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舊藏善本詞曲書籍的去向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1911年冬隨羅振玉流亡日本，1916年初回國， 1925年以後擔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1927年6月2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年僅五十。一生著述甚多，先後涉及詞學、曲學、史學、歷史地理學、古文字學等多個領域，均卓有建樹。

戲曲研究，只是王國維在1907～1913年間所進行的學術研究的主要部分。期間編著有《曲錄》六卷、《戲曲考原》一卷、《宋大麴考》一卷、《優語錄》二卷、《曲調源流表》一卷（佚）、《錄鬼簿校注》、《古劇腳色考》一卷、《宋元戲曲史》等。這些著述為中國戲曲史這門學科的奠定了基礎。

王國維主要以實證方式研究戲曲，故首重文獻。他居風氣之先，收羅了大量的曲籍，而且手自抄錄批校，故《宋元戲曲史》序文稱：「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但王國維去世時，平生所集詞曲善本多不存於家，且下落不甚明了。

王國維的助手趙萬里在《王靜安先生年譜》（1928）中說：「先生手校書之存滬上者，尚有數十種。其校書年月，與其他行事之未詳者，當續行補入，以俟寫定。」趙萬里在《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1928）一文中則說：「先生於詞曲各書，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選》，則校以《雍熙樂府》，《樂章集》則校以宋槧。因原書早歸上虞羅氏，今多不知流歸何氏，未見原書，故未收入，至為憾也。」

也就是說，王國維手校的詞曲書籍中，「有數十種」「早歸上虞羅氏」，後則「不知流歸何氏」，下落不明。

那麼，王國維舊藏的詞曲書籍為什麼會歸於上虞羅氏的呢？

王國維《丙辰（1916）日記》，在離開日本歸國的前一天，即正月初二日，記云：

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歲，實計在京都已四歲餘。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為簡單，惟學問則變化滋甚。客中書籍無多，而大雲書庫之書，殆與取諸宮中無異，若至滬後則借書綦難。海上藏書推王雪澄方伯為巨擘，然方伯篤老，凡取攜書籍皆躬為之，是詎可以屢煩耶。此次臨行購得《太平御覽》、《戴氏遺書》殘本，復從韞公（羅振玉）乞得複本書若干部，而以詞曲書贈韞公。蓋近日不為此學已數年矣。

據此可知，1916年舊曆正月，王國維離開京都赴上海任職之時，羅振玉擇其「大雲書庫」藏書中的複本相贈，王國維則以所藏「詞曲書」作為回饋。故趙萬里在《王靜安先生年譜》中說，在得到羅氏贈書的同時，王國維「亦以所藏詞曲諸善本報之，蓋兼以答此數年之厚惠」。羅振玉在《海寧王忠愨公傳》中也說：「公先予三年返國，予割藏書十之一贈之。」羅氏大雲書庫藏書號稱五十萬卷，則所贈達五萬卷之多。贈書一事，羅氏後人也每有提及，以表明羅氏對王國維的恩惠，只是王國維同時「以詞曲書贈韞公」一語，則不甚受人注意。

王國維在京都前後五年（公元1911年11月-1916年3月）。在公曆1912年底、1913年初，他用三個月時間，完成了《宋元戲曲史》的撰述，此後轉向史地及古文字研究，而未再涉及戲曲研究。在京都時，王國維可以方便地利用大雲書庫及京都大學藏書，其文史研究，進展神速。後因生計問題，不得不先行回國，任職於上海倉聖明智大學。當時所擔心的是在上海時資料利用不便，所以「從韞公乞得複本書若干部」。羅振玉慨然將其藏書中的複本相贈，但以王國維的性格，自不肯完全無償接受，故亦思有以報之。由於王國維本人已經無意繼續從事詞曲研究，而書籍本身有其價值，所以將所藏「詞曲書」送給了羅振玉，以作為回饋。雖然在總冊數上以羅氏所贈為多，但羅氏所贈者，均為「複本」；王國維回贈者，雖不過區區「數十種」，卻都是「善本」。當然，在1916年，王國維已經完全放棄了詞曲研究，因而將「多餘」之書，以作回贈，也是合適的。兩人誼屬知交，原不會有過多的計較。

