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對弱者加標籤，他們將被推往社會的更邊緣

繁華都市，高樓迭起，居住和穿梭其間的人樂於討論土地價格、建築師的設計理念、投資者心態，卻往往忽略建築工地的鐵皮圍牆之內，曾有這麼一群人，靠雙手和肩膀一點點築起整座高樓。

從二十歲出頭至今十餘年，林立青一直在台灣工地做監工，負責整合技術部門、協調不同工種、替僱主監督施工進度。他既是工地工人、管理者，也是觀察者、記錄者。去年年初在台灣出版、今年四月引入大陸的《做工的人》一書，將人們的渙散已久的視線，拉回到工地，聚焦於一個個鮮活的人。

在台灣版的封面底端寫著三行字：「這社會要求他人有尊嚴地活著的，幾乎都是收入穩定的人。」封底寫：「一個青年監工的批判與關懷，那些心疼他說不出，所以他寫下來。」從決心寫他們的那一刻起，林立青就明白要做什麼——「翻轉外界對工人迷信無知的誤解」——哪怕他最終可能什麼都沒能改變。

《做工的人》（作者：林立青 著 / 賴小路 攝影 版本：中國工人出版社 2018年4月）

近日，新京報書評周刊的記者採訪了他。但在那之前，我們先來一起讀一篇他書中的故事。

走水路

（「走水路」，即是靜脈注射毒品的意思）

作者 | 林立青

來源 | 《做工的人》

阿欽吸毒。

或者說，他只能吸毒。

阿欽是鐵工，全家以前都是包小鐵皮屋的鐵工包商，人們俗稱為「鐵棟」。

然而，從阿欽的父親開始，他們家的招牌已經變成一片白，實際上也無法再做鐵工了。自從內地的鋼鐵低價銷回台後，台灣的鐵工廠慢慢凋零。還有規模的，找上設計師和建築師往下游搶食工作，市區內的新屋或裝潢，全都被這樣的形態搶走了。像阿欽家這樣的小鐵工廠，只能修修舊屋頂。

圖片來源：《做工的人》； 攝影 / 賴小路

阿欽兄弟倆還過得去。當初父親還在時，送他們去參加職訓的結果是擁有焊工資格，雖然接不到案，但至少是專業師傅。

台灣的傳統習俗，兄弟中有一人會留在家裡，以免父母無人照顧。哥哥阿祈留在彰化，阿欽則到雲林的大工業區和幾個包商的臨時工廠內，焊接鐵管和白鐵管。

焊工有職業生命的限制。首先是眼睛的老化。從事電焊的工人們，在幾年內就必須戴上有色鏡片。接著是夜盲。剛從業幾天，就可以感受到眼睛和眼皮中間似乎有了沙；再過幾年後，眼睛內就如同有結石般地難受。反覆發作的眼炎也使得焊工必須在工作和休息之間取捨。但不做就沒錢，阿祈就是這樣，撐到一眼全瞎後，不得不退休。

接著是爛肺。電焊的工作是用高溫將金屬燒固。金屬燒熔時的廢氣，會使肺部纖維化，焊工們在天冷時會喘不上氣，就算帶上支氣管擴張劑也未必能撐住。常聽說戶外焊工昏眩暈倒，就是這個原因。這些有毒的氣體，造成了工人的肺部受傷，甚至神經受損，又因為焊工的作業空間常必須蹲低爬高，保持同一姿勢以做到焊點位置的完整，血液的不循環也使這些病變更為嚴重。焊工的臉部、手部也常常嚴重脫皮，像是蛇爬過一樣，因為高溫燒灼。

他們的老父親走得很急，倒下去後，一周就在醫院離世了，說是血液中毒，心肺功能全毀。那時候的台灣還不流行葉克膜（人工肺）插管。

阿欽是進了這個廠區後，開始用安（安非他命）的。這個廠區無法容許煙、酒、檳榔，進場前還要酒測，但吸毒難驗。

他吸安後，工作如有神助。毒品最大的功效便是讓人忘卻酸麻癢悶熱，所以他能夠背負起完全符合安檢的護具，並且毫無病痛、耐熱耐重、做好做滿、眼睛不痛，長蹲起立後再也沒有暈眩。

