱乏。幾十年後回頭看，不知有多少著述能夠經得起再讀。

所以，對於「原創」的重視，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要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這是老一輩學者的信條，也體現著大熱氛圍下學術內在的「冷」邏輯。歷史的檢驗是無情的，真正優秀的作品是精心錘鍊所得，必然容不得虛浮的空話，必然不會重複繁冗的套話。

好的作品，必定是具有力度的。古人談到書法家作品「力透紙背」，多將其與氣韻沉酣、剛毅激昂聯繫在一起，這不僅是筆力的剛勁，也是運筆者堅實精神的表徵。

研究著述的力度，體現在筆端直指「問題」核心。浩如煙海的著作，生命力可能千差萬別。我們經常感到，經典之作往往言簡意賅、不事鋪陳，而揭示出的事理卻讓人過目不忘。5000字的《道德經》，其生命力不僅來自深邃的神秘感，也來自其中充盈的練達智慧，既是虛無也是生機，柔韌中滲透出思辨的力度。

現當代學術史上，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內容予人浩瀚無涯之感，僅以寥寥108000字（三聯書店1956年版），即對李唐一代政治史作出了精闢論述。陳先生指出的種族與文化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點破了一代政治史之樞要，也指明了研究的重要方向。大家也都熟悉陳先生對於宋代文化成就的評價：「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短短數語，勾勒出數千年間的文化走勢。這種表述，讓讀者清晰感受到洞察把握的力量，體悟到概括提煉的力度。

具備影響力的研究，必定有內心力量的支撐，必定出自執著的內在追求。持續努力的歷程中，才會逐漸明白達致目標的路徑，看清其中的先後淺深，這種追求的動力來自內心。朱熹和弟子談到顏淵「欲罷不能」的治學追求時說：「所謂欲罷不能者，是它先見得透徹。」（《朱子語類》卷一一八）朱熹本人作《四書章句集注》，切磋琢磨，愈益覺得「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晦庵集·與呂伯恭》），因而窮盡心力，反覆「從頭整頓」，淬鍊修訂。

作品的力度來自思想，真正有價值的學術，必定有思想引領。思想的價值在於創見，以學理為基礎，以學術底蘊為支撐。思想的力量是學術影響力和生命力的核心與本質。

人文學術的「厚度」

所謂「原創」，當然是指獨立完成的創作。但這「獨立」，必定建立在積累的厚度之上，背後必定有學術史的清晰脈絡。人文學術本身，應該是沉厚豐實的。有厚度，才有精神的高度和思想的力量。我所從事的歷史學，從根本上說，是一門注重反思的學問，所有的創新都來自反思。歷史的時空感為我們帶來觀察和體悟的厚度。

所謂「厚度」，主要是指議題生髮的土壤，構成研究植根的基礎。原創性的研究，洋溢著新鮮感；這「新鮮」，來自豐沃的土壤。如果只重收割不問滋養耕耘，很容易導致土壤貧瘠板結，耗盡一方地力。要保持學術的新鮮感，需要拓寬議題，也需要開掘材料面，培厚土壤。成功的歷史學論文，都建立在材料與議題有效結合的基礎之上。之所以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正是希望心懷弘旨而堅持實學風氣。

許多積累，從閱讀中來。廣義來說，閱讀文獻著述，也閱讀社會、閱讀人生。老師們常說，讀懂文本，是一切學問的關鍵。讀書，要從薄讀到厚，也要由博返約，從厚讀到薄。把書讀厚，是要在作品的基礎上查證細節，拓寬知識，需求理解；把書讀薄，則是要釐清脈絡，把握整體結構。如何能夠「讀厚」，夏丏尊先生曾經舉例說：「你現在正讀著杜甫的詩集，那麼有時候你得翻翻杜甫的傳記、年譜以及別人詩話中對於杜詩的評語等等的書。你如果正讀著王陽明的《傳習錄》，你得翻翻王陽明的集子、他的傳記以及後人關於程、朱、陸、王的論爭的著作。把自己正在讀著的書做中心，再用別的書來做幫助，這樣，才能使你讀著的書更明白，更切實有味，不至於犯淺陋的毛病。」（《怎樣閱讀》）清代畫僧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將畢生的見聞感念都融於畫稿之中，這種「搜盡」式的積累，正是他得以與山川「神遇而跡化」的依據。

學術研究的厚度，並非僅靠參考文獻、徵引篇目體現出來。我們現在看到連篇累牘的論文，頁下、文末注釋詳悉，而全篇平淡乏味，既無新論，亦欠文采。對於「原創」來說，更為重要的，是觀察前賢研究中滲透的學術層累，體悟在此之上新的前沿。從這個意義上說，最應該關注的學術規範，不是文末注釋的多寡詳略，更應該看作品中是否真有學術的延展，真能體現出思想的脈絡。

