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什麼從始自終只稱呼戴笠為「戴科長」？

原標題：蔣介石為什麼從始自終只稱呼戴笠為「戴科長」？

蔣介石以「戴科長」稱呼戴笠。蔣介石對戴科長的身影，自當是望斷朝暮，唯求情報多多益善。蔣介石稱謂屬下，或稱官銜，或稱別號，或稱兄道弟，因人因時不同，皆有一定之規。對陳誠、薛岳等人，直呼其字，稱辭修、伯陵；對何應欽、李宗仁等人，則在字後面加一「兄」字，稱敬之兄、德鄰兄；對李濟深、程潛等人，在字後面加「先生」二字，稱任潮先生、頌雲先生；對白崇禧、劉斐，直呼其職銜，稱白副總長、劉次長；對胡宗南，則稱宗南弟。獨對戴笠，始終以抗戰前他兼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時的職務呼之，一直貫穿抗戰時期終不改口。而在蔣委員長面前，戴笠則始終以「學生」「生」自稱。

戴笠不僅提供敵方情報，還親自在交戰區潛行密察，發現我方弱點、不當之處，加上自己的看法建議，隨時向蔣介石報告。

1938年底，戴笠秘密遊走於浙贛皖各地，偵察情報。他發現沿途有不少我軍碉堡，一旦碉堡被敵軍佔為據點，為其利用，勢必使我軍難於攻擊。於是連日電報蔣介石，建議拆除各地碉堡。道經江西上饒，戴笠看見當地警察由各鄉徵集壯丁從軍，壯丁們全部被繩索捆綁著。戴笠展開調查後發現，各縣徵集壯丁均是如此。他認為這樣的徵募方式，不僅「不能為抗敵之用」，而且「影響政治實大」，向身處漢口的蔣介石發出急電，彙報情況。

1939年10月，戴笠行至貴州鎮遠，來到第二俘虜收容所考察。收容所內有俘虜130餘人，其中有1名俄國人，5名中國人，其餘都是日本人。戴笠發現，5名中國人都是啞子，據傳是被敵人打毒針所致。戴笠於是電告蔣介石：「應飭令軍政部之衛生署及司法行政部之法醫研究所共同研究，並聘請中外醫藥專家詳細檢驗。如果敵用毒針殘害我同胞，實為國際宣傳之大好材料也。」又提出收容所環境不善，難以轉變俘虜思想：「被服極其缺乏，破軍毯舊軍服污穢不堪，室內又頗凌亂。雖有自治會之組織，毫無實際表現，各俘虜大都以麻雀圍棋為消遣，殊缺妥善之管教，不僅不能轉變其思想，且將對我益形輕視也。」

無論身在何處，戴笠對軍統局各路人馬的指令，對各地行政、軍事長官，或是聯絡或是預警的密電，無日沒有，無處沒有。他走到哪裡，電台就跟到哪裡；他想到哪裡，發報機的電鍵就追到哪裡。戴笠像是一隻服了嗎啡的蒼鷹，充分展開無線電波為強健的大翅，無休不倦地盤旋在遼闊的抗日戰場上，一邊緊盯著變幻的山形水色，一邊保持著隨時向下俯衝的姿態。

抗戰期間，軍統的情報組織遍布全國，遠及國際，在國外設有星州、菲律賓、緬甸、泰國、越南等組。位於中國西部的印度次大陸，也為戴笠高度關注。抗戰開始後，印度的戰略地位與價值凸顯。當時印度仍在英國控制之下，對印情報工作涉及中英關係，內容複雜而敏感，戴笠對傲慢的英國人向無好感，曾向宋子文說起與英國情報組織合作的狀態：「英方無誠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當之供給，特務又不能公開教授，且在我國內各戰區籍合作名義自由活動，搜集情報，實違反合作協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進行。」1942年12月，在中美兩國合作修建中印公路期間，軍統局趁機向印度大舉滲入，戴笠親自前往印度布置情報網路，印度站下設德里、孟買兩個分站。他指示：「本局在印度之工作，東起孟加拉國灣，西迄阿拉伯海，都應當密派人員建立組織，對整個局勢發生瞰製作用，期能對歐亞兩大軸心國在中東之會師，預為防制。」此後，又在加爾各答建立了工作站，並在全印境內廣設據點。一時間，軍統地下情報網，遍及阿薩姆小村與新舊德里大市，遠及錫蘭及馬達加斯加。

1943年8月，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由美來華，途中在印度停留。其間去加爾各答，經北方邦東南部城市、印度教聖地之一的阿拉哈巴德，下車在月台上散步時，被一不明身份的人連砍二刀，一刀在大腿，一刀在左臂。梅樂斯與其搏鬥時，一腳踹在對方下巴上，致使對方咬斷自己一小段舌頭。趁著茫茫夜色，兇手跌跌撞撞地鑽進一列停靠的列車下，梅樂斯不敢再追。美國海軍駐加爾各答的聯絡官，幫梅樂斯找來一名醫生，把他傷口中一片斷在裡面的刀刃挑出來。梅樂斯將那小半段舌頭和刀刃，交給了軍統駐加爾各答的代表。

梅樂斯幾乎一身繃帶地來到重慶。「我起初認為，戴將軍大概對於我在印度的遭遇，不會怎麼太關心，想不到他關心得很」。戴笠嚴令部屬，一定要把行兇者查出來。結果，在當年印度近四億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只花了兩周時間，就鎖定刺客——乃是一個有一半中國血統、一半韓國血統，在山東煙台附近一所日本人辦的間諜學校里訓練出來的間諜……梅樂斯在其回憶錄《另一種戰爭》中感嘆：「想不到戴將軍的手臂竟然伸得如此之長！」