這裡，王國維自記是「以詞曲書贈韞公」，趙萬里則稱「以所藏詞曲諸善本報之」，兩人所說的是同一事實。只是王國維說得極為平淡，這符合其性格行事；而趙萬里則特別點出是「善本」，意在表明王國維所回贈的亦非尋常之物。

所以王國維舊藏詞曲歸於上虞羅氏，正反應了羅王兩人的深厚交誼。

王國維回贈的這些詞曲書籍，由羅振玉的四弟羅振常收存。

羅振常（1875-1942），字子敬。他在羅氏家族中，擅長經營。而古董字畫及書籍的買賣，原是羅氏家族共同的生意。羅振玉本人學術與書籍出版兼顧，具體的經營與銷售，主要是通過羅振常。羅家在上海漢口路開設有書店「蟫隱廬」，即由羅振常打理。羅振常小王國維兩歲，也曾在東文學社學習日文。故兩人實為同學，交往密切。王國維曾以《詞錄》手稿，交付羅振常。王國維在1916年歸國居於上海時，經常出入於蟫隱廬看書購書，或訪羅振常，以作「閑談」，如《丙辰日記》記正月初八日「出至蟫隱廬書鋪」；初九日「坐電車至三馬路蟫隱廬，與敬公（羅振常）閑談至晚十時歸」；十二日「午後出至蟫隱廬」；十四日「至蟫隱廬」；十八日「午後二時出，過蟫隱」，亦可見兩人的交誼。

1916年之後，王國維舊藏的這些詞曲書籍，已經屬於羅家的私產，保存於上海羅家。但到1928年初，在王國維去世一年後，羅家所存的王國維手校書籍，也「多不知流歸何氏」了。

何以如此？原因是1927年的夏天，羅振常將王國維所贈的這批書籍標價出售了。

這批書籍的出售，與王國維的突然去世有關。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作遺書謂「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遂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一時學界震動。其後事及遺孀子女的生計，也大令師友關心。

在這一背景下，羅振常開始整理從王國維處得到的這批詞曲書，為之撰寫識語，或加浮簽，公開出售。據筆者考知，大部分已經流往東瀛，為日本學者與學術機構購藏。

地處京都的大谷大學，收藏有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廂記》一種，上有「王國維」印，其第四冊有內藤湖南識語：「丁卯六月，王忠愨公自沉殉節，滬上蟫隱主人售其舊藏以充恤孤之資。予因購獲此書，永為紀念。九月由滬上到。炳卿。」

據此識語，我們可以知道，羅振常曾將王國維所贈的書籍公開出售，並號稱「以充恤孤之資」。但羅振常顯然只向讀者說明這些書籍是王國維的舊藏，而沒有解釋這些書籍此刻在產權上是屬於羅家的，可能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而且要作說明，也頗不易說清楚，故省略了。

王國維的舊藏書籍，居然由羅氏出售，如果不了解前文贈書之由，顯然易生誤解。

其次，羅振常雖然在售書時表示會將出售所得，用來撫恤王氏親屬，但觀王國維子女的回憶文字，完全沒有收到此類款項的記述，所以這些款項的去向，也值得一議。

羅振玉與王國維誼兼師友，且為姻親。王國維去世前一年，長子潛明病故，其媳為羅振玉三女孝純，因與婆母有隙，竟歸羅家。在處理後事過程中，羅振玉護女心切，王國維則因喪子之痛，心緒亦未佳，兩人在協商中出現未諧之音，遂使三十年師友，反目絕交。一年後，王國維竟赴水而死，羅振玉深表愧悔，亦思有以彌補。據其《集蓼編》所述：「予即醵金恤其孤嫠，復以一歲之力，訂其遺著之未刊及屬草未竟者，編為《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由公同學為集資印行。」可知確有「醵金恤其孤嫠」的舉措。但在當時，王國維的家人似乎並沒有收到這種救恤款，故未見其遺孀與子女提及。所以羅家所做的事情，大約是把籌得的費用，用作出版王國維遺著的開支，而以版稅歸其家屬。也就是說，羅振常出售王國維舊藏詞曲書之所得，可能主要花費在王國維遺書的出版費用上了。