厚度靠材料辨析、考訂實證，靠有心人執著積累。近些年來，冷戰國際史研究異軍突起，檔案文獻利用出現了多國化、多邊化的持續發展，構成這一學術方向最為重要的突破點與內涵。由沈志華教授主持的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收藏整理了蘇聯、東歐國家與美國的大量解密檔案，構建了相關資料獨一無二的收藏及檢索系統，打下了對冷戰史進行高水準學術研究的厚實基礎。

有土壤、有耕耘，才有收穫、有果實。大家知道，宋代的王安石是中國歷史、哲學、文學都繞不過的人物，目前的研究成果堪稱豐厚。但應該說，多年來儘管關注面相大為拓展，仍然缺乏實質性的突破。真正突破的契機，可能來自對於一代史事、對於王安石著述及其行實的深度整理與認識。最近有王水照先生主編的《王安石全集》面世；值得期待的，還有華東師範大學劉成國教授考辨詳悉的《王安石年譜長編》。《長編》作者從1997年開始研讀王安石，到該書截稿，經歷了20年時光。「研究過程中種種繁瑣考證的樂趣，由一條新史料、一個小細節出發，層層剝筍，環環辨析，宛如破案般直趨歷史的現場，由此而獲得的知性上的愉悅感，以及自以為可以廓清迷霧最終卻發現仍然與歷史真實若即若離的悵然若失，則甘苦自知。」這正是學者成熟過程中的真實追求與體驗。

對於南宋理學大家朱熹的研究，哲學、文獻學、歷史學界同樣都有深厚積累。朱熹的著述文字，有若干匯聚整理本；僅就書信而言，先有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近有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札彙編》。

《考證》精審嚴謹，許多方面有奠基之功；《彙編》整理收錄了朱熹與朝中公卿、師友故舊、鄉親門人等書信（包括殘篇、斷句）2580餘通。朱熹的書信直接反映出他對政治、學術等問題的所思所想，反映出他畢生的人際交往情形，學界對此一向高度重視。而以往作為整理依據的工作底本，當年由朱熹門人、後輩編纂，基於政治時局、學派演變、個人理解等因素，編纂者對原始文本的取捨改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初始的面貌。目前一些具有「再開拓」意義的材料比對、整理、輯佚與研究，可能讓我們得以對於南宋中期政治文化史以及朱陸關係等問題生髮出不同的理解。

2002年，我在浙江大學包偉民教授組織的一次集體研討反思會上，提出「走向『活』的制度史」，當時沒有想到後來在史學界年輕朋友中產生了一些影響。在那之後相當一段時間中，我幾乎不敢再寫制度史的文章，擔心寫不出什麼「活」的內容。在其後的教學和研究實踐中，對於制度的內在理路與外在關聯，對於何謂「活」的制度史，有著不斷的反思。我對學生說，所謂的「活」，絕非浮泛飄忽，「活」是產生於沃土的生命力。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打得深厚，才能真正成活。

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社聯黨組書記燕爽為鄧小南教授頒獎

對於「深度」的追求

教育的責任，不僅在教授知識，更在於養育精神。近年國內教育界都在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而努力。躋身「雙一流」不是終極目標，真正的願景在於改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生態，培育一代代能夠引領學術方向、引領歷史走勢的人才，為世界文明貢獻學術和思想。這種引領和貢獻，要靠無數優秀學人和原創性研究予以推動和支撐。為爭取達到這一目標，必須具備長遠眼光，改革評價機制，凝聚人心，與國際主流學界對話。從這個意義上看，思勉原創獎走出了一條不同尋常的評價與激勵道路。

如今的人文學科，承受著「快出成果」的沉重壓力。跨入高校門的青年教師，聽到的告誡往往是「快發文章」：「還等什麼！寫了就發，快，快！」沉潛鑿實的風氣，似乎成了過時的迂拙、難得的奢侈。

在急於出成果、催促短平快的氛圍中，「深度」二字尤其值得重視。深度學習、深度思考、深度對話……經常看到這樣的提醒與呼籲。學術的創新不在於提法的翻新；創新的根基在於其豐厚內容和嚴密邏輯，在於其學術內涵體現出來的洞察力與引導力。人文研究中，予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都具有縱深感。這與積累的厚度相關，也與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及追問能力相關。許多不乏成說定論的議題，實際上都有進一步追索的餘地。

