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出現在心理學教材里的人，後來的後來
菲尼斯·蓋奇（Phineas Gage）
1848年某天，在佛蒙特中部，新鐵路鋪到布萊克河床邊時，堅硬的河床令工作難以進行。當時人們的做法不是讓鐵路在峭壁間轉來繞去，而是炸開岩石，將道路鋪得更平坦。菲尼斯·蓋奇性格溫和，能力突出，當時負責填塞炸藥，為新鐵路線開闢道路。為了保證炸藥爆炸時的安全，填塞炸藥需要遵從嚴格的程序，程序的倒數第二步是用一個鐵棒夯幾下泥土，最後再點燃導火索。
當天下午4點，菲尼亞斯·蓋奇的助手還沒有掩埋好泥土，鐵棒沒有夯泥土，聽到有人叫他，他就不經意點燃了炸藥。填塞炸藥的鐵棒擊中他的面部，穿過他的腦組織，自頭頂穿出。鐵棒在頭部引起感染和膿腫，在沒有抗生素的情況下，當時醫生用外用消毒液消毒抗感染，而他竟然奇蹟般的倖存下來。
不過即使倖存，蓋奇的人格卻發生了改變。他的理智水平和行為表現得像個孩子，而充滿動物性的激情，與受傷之前的蓋奇相比，判若雲泥。蓋奇的案例經常被當作額葉受損影響人格的典型案例。然而，新證據被揭示以後，蓋奇的故事得到了重新評估。
他後來康復以後，作為馬車司機在智利開始工作。他的頭顱後來被博物館收藏。醫學影像學模擬了他受傷的情景，其大部分右額葉皮質幸免於難。照片證據表明，經歷過事故的蓋奇依然生龍活虎。但在許多心理學教科書當中，你並不能發現更新的案例：最近的分析顯示，很少有教科書會跟上新的證據。
Phineas Gage亨利·古斯塔夫·莫萊森（Henry Gustav Molaison）
為了保護他的隱私，在文獻中他經常被縮寫為H.M.
在H.M.27歲時，他的癲癇手術讓他患上嚴重的失憶。他是100多位心理學家及神經學家的研究重點，並被超過12000本期刊上的文章提及。
Henry Gustav Molaison
H.M.在被切除大部分雙側大腦的海馬組織後，幾乎不能延續長期的記憶（存在一些例外，比如1963年以後，他意識到，美國總統已經在達拉斯被刺殺）。他記憶缺失的極端情況令當時的專家感到驚訝，因為當時他們相信記憶遍佈於大腦皮層，切除部分腦組織並不能讓人記憶喪失。
在他死後，他享受到愛因斯坦般的待遇，他的大腦被仔細切割並保存起來，製成3D圖集。有一部電影改編自他的傳記《沒有記憶的人——他怎麼思考世界》（Permanent Present Tense, The Man With No Memory and What He Taught The World）。
維克多·萊沃爾涅（Victor Leborgn）
現在人們都認為語言功能由左側額葉皮質操控。但是，十九世紀早期，有關語言功能的一致看法就是其遍佈於大腦。
十八世紀有一個昵稱為Tan的法國人，他唯一能發出的聲音就是「Tan」（除了繞口令「sacre nom de Dieu」，法語，代表上帝神聖的名字），不過他的全名是維克多·萊沃爾涅。在1861年，51歲的Tan被轉介給著名神經學家保羅·布洛卡（Paul Broca），不久便去世。
布洛卡解剖了Tan的大腦，在其左側額葉發現損傷，如今這部分組織被稱為布洛卡區。根據Tan不能說話但能理解語言的癥狀，布洛卡判斷這一區域負責言語的產生。布洛卡嘗試說服同時代的人接受布洛卡區控制言語產生的事實。但幾十年來，除了Tan對科學的貢獻，人們對他所知甚少。
不過，在一篇2013年發表的論文中，居里夫人大學（Maria Curie-Sklodowska University）的塞扎里·多曼斯基（Cezary Domanski）揭露了Tan新的生平細節，他之所以能發出「Tan」音，是因為其出生地莫雷的附近有幾家製革廠（法語Tanneries）。
阿韋龍的野孩子（Wild Boy of Aveyron）
1800年，「阿韋龍的野孩子」被發現於法國西南部的阿韋龍森林，當時他十一、二歲左右，已經在野外生活數年。內科醫生讓-馬克·伊塔德（Jean-Marc Itard）稱其為維克多。對於心理學家及哲學家來說，維克多是自然或培育案例的一種「自然試驗」。在人一生的初期，如果缺乏與人類相處，會有怎樣的未來？
那些希望維克多體現出「高貴野蠻人」未受文明腐化這一觀念的人大失所望：維克多骯髒凌亂，在他站的地方大便，而且其行為基本由飢餓控制。
在被送到巴黎以後，維克多出了名，伊塔德開始教育和引導這個「野孩子」社交。這個項目取得了部分成功，維克多從未學會流利說話，不過他穿著得體，學會了良好的如廁習慣，能夠寫一些字母，以及掌握了對一些基礎語言的理解。
自閉症專家烏塔·弗里思（Uta Frith）認為，維克多可能是因為自閉症而被拋棄的，不過，或許我們永遠無法得知維克多的真實背景。他的故事在1970年被拍成法國電影《野小孩》，並且啟發了2004年的小說《野孩子》。
Wild Boy of Avey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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