王國維舊藏的這些詞曲書籍，此時實是羅家的私產。但羅振常公開出售時，號稱「充恤孤之資」，在日本的王國維知交與後學，因敬重靜安之學術，並重其交誼，遂多越洋認購，以作紀念。據筆者所見，有王國維的舊雨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鈴木虎雄，學生神田喜一郎，京都大學後學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戲曲研究者久保天隨，以及京都大學、東洋文庫等公私機構。於今檢視，均屬孤本或稀見之本。故趙萬里說「以所藏詞曲諸善本報之」，屬於事實。這是近代以來從中國學者手中流徙日本的最重要的一批戲曲文獻。

王國維贈予羅氏的「數十種」「詞曲諸善本」，現在雖然已經難以知曉其全體面目，但通過現存日本之王國維詞曲舊藏，尚可考見其大概。

茲舉筆者在日本各圖書館所見鈐有「王國維」印者，並參酌近人著錄，臚列如下：

宣德原刊本《周憲王樂府三種》三冊、明文林閣刊《繡像傳奇十種》二十四冊。此兩種今藏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據該館的圖書入庫紀錄簿，三書於 1927年12月15日入藏，註明系直接從上海蟫隱廬購入。

清代精鈔本《西堂曲腋》四冊，鈴木虎雄購藏，於1956年3月歸京都大學文學部。

明廣慶堂刊《折桂記》二冊，吉川幸次郎購藏，後歸京大文學部。

明繼志齋刊《重校竊符記》二冊、明萬曆刊《玉茗堂重校音釋曇花記》二冊，此兩種系神田喜一郎購藏，今歸大谷大學。

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廂記》四冊，內藤湖南購藏，有識語見前文所引；後贈予學生神田喜一郎，今亦歸大谷大學。

明繼志齋刊《重校紫釵記》四冊、唐振吾刊《鐫新編出像南柯夢記》四冊，久保天隨購藏，後經神田喜一郎，亦歸大谷大學。

萬曆刊《詞林白雪》六冊，倉石武四郎購藏，今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從上述情況看，學者個人所購藏者，多為單種，冊數不多，單價相對較低，也可知確為購作紀念而已。

而最集中的一批，達二十五種，1928年7月，經日本的文求堂書店，由東洋文庫收購，這一批書籍，當時鉛印有一份書目，青木正兒將所得這一書目，連同王國維遺像、遺書、報道王國維死訊的報紙，一併重裝於王國維在1912年手贈給他的《曲錄》內。此目錄題作「海寧王靜庵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目」，一葉，鉛字排印，內録有王國維手鈔手校詞曲共二十五部，二百四十冊。此份書目恐即是羅振常印製的求售目録。據此，羅振常當是將王國維所贈書籍，分批出售的。

東洋文庫所藏，有二十種為詞籍，另含戲曲相關書籍五種：

《元曲選》一百冊，明萬曆刊本，王國維句斷、校錄，並附識語；

「明劇七種」六冊，有兩種為王國維影鈔，並有題識；

《錄鬼簿》二卷，王國維手校本，有跋；

《曲品》三卷附《新傳奇品》一卷一冊，王國維手抄並跋；

《雍熙樂府》二十冊，明嘉靖十九年序刊本，有王國維識語。

以上藏本，大多有羅振常識語或浮簽，如「明劇七種」之《新編呂洞賓花月神仙會》卷末記：「此種乃忠愨手自影寫，丁卯（1927）仲夏，上虞羅振常誌。」並有「羅振常讀書記」印。這類批跋，主要是說明屬於王國維的手澤，用來表明其價值。當是1927年夏日，這批書籍待沽之時所為。

也有原本有欠完備，而加以補鈔者。如王國維手校本《錄鬼簿》，羅振常跋：「丁卯（1927）孟夏，以大雲書庫藏舊抄尤貞起本校一過，知藝風雖以影鈔尤本寄示，觀堂未及校也。羅振常記（「振常手校」印）。」「尤本有序，為此本所無，別錄之。」觀東洋文文庫所藏此本，首頁序文筆跡不同，實系羅氏據王國維舊藏之尤貞起本影鈔本補錄。

