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歌：日本人對酒的態度與中國不同
孫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博士。多年來從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致力於推動東亞地區知識分子的深度對話，曾於九十年代與溝口雄三先生一同推動「中日知識分子對話」。
新民說再版了孫歌先生的《求錯集》，在這本小書里，主要集合了孫歌前些年學術論文之外的部分文字。對於她來說，它們比她的學術論文更為重要。那是因為，在寫作這些東西的時候，她才能感覺到自己和這個世界面對面地凝視，才能感覺到心靈面對世界的開放，感覺到思維伸展自己的枝條，接受這個世界的光熱和營養。本書是作者部分學術評論，文學批評及雜感類文字的結集，無論是對日本思想史的辨析與梳理，還是對日本文化的切身體驗，都體現了作者感受的深度和敏銳的問題意識。而作者思考與研究的跨學科，乃至「跨國界」，其「無法歸類」亦於本書得見。
來日本的中國人，不管多麼遲鈍，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日本人對酒的態度。日本人似乎都不勝酒力，很容易喝醉，然而每當夜幕降臨，東京大大小小的酒店裡就都坐滿了端著啤酒杯的客人。順理成章，十點鐘以後，在幾乎任何一輛電車汽車上，你都可以碰到「醉鬼」。
對於喝醉的人，日本人特別寬容；對於宣布自己喜歡喝酒的人，日本人則報以親切的微笑。中國人對喜歡喝酒的人沒什麼好感，至少「酒鬼」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稱呼；而在日本，能喝酒的人卻往往是一個善解人意的夥伴，「喜歡酒的人是好人」，這句令中國人迷惑的口頭禪，實實在在地反映著日本人獨特的價值判斷。
我曾經跟不同的人去過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酒店或茶館，有機會仔細觀察了日本人在下班後回家前這段時間中的活動情況。不能說每個人每天下班後都直奔酒店，然而一個人下班後如果不想馬上回家，那麼他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酒店。籠統地稱之為酒店的地方，其實可以分好多種：酒吧、西餐廳、和式餐廳、日本式的壽司屋、鰻魚菜館……不管在哪種場合，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酒上得很快，而菜卻遲遲端不上來。尤其在日本味兒十足的小菜館裡，常常是顧客點了菜以後才由廚師下灶去做，要是你點了費時間的菜，那麼等上一個小時也不是什麼稀罕事。稀罕的倒是所有的顧客對於上菜的快慢全都不以為意，即使服務員迅速端齊了所有的菜，顧客也不會用同樣的速度去吃它，「醉翁之意不在酒」，晚上光顧酒店的人所需求的，實在是酒菜以外的東西。
來酒店的人一般都是兩個人以上，大部分是同事或同道者。他們一邊呷著啤酒，一邊聊天兒，常常一喝就是幾個小時。喝酒的時間越長，談話就越投機，感情就越親密。與白天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相反，在酒桌上，日本人毫無顧忌地開著各種玩笑，以最輕鬆的態度進行情感交流。日本人一般都有自己固定的酒友，換言之，有最相投合的朋友，不光顧酒店的人往往是最孤獨的人，在日本社會中，尤其在支撐著日本經濟的大企業之中，一個不會喝酒的人很難獲得別人的好感，因此也就大大減少了向上發展的機會。
酒在日本人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難以估量的，這是因為日本社會有著非常獨特的結構方式。大而言之，由單一民族組成的日本社會將人際關係放在顯要的位置上，義理與人情成為這個社會向前發展時必不可少的手段；小而言之，每一家公司都是一個擴大了的家庭，公司的經理及其智囊團則充當著家長的角色，他們不僅要關心每個職員的工作，而且要關心他們的婚喪嫁娶，體察他們的煩惱與憂愁。
一位來東京做研究的中國醫生告訴我，她訪問一家私立醫院時，發現該醫院每個科室都有一本「百科事典」，裡邊詳細記載著每個工作人員的出生年月日、自然情況、家庭情況；每個退休的甚至去世的人也都有記載。至於該院的各種事件都詳加記述，供全院的人自由翻看。這樣，不僅全院職工互相之間有所了解而建立起了親密感，而且在每個人過生日、結婚或其他喜慶日子裡，他都會收到來自醫院方面的祝賀。這個醫院的做法很有代表性，日本人很少改換工作，一般都是在同一個單位干到退休，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才能並非衡量日本人的唯一標準，人際關係才是重要的評價準則。一個經常調工作的人被視為沒有能力與他人相處的人，這種人再有才能也不會得到重視。相反，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時間越長，說明該人善於與人相處，他的資本就越雄厚。
