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新思想毀於教條主義
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清德宗(光緒)皇帝發出《明定國是》詔，即日起正式開始戊戌變法，可惜這個「百日維新」卻是速興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場變法為何最終失敗？它給中國帶來什麼？120年後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啟示？請繼續跟隨歷史學家唐德剛穿越「歷史三峽」，探尋歷史真諦。
唐德剛（1920－2009），安徽合肥人，美籍華人學者，歷史學家、傳記文學家、紅學家。華裔史學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動人物，著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等。唐德剛的另一大貢獻為關於中國近代演變的「歷史三峽」說。
「公車上書」始末
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想不到時來運轉，於1893年（光緒十九年），36歲的老童生居然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有了舉人的資格，康聖人也就可以與比他小15歲的天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去北京參加會試，爭取進士的學位，做「天子門生」了。
康、梁師徒於1894（甲午）及1895（乙未）年兩度入京。這時中日甲午之戰方酣。我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全國震動、人心惶惶。朝臣或主遷都抗戰，或主訂約媾和，莫衷一是。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他那並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而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實行議約謀和，因此就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大事。——朝中也隱隱地形成帝後二黨，暗中對立。
就在這國族岌岌可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第一，1894這一年慈禧太后（1835—1908）虛齡60歲。這位有權而無知，當國30餘年性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用了海軍經費和京奉路款，加上內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去白銀數千萬兩，大修其頤和園及東陵的墳墓。奇技淫巧，工匠藝人，麇集北京，極一時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舉制度中的會試之年。各省舉人數千人，各傾家當，齊集北京參加會試。
誰知就在這場熙熙攘攘的假繁榮里，忽然漁陽鼙鼓動地來，王師潰敗，噩耗頻傳。1895年初春當乙未科進士正企待發榜之時，《馬關條約》中對台灣與遼東之割地及兩萬萬兩賠款之噩耗，亦適時而至。一時群情鼎沸。舉人數千人乃發動學潮，伏闕上書，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灣籍青年舉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時，康氏原有他「上皇帝書」的老底子，梁則是一位「筆端常帶感情」的煽動性作家。所以學潮一起，他師徒就領袖群倫了。
在1895年4月22日（陰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師徒經一晝兩夜之力，寫成上皇帝「萬言書」三章，呼籲「拒和」「遷都」「變法」。18省在京舉人集會響應。一時連署者多至1200餘人。5月2日（陰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師徒領隊，率18省舉人及市民數千人，齊集「都察院」門前，遞請代奏。這就是那樁名垂史冊的「公車上書」了。
人民問政的開始
公車上書這一出小鬧劇未搞出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地還是照割，款也照賠。可是舉人造反這一鬧，卻鬧出個庶民問政的風氣。關心國事，卻變成了一時的風尚。關心之道，則是糾合志同道合之士，組織社團，報效國家。士大夫們目光遠大、滿腹經綸，就要組織他們的「強學會」「保國會」；江湖豪傑，氣功師、武術師，忠肝義膽、視死如歸，就要組織他們的「義民社」「義和團」來「扶清滅洋」；海外華僑青年、海內知青和秘密會黨，也要組織他們的「輔仁文社」「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時組織林立，百會蜂起。據梁啟超所做統計，自甲午（1894）至辛亥（1911）有章程可考的各種公開社團，蓋有160餘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數的革命造反之外，蓋多為保種強國，扶清滅洋也。
在這百餘種社團中，那最有聲勢、最有內容、也是最先組織的團體，應該是由康、梁領導的強學會了，原來康有為在領導公車上書之後，一時名滿天下，變成了時代的寵兒。朝野士大夫皆折節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認為改制維新是中國必走之路，而康有為是這條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為的。不幸我們在一百年後的「恩怨盡時」為他「論定」，才發現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後節再詳論之。雖然他也為著他所想像中的「變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個胞弟的生命。
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的幾個月之間，中國朝野在痛定思痛之餘，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辦報辦學，組織社團從事革新。那時中國居然也有「高幹子弟」（且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幹子弟」，如張之洞的兒子張權、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翁同龢的侄孫翁斌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著名史學家陳寅恪之父）、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的兒子左孝同等數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譚嗣同了。