王國維的舊雨、後學所購，多是單種曲籍，且無批校，其價格當不是很貴，個人財力能夠承受，故純屬購作紀念。而二十五種詞曲書籍，主要為鈔本，多有批校及跋文，或施有標點，數量龐大，其價錢當是不菲，故須是東洋文庫才有這樣的財力來作購買。

東洋文庫收購的這批書籍，在1977年榎一雄撰《王國維手鈔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文，首次作披露，1990年被譯介到中國（見《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三輯），為中國學者所知。但有學者懷疑這當中某些書籍並非王國維所藏，亦非王國維手抄，而是羅振常的偽題，因為「真假混雜以賣大價錢歷來是古董商、書商的慣技」。其依據是曾問詢羅振玉的女婿周子美（延年），周氏說，王國維卒後，兒子不攻文史，繼配夫人不甚識字，王家有些書交羅振常蟫隱廬出售，而羅振常曾將不是王國維的藏書也蓋上王國維的印記（見周一平《〈王國維手鈔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讀後》）。當是時人不知王國維舊藏「數十種」善本已贈送給羅家，僅見羅氏售書，加以對羅振玉的人品有所懷疑，遂以為羅氏所售之稱出於王氏舊藏者，屬於偽托。此類揣測，實不足為憑。

筆者還可以舉出相反的例證。如前所舉鈴木虎雄舊藏本《西堂曲腋六種》，筆者在京都大學檢閱原書時，並未發現鈐有王國維藏章，故最初並不把這種精鈔本作為王國維舊藏。後見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附錄列有《西堂曲腋六種》一種，其「備考」內註：「王國維氏舊藏有鈔本，今歸吾師鈴木虎雄先生所有。」因知出自靜安舊藏。若今人的懷疑屬實，則此種《西堂曲腋》也應當鈐有「王國維」印；今此種並沒有王國維的印記，但仍然作為王國維舊藏出售，說明羅振常並沒有作偽。同時，現今所知，羅振常出售王氏舊藏詞曲，集中在1927年夏至1928年夏之間，此外並無售書記載，既然這段時間所售者也沒有借「王國維」印以求溢價，此後就更不可能。而且王國維的私章也不可能歸羅氏。因此，羅振常出售已歸羅家的王氏舊藏，原是一樁善舉，後人反以此責難羅氏，實有違於事實，故為之辯解如上。

王國維舊藏的這些書籍，也有一小部分為國內藏書家購藏。筆者在上海圖書館發現周越然言言齋舊藏書中，有四種戲曲，有「王國維」印章：

新刻出像音注姜詩躍鯉記四卷，金陵富春堂刻本，四冊

新刻出像音注唐朝張巡許遠雙忠記二卷，金陵富春堂刻本，二冊

新刻出像音注增補劉智遠白兔記二卷，金陵富春堂刻本，二冊

財星照二卷，稿本，寫樣待刻，二冊

這四種，當是周氏在1927年從羅振常處購入者。

但歸於羅家的王國維舊藏書籍，亦並未全部出售。據近人所記及筆者所見，應還有以下數種：

清曹楝亭刻本《錄鬼簿》

內有王國維校語及識語，一云：「宣統二年八月，復影鈔得江陰繆氏藏國初尤貞起手鈔本，知此本即從尤鈔出，而易其行款，殊非佳刻。若尤鈔與明季鈔本，則各有佳處，不能相掩也。冬十一月，病眼無聊，記此。」後來羅振玉輯《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第四集，即據此本排印，題作《錄鬼簿校注》。此書今藏於遼寧省圖書館，有「羅邨舊農」、「繼祖之印」、「東北圖書館所藏善本」等印，可知此書當年羅氏未曾出售，而是由羅振玉之孫羅繼祖傳藏，直到1950年代，時居東北的羅繼祖迫於生計，才售予東北圖書館，今歸遼寧圖書館古籍部。或有論者質疑羅氏整理的《錄鬼簿校注》底本選擇不善，我請學生張禹將此本與東洋文庫藏本作了比較。因知王國維在1908-1910年間，得到多個版本的《錄鬼簿》，1910年2月，以親筆過錄的明鈔本為底本，校以楝亭刻本；隨後又以楝亭刻本為底本，校以明鈔本，「校勘既竟，並以《太和正音譜》、《元曲選》覆校一過，居然善本矣。」但王國維本人並沒有作《錄鬼簿校注》的打算，以上工作只是其戲曲研究的需要，所以分別以兩個不同系統的版本為底本，以作出比較，並將比勘的內容，批校於書上而已。比較而言，楝亭本刊印時經過精校，所需校改的字少，羅振玉取以為排印本的底本，是妥當的做法。