抗戰中期，我國東南沿海港口全為日軍佔據，對外聯絡、重要的軍民用物資運送，全靠唯一的陸上通道——滇緬公路，緬甸對於中國抗戰具有戰略要衝的重要意義。戴笠預先布子，抗戰前已在緬甸首都仰光、北方重鎮臘戌設有軍統站；以西南運輸處的兩處分公司名義對外，一邊主持重要物資內運，一邊搜集情報，聯繫在緬北的軍統游擊隊。近幾年，媒體對滇緬戰場上國軍部隊浴血奮戰的抗日事迹，報道頻頻，也是圖書、影視劇領域的熱門題材。尤其是那些流落異國、苦難一生的國軍老兵，在公益人士的幫助下終於回到故土，一下拉近了國人與70多年前那場戰爭的情感距離。而在蒼茫歷史中，現實比想像複雜得多。在戰爭期間，軍統特工對雲南怒江前線部隊展開調查。1943年7月17日，戴笠急呈蔣介石一封抬頭為「請嚴查各師缺額並嚴格取締官兵走私」的電報。這封電報讓我們看到，現實並非歌曲里唱的「太陽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瑪瑙在一起」，而是太陽和黑子在一起，珍珠和沙礫在一起，甚至是最光明的和最黑暗的在一起：

今年2月間，何總長由印度過昆明召集在滇中央各軍師長會議時，各師長提出報告，皆稱各師現有戰鬥士兵八九千人，87師師長張紹勛為人爽直，席間照實報告該師僅有戰鬥士兵五千人，並以戰線過長，請求補充。何總長以各師皆有八九千人，該師獨僅有五千人，缺額過大，加以責備。實則各師士兵缺額均甚巨大，如36師現在騰北一帶游擊，實數僅約四千人，88師現任怒江西面防務，實數僅約四千五百人，87師現任怒江正面防務，其戰鬥士兵有五千人，尚較其他各師為多。但其他各師師長所報之人數，均非實在之數目也。

又查怒江前線各駐軍官兵，現多勾結商人，走私運貨。目前敵人缺乏食鹽，商人將食鹽由下關、保山等地運至前線後，則勾結當地駐軍官兵，送過怒江，換得棉紗布疋而回，交易地點有五、六處之多，但敵人狡猾異常，月前曾有我方軍官五、六人，因販賣食鹽，私渡怒江，被敵發覺虜去。今年5月間，怒江西面馬面關之失，亦因敵人利用走私道路，化裝商人，乘隙侵入。查各師缺額過大，影響作戰實力，官兵走私運貨，每予敵人以可乘之機。當此怒江西岸敵人常思蠢動之際，上述情形，深可憂慮，似應一面嚴格查驗各師缺額，加以補充，並從嚴取締官兵走私，以免貽誤大局。

該電報所指怒江前線部隊兩大問題——軍官普遍吃空餉，勾結商人向敵占區走私，實是抗戰期間國軍普遍性的劣行頑疾。戴笠向蔣介石所指滇緬戰場腐化墮落之嚴重，更是令人髮指——怒江前線關乎抗戰大後方之安危，各師官長為吃空餉，竟不顧國脈存亡，坐視部隊半數戰力缺損而拒絕補員。

類似情報並非個案。1942年夏，日軍大本營決定摧毀浙贛兩省中國軍隊機場，打通浙贛鐵路，史稱「浙贛會戰」。以顧祝同為總司令的國軍第三戰區雖予以狙擊，使日軍傷亡1.7萬人，但日軍仍然基本達到沒收和破壞鐵路設施和器材、搶掠物資、擄劫青壯年等「以戰養戰」的目標。顧祝同在抗戰期間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兼江蘇省主席。在黃埔嫡系將領中，顧祝同初為「八大金剛」之一，後又列名「五虎上將」之一，在國民黨軍政高層里，有「軍中聖人」之稱。一句話，他是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親信中的親信。

然而，戴笠並不把這位「嫡系」「親信」放在眼裡。在戰役期間的6月1日，戴笠就致電蔣介石，彙報第三戰區作戰部隊的軍紀渙散情形：

各級官長大都有家眷隨身。日來，各部隊眷屬均向江山浦城一帶遷移，行李甚多，大都派兵護送，沿途拉夫，到處佔住民房，查軍隊原有軍鹽發給，今則所過地方，則強要地方供給食鹽，而以所領軍鹽高價出售。因是各縣鄉鎮保長，均有無法供應之痛苦。

戰事結束的6月24日，戴笠又致電胡宗南（其時蔣介石在西安胡處），全無顧忌，直抵要穴，讓「馭將之才」「軍中聖人」情何以堪。電報稱：

此次三戰區戰事之失敗，完全因生活優裕，官兵均無鬥志也。三分校學生……到處拉夫、鳴槍示威；前線退下之士兵，則到處搜劫；高級軍官平日，甚（至）有派副官赴上海接女子來玩者。

如《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中所說：「抗日戰爭使得全國在蔣的領導下空前團結，這似乎也助長了蔣的獨裁傾向……蔣介石明顯開始把自己看作是國家意志的化身了。與蔣意見相左，或是對立，則被視為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這樣的行為，尤其容易引起蔣的憤怒。顯而易見的是，蔣被一群唯唯諾諾的下屬包圍起來，沒人願意向他透露不好的消息。」

楚王好細腰，宮女「虛減宮廚」，亦有狷介如李商隱者，敢問「未知歌舞能幾時」。不過，李商隱是在幾百年後的一首詩中發問，而戴笠則與「校長」僅僅隔著一張電文的距離。在他眼裡，校長至上，但國家前程、民族命運也大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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