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故宮館藏看雍正朝琺琅彩瓷的發展
琺琅彩瓷是清康雍乾三朝所推廣的畫琺琅系列產品之一，溯本追源，它的出現與流行與康熙朝時西方畫琺琅成品隨著傳教士引進清宮，生產技術備受康熙皇帝重視，甚至於進一步想要研發、加以超越的企圖心息息相關。雖然康雍乾三朝畫琺琅的發展因三皇帝意向不同而略有差異。然而，整體而言，緊接於康熙朝之後的雍正朝，從技術與裝飾紋樣兩個面向來觀察，堪稱正處於一個傳承、突破與轉折的發展階段。
清雍正琺琅彩瓷花竹圖盤
清雍正琺琅彩瓷紅地翠竹碟
根據傳教士書簡記載，雍正皇帝和怡親王允祥踵繼康熙皇帝的腳步，仍然持續督促西洋傳教士畫琺琅，並且同樣以突破技術、產燒更精美的畫琺琅器作為目標。透過檔案記事，可以了解他們試燒琺琅彩瓷的經過。如雍正二年（1724）：「怡親王交填白脫胎磁酒杯五件、內二件有暗龍、奉旨此盃燒法琅欽此。（於二月二十三日燒破二件總管太監啟知）怡親王奉王諭：其餘三件爾等小心燒造，遵此。（於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磁畫法琅酒盃三件）怡親王呈進」。甚至於雍正四年（1726）皇帝亦親自對景德鎮御窯廠燒的兩件「紅磁白里暗花茶圓」，發出：「此茶圓系江西燒造瓷器處進來的，釉水顏色俱好，但落款胎骨還糙，爾將此茶圓發往江西燒造瓷器處。傳旨給年希堯，此二件茶圓若補得落款即落款，若不能補落得款便罷。此茶圓兩件內，淡紅色的更好，燒造時著他仿淡紅色的燒造。茶圓其底不必燒紅色，仍要白底落款，不獨此茶圓，他先帶去的樣內，好款式的盤碟具燒造些，胎骨具要精細。再朕聞得磁器胎骨過三年以後燒造更好，將此原故亦傳給年希堯知道，欽此。（於十二月十四日將紅磁白里暗花茶圓二件，並知會說帖一張交年希堯家人鄭旺持去訖）」，以及雍正四年也降旨將「法琅花抹紅地」酒圓視為頭等文物，反應出雍正皇帝不僅相當關心琺琅彩瓷，同時也相當重視紅地琺琅彩瓷的技術。
清雍正琺琅彩瓷孔雀圖碗
清雍正琺琅彩瓷藍鵲竹石碗
雍正六年《活計檔》也記錄怡親王要求「造辦處收貯的料內月白色，松花色有多少數目，爾等查明回我知道，給年希堯燒磁器用」。而說明景德鎮御窯廠至少曾經使用月白和松花兩色琺琅料燒造瓷器。據此，對照唐英（，1735中，有「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琺琅畫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的記載，更能明白雍正朝時已將景德鎮御窯廠燒造，風格與琺琅彩瓷相仿的一類作品稱之為「洋彩」。同時，因唐英前往御窯廠監造燒瓷前，曾參與怡親王主持的煉料計畫，故讓筆者以為也見於中的「西洋黃色器皿」、「西洋綠色器皿」和「新制西洋紫色器皿」等三個品類，因分別能與宮中畫琺琅使用的「黃色」、「綠色」和「深葡萄紫色」琺琅料相呼應，反映出御窯廠燒造洋彩瓷器，是以追仿和琺琅彩瓷同等效果作為訴求。
清雍正琺琅彩瓷五色牡丹碗
同時，煉料成功之前，從《活計檔》記事中也能追溯出使用進口琺琅料的經過；如雍正元年（1723）庄親王遣人送呈「西洋法琅顏色二匣」，雍正四年（1726）海望將配燒琺琅的「四色法琅四塊」交給唐英。雍正五年（1727），皇帝降旨收貯琺琅料。對於調和劑的使用，剛煉料完成時候，怡親王仍然以西洋人慣用的多爾那門油來調料，但至雍正九年（1731）不僅在圓明園中「為燒琺琅活計立窯」，同時滿毗也使用芸香露在瓷碗上畫琺琅。此一轉折透過乾隆八年（1743）中有關「圓琢洋彩」項下有「所用顏料與琺琅色同，其調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膠水，一用清水」的陳述，也得知源自於雍正朝造辦處使用的調合劑，日後也傳承至乾隆朝，並影響到景德鎮官窯的產造。
清雍正琺琅彩瓷五倫圖碗
雍正皇帝關注紅色琺琅料，其實與康熙朝畫琺琅創燒之際嘗試研發從西洋傳入以金髮色的技術密切相關。清宮剛開始試燒琺琅彩瓷時，因必須在瓷胎上施塗原使用於金屬胎上的琺琅料；加上該時造辦處尚未能自行煉料，需要仰賴進口，同時也使用明朝以來透過不通順色料相互混合以創造出更多的顏色。在以西洋技術為前導下，一類以金髮色的金紅彩，因前所未見，遂對清宮造成極大的衝擊。根據王竹平研究，在琺琅彩瓷上看到的粉紅色琺琅料其實是紅玻璃加透明玻璃所形成的效果。但相對於清宮，十八世紀歐洲使用於陶瓷器上的粉紅色琺琅料，採用王水溶解黃金後所產生含有氯化金的溶液，再加入含錫化合物後，經過兩者混融化學變化產生帶紫紅色光澤的金粉；利用此一金粉再於透明玻璃基礎配方一起燒煉即可得到紅玻璃。此一以金髮色使之產生紅玻璃的技術，西方至十七世紀下半葉已發展成熟。