吸毒的後遺症是變得只能專註於一點，這倒和阿欽的工作性質相符合。他的焊道又美又細，如同魚鱗般地堆疊，相較於其他師傅在細節上的土渣，他的每一個焊點都乾淨美觀，室內的氬焊更是焊出了淡紫色堆疊而出的弧形。這些成品被工廠內拍照後列印出來，作為驗收的標準。廠區內所有人都說他是第一流的優秀師傅，焊道滿鋪，動作確實，並且幾乎不用起來走動休息。

圖片來源：《做工的人》； 攝影 / 賴小路

但這也引起了其他師傅的嫉妒。廠區內同做電焊的其他工人們，沒有幾人可以和阿欽有同樣的技術，加上他不愛交際，人們也就在背後說他搞得大家都沒好日子過。接著開始說他有吸毒，但這反而帶來了保護──廠區內的工程師們認為這些純屬中傷，畢竟阿欽的工作成果比起其他人，實在好得太多。那些高學歷的工程師總回：「你也去吸啊！」

這個廠區每年需要造冊列管，而且對於人員、機械的管制極嚴，由於阿欽卡死了電焊工的活，所有進場的焊工都需要經過多種測驗才能進場。現在這些資格比起阿欽當年考試時難上太多，有些不重要的部分，工廠甚至引進外勞幫忙焊。阿欽倒是對這些語言不大通的外勞很好，在他的觀念里，有了這樣的技術就不怕被欺負，工廠也願意派個外勞在他身邊。

他也是少數人證合一，又都在現場工作的師傅。有些機械故障或設備損壞的外地包商只能找他。重新找人對這些工程師來說無疑是大麻煩，並且還需要審核。阿欽的電焊機、發電機、氬焊機以及氣體鋼瓶，則是每年都通過認證，在廠區內作為勞檢標準。甚至在掃具區內，他還有獨立的小隔間和充電插座。如此一來，工廠的人方便找他，他也樂得不用把設備拿來拿去。

他把老家工廠的發票帶在身上，廠區內的維修安裝隨時可開發票。另外，他幫人代工的每日工資是四千，夜間加班加倍，一個月約有十萬上下的收入，足以應付他每個月一萬二的葯錢，加每周召妓一次。趁著星期天休息，開著小貨車回彰化老家時，面對兄嫂，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也只能多給點錢來換取家裡的寧靜。

哥哥阿祈在彰化老家，原先生活還算過得去，畢竟兩代累積下來的口碑聲譽，使得他雖然沒有每天上工，但修修屋頂、招牌每月都還能掙個四五萬。

但阿祈的家裡愈來愈不平靜。他若是接了案，照顧老母親的整個工作就落在妻子身上；但如果不接案，那更沒有收入可言。阿欽明白，嫂嫂已經倦了。兩個孩子都在外地讀大學。婆婆已中風三年，老人的身體只有愈來愈差，讓嫂嫂連對自己的丈夫都逐漸失去了耐心。每一次，阿欽只能回家看看媽媽後給錢，一陣推託之後，總是硬讓大嫂收下，接著他回到工廠繼續工作，很累的時候就買安來用。

母親在中風後第四年離開了。沒想到哥哥嫂嫂在喪禮辦完後，因為老人家臨終前的疥蟲而互相指責，所有惡毒話語盡出，最後還互毆且鬧起離婚。嫂嫂氣得北上去找女兒，同時寄回離婚協議書。夫妻倆兩地僵持，誰也不讓誰。

這樣過了一個月後，遇上颱風季，阿祈受僱到廟旁的鐵皮屋上焊屋板時，突然就沒有任何聲音地倒下了。緊急送醫後，確定是中風──下半身、右手連同眼睛，都沒了作用。等阿欽趕回去時，嫂子早已回到家，和兒女們照料起阿祈。阿欽還是只能塞錢，大嫂這時候卻對他客氣了起來。

