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之後｜大象文摘

原標題：奧斯維辛之後｜大象文摘

文章來源：金雁｜秦川雁塔（ID：qhjy_gzh）

詩已不復存在，而永存的是關於奧斯維辛的反思。

關於奧斯維辛，大家可能都記得阿多爾諾的那句名言：「奧斯維辛之後，詩已不復存在。」

詩已不復存在，而永存的是關於奧斯維辛的反思。但是「奧斯維辛以後」，類似的大屠殺悲劇並沒有從人類歷史中消失，即便是對奧斯維辛的紀念，除了對暴行的憤怒和對遇難者的哀悼外，對於這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何以發生的深層原因，人們是否有足夠的反思呢？

從「奧斯維辛數字」談起

國內關於「奧斯維辛的死亡人數」，據新華社記者報道：根據奧斯維辛博物館歷史學家的最新研究結果，在集中營存在的4年間，共有110萬人在這裡喪生。但是這則報道沒有述及這個數字背後的複雜故事。事實上，在1990年筆者初訪奧斯維辛時，這裡的銘牌上寫的遇難者數字是「400萬人」。1992年，這塊銘牌被上述記者提到的結果所更換。

事實上，400萬或「至少410萬」的數字初見於1945年5月12日蘇聯專門成立的一個國家委員會發表的報告，當時奧斯維辛解放才3個多月，這個報告主要是根據集中營內殺人設施的「工作效率」推斷出來的。此後40年，在蘇聯體制的各國這個數字成為不容置疑的信條，任何試圖重新考證這個數字的人都被說成「替納粹辯護」乃至是「新納粹」而受到嚴懲。

而在西方，人們對這個數字半信半疑，對本民族罪孽深刻反省的德國人大都承認這一數字，如西德學者歐根·科貢的名著《黨衛軍的國家》中就稱奧斯維辛死難者達350-450萬。而其他西方國家的著述一般都說是100－250萬。有的學者則認為在80－90萬之間。

1947年達豪審判中作為目擊證人出席的歐根·科貢

他們的依據多種多樣：戰後審判庭上的證言、各種記錄中來到奧斯維辛的人數與倖存者數之差、以及戰前戰後人口調查的推算等等。而另一方面，歐洲的一些極右翼、種族主義者和新納粹分子則抓住400萬數字缺乏實證依據一事大做文章，把奧斯維辛災難，乃至整個納粹暴行說成是「謊言」。

他們有的抓住戰前猶太人定義比較複雜因而各種統計出入較大的空子，以較低的數字，如1942年美國《猶太年鑒》上關於歐洲各國猶太人總數為3 011 722人之說，宣稱只有三百萬猶太人的歐洲，納粹屠猶600萬純屬捏造，有的說根據記錄來到奧斯維辛的猶太人總數只有20萬，因此大屠殺之說不可信，等等。

嚴肅的學者有責任澄清歷史的真相。在這方面，奧斯維辛博物館歷史研究部主任弗朗西塞克·佩帕博士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作為一名波蘭猶太學者、奧斯維辛遇難者親屬，佩帕幾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用來追求「真實的奧斯維辛數字」。從1965年起，40年來他鍥而不捨，在世界各地搜集了關於歐洲猶太人、納粹運動、大屠殺與集中營問題的大量證據，發表了可觀的論著。

1980年，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得出結論：在集中營存在期間來到奧斯維辛的不幸者總共約1,300,000人，其中猶太人約110萬。這130萬囚徒中，先後有212,820人被轉移到別的囚禁地，有1,500人被釋放，約500人僥倖逃亡成功，8000人活到最後獲得解放，其餘1,077,180,即約110萬人都在集中營遇難，其中猶太人約佔96萬。

佩帕的舉證努力令人驚嘆，他的研究成果逐漸具有了越來越大的權威性。1986年，波蘭文化部指定14名歷史學家組成的評審小組認可了佩帕的研究。但那時蘇聯規定的數字還是不可更改的。1991年，佩帕的著作《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囚徒與遇難者人數估計》在耶路撒冷出版並受到好評，標誌著納粹暴行的主要受害群體猶太人對佩帕研究的肯定。次年，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國家博物館的銘牌正式據此更換。

更換前的銘牌

更換後的銘牌

佩帕的工作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正義感、社會責任感和學者的嚴謹、客觀、求實精神的結合。他對蘇聯數字的更正，奧斯維辛博物館「四百萬」改「一百萬」的銘牌更換，曾經使一些新納粹分子以為有機可乘，他們故意歪曲、乃至編造佩帕「戳穿了奧斯威辛謊言」的說法。

佩帕為此非常憤怒。他在1993年致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的一份公開信中聲明：「我獻身於這樣的事業已經28年：保存對於無數納粹暴行犧牲者的記憶，以警告人們不能漠視一切形式的種族、宗教和民族仇恨煽動者，他們毀滅正義，製造苦難並屠殺無辜人民。」

