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時，袁世凱為何全不知情？誰騙了他？

原標題：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時，袁世凱為何全不知情？誰騙了他？

1911年12月29日，在南方「各省代表會」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時，唐紹儀與伍廷芳在上海的南北和談中也達成了「以國民會議決定國體問題」的初步協議。

奇怪的是，在30日的第四次和談中，唐、伍在達成國民會議召集辦法時，南京的「各省代表會」卻通過這樣一個決議：

「就清內閣代表唐紹儀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一節，應由本會致電伍廷芳代表，請其答覆唐代表：

本月初十日（即29日）十七省代表在寧開會，選舉臨時大總統，已足見國民多數贊成共和，毋庸再開國民會議。

更離奇的是，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並未受此決議的影響而仍於次日（12月31日）繼續進行第五次和談，並提出「國民會議」在上海召開，日期定於1912年1月8日。

那麼，究竟是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與在上海談判的伍廷芳南方代表團之間的信息溝通不暢（主要通過電報來往），還是伍廷芳有意壓下電文以迷惑唐紹儀代表團，其中玄機頗令人費解。

據一般史料記載，12月29日「各省代表會」選舉出臨時大總統後，即發賀電給當事人孫中山，而孫中山則在當日致電袁世凱：

北京袁總理鑒：

文前日抵滬，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久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苦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為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只得暫擔任。

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孫文。

此處有兩點頗值注意：一是「各省代表會」自稱代表國民多數「贊成共和」，以此拒絕召開「國民會議」，這似乎是延續了伍廷芳在12月20日談判時的「偷梁換柱」之辭。

因為「各省代表會」主要由南方革命代表組成，無論代表選派方式還是政見傾向，乃至其所代表的省份（部分省份未派代表或代表資格存在明顯問題），都不足以替代「國民會議」，這點似無疑問；

二是孫中山致袁世凱的電報更像是煙霧彈，其文字遮遮掩掩，並沒有明白說出自己已被南方陣營選舉為「臨時大總統」，而更多是強調自己只是暫時擔任組織之責而虛位以待袁世凱之心。

由此或可推論，在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袁世凱（包括唐紹儀）似乎對孫已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之事一無所知。

否則的話，唐紹儀無論如何都應向袁世凱報告（除非唐紹儀有意與南方一起愚弄袁世凱）。

而混跡官場數十年的袁世凱，不可能不明了南方選舉「臨時大總統」所包含的政治含義，因為南方此舉等同於「另立新國」，這也意味著袁世凱企圖通過和談達成妥協統一的想法完全失敗，南北和談已毫無必要。

如果說袁世凱對此掉以輕心，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作為旁證，資政院議員於12月31日致電袁世凱內閣，其中指責唐紹儀過於讓步而堅決主張「國民會議」應在京召開，其中對南方選舉出「臨時大總統」一事毫無提及；

同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致電內閣也只提及「國民會議」之事，對「臨時大總統」一事也是隻字未提。可見北京方面似乎對南方的進展毫無了解。

當時，就連消息靈通的《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也是在1月5日才提及孫中山就職之事，如果他在1月1日之前獲得此消息，無論如何也不會失去這條極具爆炸力的新聞——這勢必是一條震驚整個世界的大新聞。

但作為反證的是，美國的《紐約時報》卻在12月29日刊載了這樣一條短訊：「南京12月29日電：南京代表大會一致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是，除此之外，別無他文。

直到1月3日，《紐約時報》才刊載了一篇名為《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的長篇報道，這一次則極為詳盡，走筆之人似乎親眼見證。

由此，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是否只在革命黨內部公布或通過革命黨人的私人關係公諸於個別外電，目前尚不好下定論，但在1912年1月1日之前，此事處於一個相對保密的狀態，應無疑問（至少北方對此一無所知）。

不過話說回來，南方搶先成立「臨時政府」以定國體，此舉無待「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事實上，南北雙方對此都心知肚明，大家心裡跟明鏡似的。

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南北雙方之爭，表面上看是「君憲」與「共和」之爭，實際上則為「名器之爭」。

南方搶在「國民會議」之前成立臨時政府，目的就在於與清廷分庭抗禮，而孫中山急於就任「臨時大總統」，目的也在於逼迫袁世凱將其視為平等的談判對手，以便革命黨在推翻清廷後更好的參與政治權力的再分配。

以袁世凱的用意，他未必對清廷有所好感並有意扶持，但袁畢竟不是新派人物，而且講究實用。在他看來，清廷固然無藥可救，但作為一種政治象徵加以保留也未嘗不可，畢竟中國有著兩千年多年的帝制傳統，其歷史慣性不容忽視；

而且，在仿造英國「虛君共和」的君主立憲體制下，對減少國內動蕩並維護國家統一也是利多於弊，至少比新造一個共和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操作（譬如滿蒙問題，譬如軍閥割據之風險）。

但是，南方革命黨在共和問題的決絕態度令袁世凱無所適從，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只能是「以國民會議議決國體問題」，因為如此一來，袁世凱既可以避免欺凌「孤兒寡母」之譏，同時也為清廷倒台提供了台階。

就法理而言，「以國民會議議決國體問題」的做法雖然在操作上會出現種種困難與變數，但如果得以順利實施的話，應該說更加符合「民主」的要義並且遵從了程序的價值。

但事與願違，程序價值最終敗在了政治權術的算計之下，袁世凱精心設計的這一中間方法亦無從實施，南方「另立中央」的既定事實令其迴旋餘地減無可減。

在當時「戰既無餉，和又無策」的局勢下，袁世凱也只能與南方繼續周旋下去，以求最終的解決之道。

之後，南北雙方函電交馳，相互指責，不亦樂乎。表面上看，和談已完全破裂，但實則不然。在張謇等立憲派及外國公使們的斡旋下，雙方的秘密談判仍在持續進行，即便已辭職的唐紹儀，當時也仍舊留在上海。

在反覆爭辯與談判後，雙方最終在一樁幕後的交易上達成默契，那就是：

犧牲清廷並由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在全國歸於共和後，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讓於袁世凱，由袁世凱出面組織民國政府。

而這，也是當時中外各方所能接受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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