把日本人的禮節放到這樣的社會結構方式中來觀察，就會看出它的不可或缺。日本人的禮儀並不僅僅具有教養的意義，它簡直是一種謀生的手段。社會人類學家曾將日本人的人際關係描述為三個漸次擴大的同心圓，在最中心的是日本人的家庭關係，這裡邊並不需要繁冗的禮儀；第二個圓圈則是每個人的社會關係，走進這個圓圈之後，日本人需要按照嚴格的禮儀標準行事。我曾在電車上目睹兩個年齡相仿、裝束相同的中年男人上車，一個搶在前邊，佔了一個位置，卻並不坐下，等後者上來之後，馬上讓給他。而後者也並不客氣，昂然地坐下了。我於是明白，這兩個人在公司里是上下級關係。這種在外國人眼裡近於荒誕的舉動，在日本人看來卻是理所當然的禮節。有趣的是，這種禮節到了晚上喝酒的時候，會變成另外一種形態，下級在這時去拍上級的肩膀，絕不會受到怪罪。而這白天晚上禮節的不同形態，表現的卻是同一個內涵：在第二個圓圈裡，日本人依靠互相照顧來鞏固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
因此，在自己的社會圈子裡，日本人很注重感情的交流。感情是維繫日本人社會集團的重要紐帶，即使你是個外國人，當你被日本人視為朋友並按他們的情感邏輯行事時，你立刻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片溫暖之中。而走出這個圓圈進入最外層的第三個同心圓之後，日本人則顯示出超常的冷漠。這個圈子是一個與己無關的他人的世界，禮儀雖在，內容卻已全失。東京鬧市區常有人為柬埔寨難民募捐，所得甚微，並非日本人吝嗇，實在是因為他們的價值判斷不允許他們在第三個圈子內浪費自己的感情。
也許我把話題扯得太遠了，現在必須回過頭來重新討論酒的文化意義。與中國人的習慣不同，日本人的家庭不是社交的重要場所，喝酒大部分是在酒店進行的。這中間自然有種種解釋，諸如日本人的家庭是屬於自己的，不允許外人介入；日本的社會發達，去酒店喝酒並不昂貴；以及說酒館是公司與家庭的中介，日本人通過喝酒遣散了一天的疲勞與不快，回家後會心平氣和；等等。我以為這種種解釋都太皮相。誠如日本人自己所說，喝酒不是為個人，而是為工作。既然喝酒是人際交往的重要方式，那麼感情交流就不允許有距離存在，而任何局外人的出現都會造成距離感。在多數情況下，女主人對於客人來說都是局外人，而客人又不能像對待酒店服務員那樣無視女主人的存在，因而在某人家裡喝酒的效果就遠遠比不上在酒店喝酒的效果了。
我所在的中國30年代文學研究會每周活動一次，討論結束後差不多都要去喝酒。像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一樣，這些學者也是有超越本民族其他階層人士的理性與反省能力，但他們畢竟不可能超越本民族的文化形態而存在。於是，每到星期四下午五點以後，我便隨著他們一起走出樹影婆娑的東大校園，進入附近的隨便哪一家菜館。可惜我不會喝酒而且害怕喝醉，每次都喝橘子水，對於那些親切的日本同行來說，這也許是一個莫大的遺憾吧?
然而潛移默化之中，我卻對日本學者的治學方式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來日之前與剛來日的那一段時間，我就學問論學問，覺得日本人考證煩瑣，研究的層次不高，而且覺得奇怪，為什麼日本人有如此強的微觀研究能力，卻沒有產生一個文本研究的流派?今天，當我把喝酒與做學問聯繫起來思考的時候，卻突然得到了某種啟悟。
任何一個日語不到家的人大約都會有我這樣的體驗：當你用日語與日本人交談的時候，如果你沒能弄清對方語流中的某一部分內容，因而沒能做出相應的反應或者做出了錯誤的反應，對方立刻會改換話題。還有另一種情況，當對方談話時你儘管聽懂了卻沒有進行呼應，對方就會誤認為你沒有聽清，就會再重複一次。
總之，日本人在交談時總是清楚地意識到談話對手的存在，並將雙方正確地理解對方的意圖作為談話的標準。在雙方的交流發生困難而不能產生共鳴的時候，日本人就會認為沒有將談話繼續下去的必要，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有一方還要繼續將自己的想法推銷給對方的話，他就會被認為「自我表現的慾望太強」。與酒的文化意義相同，這種談話方式的文化意義也在於對心靈交流的重視。一個滔滔不絕而不留意對方的談話者之所以不受歡迎，就因為他把表現自己的想法放到了比與對方交流更重要的位置上，因而違反了日本人交往的基本準則。
日本學者，尤其是日本的中國學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人際關係的叛逆者。他們中大部分人具有優秀的學術品格。對真理的信仰使他們超越了普通日本人對於人際關係的理解，因而具有更多的國際色彩。同時，日本文化的特色也在他們的研究方式中得到了表現，形成了他們固有的研究特點。
在聽丸山先生講課與參加丸山教授的研究生們的課堂討論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丸山先生總是引導學生去分析作者的意圖，並且嚴格要求學生們準確理解原文的意思。事實上，這也是其他日本學者最常運用的方法。在與作品「對話」的時候，日本學者非常尊重「談話對手」——作者，如果他不能清楚地、令人信服地解釋作者想通過作品表現什麼，他的工作就不算成功。與此相聯繫的，是日本學者對於作者本身的濃厚興趣，作者生平中的一切關節，他們都會巨細無遺地加以考察。同時，作品中提到的人物，如果是實有其人，那麼他的生平也會得到考證。舉一個最極端的例子：魯迅晚年的醫生托馬斯·旦是美國人，為了考察他的生平，竟有學者特地跑到美國去。不管怎麼說，這樣一種對於「人」的關心，似乎是日本文學研究的特色之一，只有在與日本學者一起喝過酒以後，你才能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研究方式。