寫歷史的人不能小視「高幹子弟」這個東西。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家庭影響深遠；受的教育最好，知道舊政權的內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們如果不流於吃喝嫖賭、貪贓枉法而有心為國為民，他們往往是傳統中國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團或進步改革人士。
清末除高幹子弟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經驗的中年官僚軍人如袁世凱、聶士成、張謇（1853—1926）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鴻章、孫家鼐，都傾向於改革開放。至於張之洞、陳寶箴、翁同龢等高幹子弟之父就更不必提了。康有為是搞英國式君主立憲緩進派政治改革的領袖。他對上述的保皇集團應善加領導，耐心教育才對。誰知他一開頭便四面樹敵，自我孤立呢？
強學會的成立和聲勢
原來強學會在1895年夏發起於北京之時，它最熱心的贊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張之洞，而最誠摯的實際組織者，便是上述這批高幹子弟了。一次翁氏曾折節親訪康有為於其私邸，不遇。康回訪時，二人竟如老友晤談數小時。翁對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為的自述：
［翁說］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芸閣（名廷式，翁的學生，亦一改革派）召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數巡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見康著《康南海自編年譜》）
康有為這時是個才拿到學位（進士）的小知識分子。在工部當個芝麻綠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師傅宰相對他折節若此。朋友，若說「固有文化」，實應於此等處求之。近來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這個「溫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結果有時亦適得其反者，其中牽涉學理之深邃，就一言難盡了。——這當然是題外之言。
強學會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從戶部划出個小預算，並撥出一部印書機開始的。工部尚書孫家鼐為它找座房屋做會址。其後復由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各捐五千銀元。現役軍人如淮軍中的聶士成和毅軍的宋慶，亦各捐數千元。其他小額捐獻更是所在多有。有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背景，學會的會務照理是應該一帆風順的。
不幸的是它一開始便發生了若干政策性的爭執。其中有部分負責人想把這個學會逐漸辦成個自給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動改革開放的出版文化事業，庶可自力更生，長久維持。但是這一構想卻為康某所峻拒。他認為這樣做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結果爭辯得「舉座不歡」。
一個社團的成員對政策發生爭執，原是正常而應該有的現象，可是它如發生在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組合里，往往就要產生併發症而導致分裂和解體。再者除這一內因之外，它對外亦示人以不廣。這時因戰敗失勢而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李鴻章，對強學會也十分敬慕，自願出銀2000元，加入做一會員或贊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請竟被該會所否決。康有為自然也是這項否決的主要決策人。
李鴻章那時是世界聞名的中國政治家。雖然暫時失勢，他的潛勢力，他的國際聲望，尤其是他在後黨中的地位，仍是一時無兩的，而康有為這個六品小京官，居然公開刮其鬍子——這也可見當時康的氣焰了。所以那時縱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記里也說「康祖詒狂甚」。
一個氣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敵和自我孤立的，何況在那紅頂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習的首都北京。康氏鋒芒太露，大學士徐桐和御史潘慶瀾就揚言要點名參劾了。康氏是個具有殉道者精神、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麼「參劾」呢？但是他的同夥卻勸他暫時離開北京，到上海去另開局面——上海本來也是他們計劃中的重心所在。
新政、新思想毀於教條主義
康有為於1895年10月29日（陰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誰知他的氣焰不但未絲毫減退，反而因之水漲船高。
這時在中國最有權有勢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員」，實在是張之洞。張於此時適自武昌調到南京，出任南中國最重要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包括當時經濟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張之洞便派專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為一住20餘日，變成張之洞的上賓。張對他真是言聽計從。這期間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強學會」和該會的機關報《強學報》之發行（1896年1月12日），都是由張之洞支持的。《上海強學會序》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為執筆，用張之洞名義發表的。誰知張、康這段合作的蜜月，後來竟被康有為的教條主義徹底破壞了。讓我們再抄一段康有為的夫子自道：