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治史者熟悉的說法。所謂「一家」，後世學者多認為即是「史家」，或謂史學成家即始於司馬遷。我的同事陳蘇鎮教授則引證辨析，指出司馬遷作《史記》，內心抱負不僅在於史學，「一家之言」本意應指以「《春秋》之義」為核心的漢家之言（《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新解》）。聯繫到漢武帝稱「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宣帝稱「漢家自有制度」，讓我們對於「漢家」可能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真能達致深度，要靠持續實踐。善於提出問題、深化問題，是成功追索的關鍵。歷史學並不以尋求真相為唯一目的，但我們不能放棄追索真相的義務和權利。所有的深層問題，都具有時代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問。追問的方向、追問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釀就「思想」的過程，也是「思想」引領的過程。

舉例來說，2012年《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由包偉民、鄭嘉勵領銜整理出版，是宋史學界大事。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人就依據傳世文獻討論官員印紙文書的形制、功用，如今終於有了一睹其真實面目的機會。兩相比照，激發出一系列新的問題。

印紙的實際內容，顯然與以往的理解不盡相同。我們既不能僅依據文獻記載的條目規定，就認為當年的制度實施有效；也不能只看到運作現實與我們心目中的制度不符，就簡單認定為「具文」。「具文」二字可能掩蓋著不少實質性的內容，我們不能停留於簡單粗疏的論斷，不能讓我們的研究淪作具文。對於某些制度的「空轉」，觀察者批評其「空」，體制內注重其「轉」。真正的研究，應該追問如何理解這「制度」本身：世上本沒有不經實施而存在的「制度」，也沒有原原本本謹守規定的「實施」。

就徐謂禮印紙中的考成文書而言，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這儘管異化卻始終持續、代價不菲的做法，在當時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存在。退一步講，即便如批評所言，當時某些做法是體制內敷衍塞責的產物，甚至是地方人事部門對朝廷規定陽奉陰違的表現，我們也很難認為宋廷的行政官員、「行家裡手」根本不了解這類情形。因此，仍然需要追問：這種循規蹈矩的「陽奉」，為什麼會被認定有其意義；這種顯而易見的「陰違」，為什麼會被長期容忍。這些問題，都牽涉到對於印紙性質以及「制度」本身的真正理解。

近年來，數據資料庫帶來了檢索的便利，同時出現了淺表式的閱讀傾向。這讓我們聯想到，900多年前，蘇軾即曾對比往事，批評時下：「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李氏山房藏書記》）當年由於印刷術的發展，書籍相對普及，引起閱讀方式的改變，既產生便利積極的影響，又出現「束書不觀」的問題。一晃千年，閱讀方式又在發生深刻變化。迅捷廣泛地採集信息的便利，使得海闊天空的議論或碎片化的研究成為舉手之勞，一些學人不再習慣於專註與深思。

新時代下的學科交叉，帶來了新的可能，也產生著新的挑戰。經濟學與歷史學的融通促成了計量史學的成長，同時也使歷史學者與經濟學家對於史料理解與辨析方式的歧異明顯化；歷史人類學、歷史社會學、經濟史、文學史、藝術史有了長足的進展，人類學重田野，社會學看結構，經濟學講理性，文學關懷注重個性審美，歷史學走向多元……有的學科訓練著重於作家作品，有的學科則力圖把作家群體和各類文本嵌入一個整合的時代畫面。大家越來越感覺到，真正具有牽動力的實質性學術突破，往往是從跨越學科的交匯點上開始的；真正的歷史圖景，恐怕並非平面二維，而是立體多維的層次組合。

真要把握這種多維，對學有所本、各有擅長的學者來說，並非易事。堅持學科特長，尊重差異、超越差異，是學科交叉、融通發展的前提。眼界的開拓，建立在「深度對話」的基礎上。科學家霍金曾經說：「語言讓我們能夠交流思想，讓人類通過合作來實現不可能」，「我們需要做的只是確保我們保持對話」。思想的菁華是在犀利敏銳的辯駁問難中凝聚結晶的。從個人閱讀到讀書班、討論組、工作坊、研究會，今古之間、閱讀者與材料之間、學者之間、學科之間、海內外不同研究派別理路之間，都需要敞開的、深度的對話。大學不是學科的簡單相加，對話本身就是切磋琢磨的過程，是綜合能力形成的途徑。

最後想說的是，我們要特別防範將實質追求、長遠目標口號化。就今天整體的學術環境而言，要讓學者有獨立思考的充分空間，有潛心研究的充分時間；讓學者做學者該做的事。就學術組織者的工作而言，要肯下功夫，從根本處做起，培育厚實的基礎與元氣；創造活躍開放的氛圍，鼓勵深度思辨的能力，奉獻有力度的學術成果，嘗試實現一代代學人的追求與理想。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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