喝酒是一種對話的方式，學術研究也是一種對話的方式。通過這種種對話，日本學者的人格受到了錘鍊。在日本的學術著作中，盛行著一種「對談」的形式，就是由兩個學者(有時更多)以對話的方式共同論述一個問題。據說人們普遍認為不能掌握「對談」技術的人無法成為合格的研究者，我想，如果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這句話的意思，那麼或許可以說，一個合格的學者應該首先具備尊重對方(無論對方是研究上的合作者還是被研究的作家作品)、理解對方並與之交流的願望。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日本學者之間雖不會有門戶之見與派系之爭(應該指出，這一點同樣深深地植根於日本社會的特殊結構方式之中)，但總體來說他們是寬容的。
由日本學者的喝酒與做學問，我不能不聯想到中國的學問與酒。中國人的喝酒也可算是一種文化形態，但其內涵與日本的大不相同。日本人喝酒時，第一杯要由別人倒，以示相互之間的尊重，第二杯以後一般是自己根據需要自斟自飲，絕不會有人強迫你喝。如果日本人喝醉了，那隻能是因為他自己想喝，絕不是被人灌醉的；在中國，情況正相反，喝酒的高潮就是勸酒，每一個勸酒的人都認為自己比對方更了解他的酒量，因而堅信自己有義務強迫對方喝，直到將他灌醉為止。中國人的喝酒與其說是在交流感情，不如說是在相互挑戰，正如一位日本朋友對我描述的那樣，她在中國逗留的時候，曾被迫與一位大學教師進行「喝酒比賽」，直到最後她以半杯之差取勝才收了場。這種喝酒比賽，我在日本至今還未曾見過。
與這種喝酒的方式相聯繫的，是中國人的交談方式。中國人不像日本人那樣強烈地意識到談話對手的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可以見到不管對方反應如何都照樣喋喋不休的人。既然在中國社會結構方式中感情交流不起重要作用，那麼人們在日常行為方面不去追求這種雙向的交流也是很自然的了。
然而，這種情況一旦反映到文學研究中來，卻往往會引起一些不那麼令人愉快的現象。比如最常見的所謂「商榷」，給人的感覺很像中國人勸酒，不論對方本意如何，酒先倒過去再說。除掉少數有政治背景的場合不算，在多數情況下，學術論爭都因為雙方缺少接觸點而草草收兵。同時，因為缺少對話精神，商榷便常常會傷和氣。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的學術缺少寬容態度，因而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在潛意識中，我們經常習慣於在否定別人的基礎上肯定自己，而這樣做並非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我來日本後深深感到，如果在我們的學術領域中注入更多的對話精神，那麼中國的學術界會出現更多的生機。
我必須在此補充的一個問題是，日本並不是一個個性充分發展的社會，日本人的對話精神基於日本社會對感情維繫作用的強調，而不是基於對於自身價值的認識，所以典型的日本人都非常看重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之中，儘管許多日本學者具有文本批評的能力，他們卻不容易建立真正的文本批評流派，因為文本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作者，並且賦予研究者更多的解釋權利，這與日本的學術氣氛不相吻合。日本學者喜用考證方法，並不是因為他們生來缺少宏觀能力，而是因為，唯有考證最能避免主觀的詮釋，因而體現出對於研究對象的尊重。與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國一部分學者「六經注我」的態度。近年來由於結構主義的啟示，尤其在年輕一代的學者之中，出現了通過作品分析表達自己意圖的傾向，作者幾乎被排除了，強調客觀性的考證方法受到了冷遇，研究者明顯地高於作者。
實際上，中國也不是一個個性充分發展的社會，這種研究方式的心理根源在於認為自己擁有比別人更多的權利。如果說日本人過分地看重對方，那麼中國人也許過分地看重了自己。日本正在轉型，中國也正在變化，將來兩國的研究者會為自己創造什麼局面呢?我真誠地建議，喝酒的人和不喝酒的人，都一起來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以獲得學術品格上的自覺。
附記：此稿草成之後，我匆匆複印了一份，交與丸山先生，想聽聽他的意見。丸山先生對於我的看法基本上贊同，但也有一些不同意見。比如日本為何沒有出現文本批評流派的問題，丸山先生認為不能簡單地歸之於日本人過分重視作者，而應該說文本批評有自身的局限，有一些作品用文本批評是解釋不清的。比方魯迅的《故鄉》，不了解魯迅童年時代的情況就很難理解；而《傷逝》倒可以用文本批評去分析。因為研究室里這時來了客人，我們的談話被迫中斷，所以我只好在此附上這麼短短的幾句。
《求錯集》
孫歌 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新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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