……入江寧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以自任。隔日一談，每至深夜。香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梁］星海來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
吾人讀上段文字，便不難想像出康有為當時氣焰之高了。其語言之橫蠻，態度之惡劣，可說是達於極點。但是這篇回憶還是他失意之後追記的。當他春風得意之時，其猖狂的態度，可能更甚於此。儘管如此，這位比康年長21歲的南洋大臣張之洞（1837—1909）對他還是曲予優容、熱心地支持和誠懇地勸勉。但是康有為對這位開明的老輩和上級領導，硬是不假辭色。且再把康氏有關的回憶看下去。康說：
在江寧時，事大順。吾曰，此事大順，將來必有極逆者矣。與黃仲弢梁星海議［強學會］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濤以論學不合背盟。電來囑勿辦，則以「會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開會賃屋於張園旁。遠近響應，而江寧一切不來，處處掣肘，即無楊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這段記述里，康有為認為強學會之失敗是由於張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於千里之外，哪裡是張之洞背盟呢？
康、梁師徒在甲午戰後所推動的這個強學會運動，實在是清朝末年在中國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機」（chance）的一個全國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體的群眾運動。它如搞得好，則後來的「華興會」「光復會」乃至「同盟會」，可能都不會另起爐灶。沒一個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軍閥亂政，哪兒還輪到後來的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去搞什麼五四運動呢？
須知當年支持強學會這批人，實在是中國知識界（也可說是「資產階級」吧）的精英。他們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於當時保守派中的徐桐、剛毅和榮祿（1836—1903）等人。這種集體力量之未能發揮，實在是和強學會的崩潰血肉相連的，而強學會之崩潰也就直接縮小了其後「保國會」的陣容和光緒皇帝搞變法維新的聲勢。這種搬石頭砸自己腳的辦法，都是康氏搞「教條主義」的後遺症啊！
報酬大於貢獻
強學會的失敗，在中國現代化發展史上實在是一大頓挫，頓挫於康有為在「今文經學」里的教條主義。「今文經學」是個什麼東西呢？筆者為使一般讀者對它有個粗淺的了解，特辟前篇為萬言專論加以闡述。讀者批覽後，便知今文經學在我國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於一時之外，在學術界並未成過大氣候。所以自漢以後，輕視甚至鄙棄今文經學的儒家，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張之洞之勸康有為搞變法「勿言此學」，實在是一個長輩學人的善意勸告。翁同龢在1894年也讀過康著《新學偽經考》。看後他在日記里寫道：「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見翁《日記》）
其實把康說看成「野狐」，又何止張翁二人。其後的章太炎、胡適之，以及錢穆，對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記得筆者本人在重慶讀大學期間，便有一位同班同學（似乎是黃彰健兄）專治公羊學為畢業論文。余亦偶涉之，但覺以「三世」論，讀《春秋》，未始非「通經」之一說，若要以它來「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學在20世紀50年代亦嘗試述文，闡兩漢「太學」。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漢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簡直是把持立國意蒂牢結（ideology）的「學閥官僚」也。——當時也是有感而發。當然那時的「學閥官僚」的學術水平與兩漢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還差得遠呢！
康有為不自量力，引學術入政治，也就從「迂儒」逐漸蛻變成「學閥官僚」。把支持他變法改制最熱心最有力的張之洞、翁同龢等都擯之門外。以他這個六品主事的小官，來獨力抵抗那紅頂如雲的頑固派，那就是螳臂當車了。果然在1896年年初，在數名昏聵老領導授意之下，御史楊崇伊一紙彈章，張、翁等實力派在一旁幸災樂禍，康有為的強學會就煙消雲散了。強學會一散，小會分立。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新政新思想，就沒有共同語言了。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曾對我說過：「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那時去古未遠，我們記憶猶新。對汪精衛，余曾撰文論汪之「十大錯誤」。認為汪犯了九大錯誤，社會和歷史都原諒了他，使他有「復出領導」的機會。只是他把第十大錯誤做得太「絕」了，歷史無法原諒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漢奸」之名遺臭史冊了。
康有為當年犯了他那教條主義的絕大錯誤，但是這錯誤雖使他鎩羽而去，卻沒有影響他衣錦還鄉，為老太太做壽的風光。其後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覓前途。誰知1897年山東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國很快又被捲入另一個更嚴重的危機。在朝野束手之時，聞鼙鼓而思將帥，大家又想到康有為畢竟是個人才，他的變法維新的主張，也是「今日中國之必需」，這樣康有為也就東山再起了。
節選自《從晚清到民國》，唐德剛著，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責任編輯：詹紅旗、曹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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