佩帕在自己的著作中以大量證據駁斥了極右翼和新納粹分子否認大屠殺、玩弄數字遊戲把奧斯維辛慘劇說成「謊言」的謬論。他指出，被押解到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猶太人中的絕大多數都是一到集中營就被殺害，只有約20萬人被役使為奴工的進行了登記。

因此遇難者遠比囚徒登記數為多毫不足怪。客觀的研究者不能只從殺人者一方獲得證據，奧斯維辛檔案中的登記數的價值在於：它證明該集中營的遇難者不會少於20萬，但從邏輯與事實上它都不能用來證明遇難者不會多於此數。蘇聯當年的數字雖有很大水分，但一個集中營就殺死一百多萬人，還不夠喪盡天良嗎？

奧斯維辛集中營中囚犯的畫作

另一方面，蘇聯打敗納粹、解放奧斯維辛的偉大貢獻是波蘭人民和世界人民永遠牢記的，1945年的條件下作出倉卒估計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後來為宣傳目的禁止人們加以研究更正則不可取，而且這種不嚴肅的做法恰恰給新納粹抓住數字破綻否定大屠殺的存在提供了口實。

實際上，這種做法與蘇聯自己不人道的歷史也有關係。就在同一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既有戰勝法西斯的大功，也曾經助紂為虐，與納粹簽訂聯手瓜分波蘭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密約」，與納粹東西夾擊滅亡波蘭後又把大批波蘭人關進蘇俄的集中營，最後在卡廷森林和謝里格爾湖殘酷屠殺了數萬波蘭戰俘。

當然，波蘭自己也有需要反省之處，她在歷史上也有過虐猶行為，一些波蘭人在納粹屠猶時還有過落井下石之舉。過去波蘭對這一點諱莫如深，但劇變後的波蘭政府與學界都曾就此向猶太人道歉。

這場「數字官司」的確發人深省。一方面，在我們經歷過的南京大屠殺等歷史問題上，一些日本人也像歐洲的新納粹那樣，以「數字問題」抵賴屠殺罪行，我們的學界有責任像佩帕等波蘭學者那樣，以嚴肅的研究回擊這種抵賴，而不能僅僅停留在道義譴責上。另一方面，我們有些學者同樣有以「數字誤差」為由否認基本的歷史事實的毛病。

例如就有人以蘇聯「大肅反」時期的秘密警察案卷中可查到的被殺者「只有」90余萬為由給斯大林翻案，把當時的草菅人命濫殺無辜說成是「謊言」。其實從殺人者留下的案卷中算出的數字與奧斯維辛檔案中留下的20萬囚徒登記數一樣是有研究價值的，但它只能說明死亡數的下限而不能當作死亡數本身，更不能以此否定間接推演算法的價值。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國家博物館中的工作人員在整理檔案。

可以設想正如奧斯維辛的「400萬」數字一樣，關於大肅反死難者的早先數字也可能因政治原因而被誇大，像佩帕一樣，不少俄國學者為得到更準確的數字做了不懈的努力，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去做否認那場災難的翻案文章。把他們的努力說成是「戳穿濫殺的謊言」猶如把佩帕的努力說成是「戳穿奧斯維辛謊言」一樣荒誕無稽。

的確，這種翻案邏輯和給奧斯維辛與南京大屠殺翻案的極右翼分子有多少區別？對別人發生的事，只為一點意識形態好處都這樣文過飾非，甚至別人已經反思而自己還在替人家掩蓋，對自己的歷史還怎麼能有反思態度？對自己的歷史持這種態度，我們又怎麼有能力讓別人為自己的歷史罪行真心懺悔？

底線必須持守

關於德國人的懺悔與日本人的迴避已經有太多的論述。筆者旅居波蘭期間對此曾深有感受。我認識一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格萊利赫。這位82歲的老太太是華沙一家醫院的退休護士。她出生於世居華沙的一個戰前十分富有的大家族，雖是猶太人，卻已皈依天主教。但是以種族血統而不是以宗教為區分的納粹並未放過他們。一家人帶了少量金銀棄家出逃，但終於未能躲過劫難，家人都慘死在奧斯維辛，只有她一個活了下來。她的胳膊上面刺著集中營的囚犯號碼還赫然在目。

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 大屠殺倖存者參加紀念儀式。

1992年聖誕節我從烏克蘭趕回來看她，老人十分高興，把聖誕節採購的禮物、食品都搬出來讓我看，還穿上新買的大衣走了幾步讓我瞧瞧是否合身。最後，她搬出一個二尺見方的硬紙箱，從裡面取出一大堆物品：老人的軟拖鞋、老太太穿的柔質大半身羊毛衫、小巧玲瓏的聖誕樹，以及火腿腸、餅乾、聖誕卡、小飾物等等，幾乎聖誕節所需的吃、穿、用品都有了。