影鈔尤貞起鈔本《錄鬼簿》

內有羅振常識語：「此本王觀堂以五十金得之董綬經。觀堂有《錄鬼簿》校本，刊之《觀堂遺書》中，所據以校訂者有數本，此為其一。羅振常記。」並有「羅振常讀書記」印。有浮簽，書「錄鬼簿一本」，下有羅振常題識：「此簽觀堂所書。」書內有「王國維」印。羅振常撰此識語，最初目的當是為了出售。此書曾入《蟫隱廬舊本書目》，今歸國家圖書館。

《盛明雜劇》

狩野直喜在1910年秋在北京拜見王國維，對王國維擁有《盛明雜劇》等曲籍甚是羨慕。王國維自謂「己酉冬日，得此書之於廠肆」（《盛明雜劇初集》跋）。己酉為1909年。今不詳歸於何處。1918年董康誦芬室據王國維舊藏本覆刻，董康自記：「《盛明雜劇》為明沈林宗輯，曩曾假王靜庵藏本影刻於宣南。」不過從時間上看，董康應是從羅振常手中借得此本，可能羅氏乾脆將此書轉讓給了誦芬室。

筆者撰成此文後，得閱新出版的《王國維全集》（浙江教育出版、廣東教育出版聯合出版，2010），其第二十卷收錄國家圖書館藏稿本《靜庵藏書目》，末所列為戲曲。本文已舉、並見於此目者有：錄鬼簿手鈔本一冊，曲品手抄本一冊，元曲選一百種一百冊，雍熙樂府嘉靖楚藩刻本廿冊，西廂記（當即內藤氏藏本），玉茗堂刻曇花記二本，西堂曲腋鈔本四本。今未知下落者有：傳奇匯考精鈔本十冊，六十種曲一百廿冊，北宮詞紀四冊，南宮詞紀四冊，南北九宮大成殿本五十冊，南詞定律殿本八冊，北詞廣正譜八冊，嘯余譜十冊，納書楹曲譜廿二冊，長生殿，牡丹亭，帝女花，董西廂，琵琶記，明刻牡丹亭。此種《靜庵藏書目》未注編纂時間，但既然有七種後歸羅氏的戲曲相關書籍已經見於此書，可知其編纂的下限在1911年10月赴京都之前。又王國維藏有《盛明雜劇》，而未見於此目，《盛明雜劇》購買於1909年冬，故此書目在1909年冬之前就已經編定。又《雍熙樂府》跋稱「光緒戊申冬日，得於京師」，鈔本《錄鬼簿》手錄後作跋所署時間為「光緒戊申冬十月」，而《曲品》跋稱「宣統改元春王正月，國維識」，而此三書已經收錄於此書目，故可推定此書目編定於1909年夏秋之際。

順帶說一下，新編《王國維全集》第二冊收錄有《羅振玉藏書目錄》，所據為日本鈔本，原未題撰者，編校者因其大半承襲《大雲精舍藏書目錄》，且1913年王國維提及替羅氏整理書庫目錄，以為此書目亦出於王國維之手，故予收錄。今觀此目中已經收錄了王國維原藏的詞曲書籍，可知其編定必在1916年之後，且非成於王國維之手，故不當作為王氏著作收錄。

筆者嘗在異國摩挲王國維的手跡，見其以謹嚴的楷書抄寫的劇本、曲目，二色三色的批校，以及因續有所得而增至再三的題識，遙想百年前靜安先生獨自致力於戲曲研究的情狀，體會「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所包蘊的言外之意，仰望「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可視為手段而後可」的高遠境界，感慨系之。因作此小文，略述王國維舊藏詞曲「諸善本」的歸屬，以表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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