他們全家都知道，這不可能好起來了。

圖片來源：《做工的人》； 攝影 / 賴小路

阿祈身體的所有病痛，在此時全部爆發開來，只剩一隻眼睛在白天有用。他有想過自殺，試過用枕頭憋氣，看能不能就這樣死去，但每次還是忍不住叫出聲音，拍打身邊的妻。兩隻腳全廢了，焊工長蹲使得阿祈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下半身，每次妻子為他換尿布時，他便開始說話糟蹋自己，也不想讓兒女看到自己的樣子。只是在病痛下，人的尊嚴一再被擊倒，即使每天吞下止痛藥，依然痛苦。他為小事罵起妻子，在夜裡夢見疥蟲而驚醒，卻又因看見妻子無奈的眼神而更加痛苦。他的體重逐漸減輕，手腳也變得愈來愈細。

過年的時候，阿欽回家了，他想著應該包個大包給兄嫂，也該問問侄子、侄女的學費、雜費、生活費，是否能讓他幫忙。

兩兄弟總算有機會私下相談一番，沒有旁人。哥哥卻趁著這時候，用僅存的左手握住阿欽的手，慢慢地，擠出了一個要求……左邊眼睛還流著淚。

阿欽嚇到了，兩個月再沒有回來過。

當他再回來時，和哥哥談了更久。

哥哥的兒子準備退伍了，女兒再沒幾天就畢業了，妻子照顧了媽媽四年，他不要再拖磨家裡下去。他說，趁著他勞保還在，壽險也還有繳的狀況下，快點解決。

說著說著，兩兄弟只能哭。

阿欽對哥哥說：「你再等我一下。」

隔周，嫂子要北上兩天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阿欽回來照顧哥哥。他帶著哥哥到宮廟逛逛，開車帶他去看兄弟倆以前去過的地方。

隔天早上，他拿出了那一對針頭和兩個注射瓶。這總共花了八萬。

哥哥笑著千謝萬謝他，他卻悲憤難抑地對著哥哥哭了起來。

四萬元全部打入了哥哥的身體。兄弟倆手牽著手，阿祈不停祝福著弟弟，兩兄弟抽抽搭搭地哭。接著，阿祈的聲音慢慢變小。

他臉上掛著笑容，再沒有反應了。

阿祈沒有進醫院，這是兄弟倆說好的。宮廟的人直接找來了葬儀社，妻女趕回家時，鄰居們都說阿祈大有福報，是在家中離世的，想是他撐到女兒畢業了，無牽無掛地走，安詳的面容像是活神仙般。

但阿欽違背了承諾。他沒有如應允哥哥的那樣收下自己該拿的那份遺產。他把房子全部讓嫂子收租，哥哥的葬禮也全由他負擔。

阿欽回到了廠區，繼續工作。只有過年時，他才會回去發紅包給侄子和侄女，也會去看看爸媽和哥哥。

他在祖墳里，留有一支針給自己。

林立青：為工人們寫一本書，

即便什麼都不會改變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張暢

林立青，本名林亞靖，畢業於台灣東南科技大學進修部土木工程系。後從事工程監工十年。《做工的人》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如果我們判斷人的標準，是用刻苦，是用勤奮，是用力爭上遊的努力和對於生活的認真，去決定一個人的品格，那我們不可能看不出來她們值得擁有尊敬，我們又怎麼能夠允許這個社會將她們分別列上不同的標籤呢？……如果我們的社會再對弱者加上標籤，那無疑是將他們推往這個社會的更邊緣處。而一些謠傳和政治的挑撥，使得這些原本就處於弱勢的女子們，更成為社會上幾乎無聲無息的人。你看不到她們的無助，更聽不見那些哭聲。

——林立青《台灣媳婦》

到工地做監工，對林立青來說，是一系列偶然的必然結果。

國中（初中）畢業後，因為成績不理想，林立青不想繼續讀書了。老師和父母勸他去讀五專，畢業後是大專生，學歷比本科大學低一點。選專業時，電子、電機類的熱門專業都被成績更好的學生報滿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台灣的城市建設趨緩，重大工程項目差不多已經結束，建築行業不甚景氣。選專業時，他不得已選了被人挑剩下的土木工程。2005年，林立青從五專畢業，之後又讀了兩年「二技」（兩年制專科大學），服了兵役，在麵包店烤過麵包，搬運過包裹，在大賣場的生鮮部做工作人員，替賣場拆組過電腦。最終，七年的土木工程學習經歷將他推向工地。