「誰想得這麼走到？」我好奇地問。老太太遞給我一份用德、波兩種文字列印的慰問信。原來，這些隊是德國政府寄來的，我這才得知，為了表示對法西斯集中營倖存者的歉意，德國政府每年都根據專立的檔案，按性別、年齡和所在國的民俗，給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營倖存者（幾乎都是孤寡老人）在聖誕節前寄去一封慰問信和一箱老人聖誕用品。

這真使我感到震動，沒想到事隔半個世紀，德國政府還會以如此姿態為當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懺悔和道歉！人們都知道勃蘭特70年代訪波時在大屠殺紀念地下跪的事，然而人們或許會說：那是做給傳媒看的，而且，作為社會民主黨的勃蘭特的這種姿態能否代表德國各主要政黨在這一問題上的認同，也還可以質疑。

然而，我此刻見到的這種道歉方式，卻是跨越政黨的，是向那些默默無聞、毫無「宣傳」功能的孤寡老人們進行的。這種延續了幾十年的「日常」行為，比任何轟動傳媒的儀式更令人感到德國人以及不同黨派的歷屆德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真誠。

在反思納粹、反思極權主義災難中的一個重大的教訓，就是一些持守基本原則的重要。人們常常詫異於文明發達而且已經有過憲政民主經歷的德意志民族何以會拜倒在納粹的極權之下，這其中原因當然可以列舉多條。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基本共識問題。

構成魏瑪共和時期德國左右兩翼的主流思潮本是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納粹）雖然利用那時的社會問題增加了影響力，但在那次導致其上台的大選中它得到的選票也不過百分之三十幾。如果左右翼主流派聯手抵制納粹，它是不可能上台的。有人把納粹通過選舉上台當作「民主產生暴政」的例子。

「民*主產生暴政」的發生幾率並不大，更不是必然。但為什麼在德國確實發生了？

的確，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許多在凡爾賽體制下建立了憲政民主的國家，包括德、意、西班牙、匈牙利、波蘭、奧地利、羅馬尼亞等等，都出現了從民*主到獨裁的倒退。但是除了德國之外，絕大多數國家的倒退都是「革命」、軍事政變、外部干預等直接破壞民主的手段造成的，只有德國的確是通過「民主程序」完成這種倒退。

可見「民主產生暴政」的發生幾率並不大，更不是必然。但為什麼在德國確實發生了？主要原因就是那時的左右派都缺少底線共識。當時的德國左派內部，德共在斯大林指揮下把社會民主黨看成頭號敵人，謂之「社會法西斯主義」，而且認為這種「社會法西斯主義」比納粹更危險。

社會民主黨也拒絕與德共合作。而右派內部的自由民主派與保守派之間也是如此。更不要說左右派之間了。由於他們彼此敵對，票數分散，納粹才以少數票而成了第一大黨，進而取得政權。

後來人們汲取了這一教訓。曾經在法國大選中，具有新納粹性質的勒龐異軍突起，出人意料地擊敗社會黨成為第二大黨，頓時引起了左右派的共同警覺。雙方都把阻止新納粹上台作為底線，在決勝的第二輪投票中左派主流的社會黨號召自己的選民把票投給右派主流的保衛共和聯盟，使後者得以戰勝勒龐。

法國左右派對勒龐的這種一致態度並不是什麼彼此妥協，更不是什麼中間路線或「第三條道路」。在歷史上法國是出現過左右派妥協的，那時左右派聯合執政，為了合作雙方都不能不偏離原先立場而尋求一種大家都能接受的「中間」或「第三」立場。可是這次左右雙方並沒有成為執政聯盟，大選後社會黨仍然是保衛共和聯盟政府的反對黨，更沒有尋求什麼共同綱領。

雙方在大選中並沒有改變什麼——社會黨不反對勒龐就不成其為社會黨，正如保衛共和聯盟不反對勒龐就不成其為保衛共和聯盟，這種態度都是他們本身固有的，並不是向對方「讓步」的結果。他們雙方固有立場當然差異極大，但在反對新納粹方面有著「重疊共識」。「重疊」不是妥協，「共識」也不是「中線」，而是共同底線。

現代社會中的矛盾錯綜複雜，利益衝突與各種紛爭是難以避免的。但為了維持起碼的文明規則不崩潰，各方都應該持守某種共同的底線。守住了底線的社會可能並不完美，甚至可能是問題很多的社會，但底線一旦崩潰，那就不是什麼完美不完美的問題了。奧斯維辛以後，在這方面的教訓仍然在警示我們。

在這個話題無孔不入且熱愛閱讀的新媒體編輯部，我們經常在各種五花八門的公眾號上，遇到或曲高和寡或趣味小眾、但非常有意思的新鮮玩意兒。

現在，它們都將一一出現在這個欄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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