這項技術與清宮的關聯，透過康熙五十五年（1716）廣東巡撫楊琳奏送廣東技師潘淳和楊士章進宮，以及他們隨行所攜帶包含「並潘淳所製法桃紅顏色的金子攙紅銅料等件」和「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畫、未燒金鈕抷」的物件等，及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楊琳仍然持續為造辦處尋覓煉料人才，上奏推薦廣州監生龍洪健，民人林朝鍇、何嘉璋等，以及他們煉就的紅、白兩色琺琅料，明顯地反應出康熙皇帝嘗試開發本土粉紅或紅色琺琅料的經過。
清雍正琺琅彩瓷虎丘山水碗
同樣地，在清宮擔任技術指導的西洋技師陳忠信寫信回國要求寄送「裝在錫紙鐵盒裡的一盎司胭脂紅」到中國，而透露出他可能也想在清宮試驗以氯化亞錫來燒煉金紅彩，但銀追溯不到最後結果，所以也無法判斷清宮是否曾經使用西洋金紅彩。但廣東匠人潘淳在色料中攙加金子製成的「桃紅顏色的金子攙紅銅料」，或龍洪健等人擁有的燒煉技術，因在清朝本土研發完成，故而可將之視為是深受西洋以金髮色概念啟發而應運出現的技術和在該一技術下配製而出的琺琅料。由此可見，流露於《活計檔》記事中，雍正皇帝和怡親王紛紛關注紅料器的燒造，甚至於煉料成功後，仍然要求學配紅色琺琅料，正是延續自康熙朝以來力求突破的一種想法。
清雍正 琺琅彩瓷青山水碗
據此看台北故宮收藏的胭脂紅彩瓷器，不免令人產生或與之相關的聯想。以兩件外壁畫有藍料團「壽」字，器底同樣使用藍料寫「成化年制」款的胭脂紅彩碗為例，因在顯微觀測下，除能於釉中發現金子成分外，其使用於寫款、書銘的藍色琺琅料，燒後特質也和康雍兩朝琺琅彩瓷的藍料款相似。加上北京故宮收藏有帶「大清康熙年制」款的金地藍團壽字酒盅、瓷盤，以及康熙朝青花瓷器上看得到相似的團壽字裝飾紋樣，故讓筆者以為風格與之相似的暗八寶團壽字胭脂紅彩碗應可看成是康熙朝試驗本土粉紅色琺琅料下燒制的作品。
清雍正琺琅彩瓷青山水盤
同樣兩件內里施白釉，外罩胭脂紅彩的酒圓，因能與雍正二年怡親王拿酒圓試燒畫琺琅；和雍正四年雍正皇帝表達不喜酒圓外底施彩的記事相呼應。以及該兩件作品皆使用康熙朝以來的吹釉技法施彩，致使器表彩料深淺不勻。特別是其中一件內底還見有紅、綠兩色琺琅料畫成的折枝花卉，其筆法細緻、風格秀巧近似雍正朝琺琅彩瓷的裝飾風格，同時施於器表的粉紅色彩料也含金等；在顯示這兩件胭脂紅彩酒圓亦當屬於研發金紅彩下的產物。
順此脈絡，傳世收藏於台北與北京故宮帶「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青花款的胭脂紅釉杯、碗、瓶等，應可視為是同一緣由下由御窯廠產燒，具有追求和粉紅色琺琅彩同等效果的成品。雖然目前未能證實該些作品釉中是否含有金屬成分，但對唐英中所登錄的「西洋紅色器皿」，大約可以從源自西洋或試圖效仿西洋呈色的紅彩（粉紅、桃紅、胭脂紅）系列，因有追仿以金髮色的淵源，故亦被置於「西洋」項下來理解。相似的狀態，亦反映在清佚名《南窯筆記》中：「今之洋色，則有胭脂紅、羌水紅，皆用赤金與水晶料配成，價甚貴」的觀點。然而值得留意的是，雍正朝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年希堯其實曾經擔任廣東巡撫，不知是否因為這層因素，使得康熙朝以來以廣東地區為主，代為覓匠、辦料，甚至於研發、試燒相關產品以配合清宮畫琺琅作的生產，至雍正朝也逐漸拓展至景德鎮。
清雍正琺琅彩瓷黃地蓮花碗
版權聲明：本文節選自《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琅彩瓷》，作者余佩瑾，如涉及到版權問題請及時聯繫一品雅集，同行轉載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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