二十歲出頭的毛頭小子，在一群五六十歲的老師傅中間做起監工。在工地很苦，對身體損耗也大，林立青因為長時間雙肩負重不均造成了「高低肩」。想去學做工，結果不管是貼瓷磚、抹牆壁還是刷油漆，都因為支氣管炎和氣喘作罷。直到《做工的人》出版，他還被高血壓和頭痛困擾。加上腳常悶在鞋子里導致的香港腳，長期被汗漬浸透、勞動期間過度摩擦產生「燒襠」，胯下和大腿內側生癬，紅腫瘙癢。他想過換一份工作，卻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他在電話那頭苦笑：「有點悲哀吧？」

圖片來源：《做工的人》； 攝影 / 賴小路

雖是監工，但林立青並不像人們理所當然所想的那樣，是個提著鞭子在工人後面敲打的狠角色，他更多把自己視作工人的一份子，一同勞作，一同玩樂。他也有身為監工的矛盾，有時被迫陷入「在施工進度和工人安危下掙扎求生」的困境；有時會說出「我永遠不會配合警察辦案抓外勞（外籍勞工）」之類的話。更多則是無可奈何：「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我恐懼。」「我不知道他們的未來會變得怎樣，也最好不要去想。」「一如現實，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林立青從未想過自己會寫書出書，對每天和磚瓦泥牆打交道的他來說，這件事太過遙遠了。

「讀書讀不好才去做工咧。」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發現網路上充斥著對做工的人的嘲諷和偏見。在大多數人眼中，最好的人生出路不外乎高考金榜題名、考上公務員，或是做企業家賺錢；而做工則是「底端的人」才會去做的事。連《商業周刊》這樣的主流媒體也曾不無偏見地報道：「泥水工的周薪是10萬塊，比教授還多三倍」。

「根本不是這樣的。」林立青氣不過，和他們在網上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吵到後來，他發現網路上的人對做工一無所知。「既然你不懂，我就寫給你看，寫到你懂。」他於是寫工人如何同路邊賣檳榔的姑娘搭訕（「虧檳榔」），寫工地上去參加宮廟活動的年輕工人「八嘎囧」，寫深受工人們喜愛、酒精濃度10%以上的藥酒「保力達B」，寫工地上不受人待見的拾荒者。為了「展現工人的真實狀態」，他將一篇篇文章發到網上。其中流傳頗廣的是《做工的人》的開篇《工地「八嘎囧」時代》，專寫那些愛去寺廟中跳祭祀舞的年輕工人，在別人眼中，他們不學無術、乏善可陳，林立青想為他們正名，「他們有信念和愛，代表一種可貴的青年亞文化」。

圖片來源：《做工的人》； 攝影 / 賴小路

白天，他是工人師傅口中的「小林」，是位表情嚴肅的監工；夜晚，他變成「同情心沒有泯滅的寫作者」，把那些親近的人、身邊的事一一記錄下來。

外籍勞工們薪酬低廉、待遇惡劣，被用背心後面的數字來稱呼。戶外的鋼筋板模工常在烈日下負重切板，太陽底下曬過的鋼筋和皮膚一接觸，便起了水泡，晒傷、中暑是家常便飯。如遇大雨，做室外防水、洗石的師傅不得不在雨後收拾殘局，抽水，與泥濘爭鬥。外牆砌磚的工人為了保證磚與磚之間水泥砂的黏性，需用水澆紅磚，水流到人行道或水溝中，又被環保局開罰單。電焊工大多飽受眼疾的困擾，視力退化，金屬燒熔時的廢氣會使肺部纖維化。水泥工因為長期和水泥、沙、噴固精接觸，易患皮膚病。打牆工的手部肌肉關節損耗嚴重。還有舉著廣告牌推銷樓盤的看板人，日薪最低五百台幣（約合人民幣107元），當天領工資還會扣掉一百，沒有買水、上廁所的自由，大多是遊民、身心障礙者、受傷的工人或年老體衰的人。

圖片來源：《做工的人》； 攝影 / 賴小路

得知他在寫一本關於他們的書，有師傅會特地找來，對他說：「你快來問我，我全部都告訴你。」然後從35年前第一天上工工資只有300台幣講起，「我聽了快十年了，他們講得不亦樂乎」。有的師傅不善言談，不知從哪裡講起，卻希望被問到，有問必答。

書出版後，有師傅找到林立青，問他為什麼不寫他，為什麼寫得這麼少。還有的師傅得知自己借錢的故事是用化名寫的，不無惋惜地碎碎念：「要是用本名就好了，用本名大家就知道我活得很辛苦，就知道我已經儘力了，是因為世道生活不容易，我才變成這樣的。」

有個師傅每年都會關心他什麼時候結婚，幫他求姻緣簽，聽說他要寫書，就去寺廟裡求了一個「文曲簽」：「你出書賣得太好，把我多年求的姻緣簽的神力都用光了，所以要求文曲，才會賣更多、賺更多錢。」師傅忘記了，林立青其實是基督徒。

工人們的反應讓林立青驚訝，也讓他發現每個人看待事物的角度多麼不一樣。「所以我只能用誠實的文字、誠實的主觀才能引起大家的討論和關注。你用太多虛假的客觀，反而大家連看都不願意看。」在他看來，文字和真實的力量恰恰就在這裡——「有人的地方，文字就一定會有力量，它讓我們重視，讓我們聚焦，讓我們看到應該要重新去理解、認識並且珍惜的情感、生命。」

《做工的人》繁體版書封（版本：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7年2月）

2017年2月，這本以工地工人為主角的書一經問世，便引發台灣讀者們的強烈反響。雖然只是一本名不見經傳的作者的處女作，卻受到評論家紛紛盛讚，稱他對工地工人的刻畫「拓寬了台灣文學的向度……折射出階級文化的厚度」；作家顧玉玲評價其「破牆而出」，她期待這本書的出現和林立青的書寫能打破不同階層之間的隔閡；金石堂「十大影響力」好書、Openbook好書獎「美好生活書」……一個個頗具聲望的獎項也紛至沓來。

第一次嘗試寫作的林立青從沒想過這本書會引發討論，更沒想過會得獎，他甚至「有點白目」地跑去問出版社：為什麼這些獎沒有一個是有獎金的？有人邀請他上台領獎，他會在頒獎當天特地跑去買新衣服，但上台領獎時還是難掩尷尬，「會全身發毛」。

榮譽稱讚之外，批評聲不斷。有人質疑他的寫作立場，認為他身為監工，無法真正平視工人們，誇大了苦難的成分。林立青了解這些質疑，他坦言自己有能力上的局限，「我不會比鐵工更懂鐵工，也不會比水電工更懂水電工，我沒有辦法突破這個極限」。他嘆了口氣，反問：「到底這樣的文字應不應該寫？能不能寫？沒有人可以回答。書寫到底是要質疑這個人的存在、這個人的角度，還是書寫本身？」

《做工的人》全書以「我」串聯，毫不避諱主觀的介入。用書的序言作者、作家房慧真的話說，就是「他身在其中，也得分擔那悲恨怨怒的一部分」——林立青想明白了：「與其為了保持客觀中立、政治正確，不如誠實地把我的局限、我的視野、甚至我的偏見都直接摻在一起」。

「你說一支筆、一本書、一個人能改變社會到什麼程度，我是覺得太難了。可能問題會被人知道，但是真說改變，我不覺得自己有那個能量。我更不覺得自己有能力改變台灣對於勞工階級的觀點，那不可能，我們必須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裡。」

唯一的改變可能是，《做工的人》出版後的翌年，一位鐵工師傅出版了《做鐵工的人》，他原來不敢寫，怕沒市場，現在敢了。

《做工的人》的扉頁，林立青鄭重寫下一行字：「如有雷同，請哀矜而勿喜。」

這話來自曾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孟氏任命陽膚做典獄官，陽膚向曾子請教。曾子回答說，在上位的人離開了正道，百姓早就離心離德了。你如能弄清他們的狀況，就應當憐憫他們，而不要自鳴得意。

林立青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即便從這些故事中看到真相，即便得知了做工的人的苦衷，也不要高興。因為，「這並不值得高興，我也不覺得有什麼高興」。

本文前半部分系《做工的人》一書書摘，由出版社授權使用。後半部分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新京報記者 張暢；編輯：小鹽。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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