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120周年回看｜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原標題：戊戌變法120周年回看｜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清德宗(光緒)皇帝發出《明定國是》詔，即日起正式開始戊戌變法。時隔五天（6月16日），光緒召見康有為，推進變法。到9月21日，西太后還宮「訓政」，光緒被關入瀛台，前後103天。「百日維新」速興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場變法為何最終失敗？它給中國帶來什麼？120年後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啟示？請繼續跟隨歷史學家唐德剛穿越「歷史三峽」，探尋歷史真諦。
維不了新、變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爐、天雨似醬缸」的北京城，是炎熱難當的。可是這個季節卻正是我們那位可敬可愛、也可嘆可悲的年輕皇上，為國為民而疲於奔命的時候。為著推動他的變法改制，他三天兩天都要從那時的紫禁城、今天的故宮趕往頤和園，向太后請示。（可憐的光緒爺是沒有空調汽車的。）
自他於6月11日（陰曆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國是詔》之時起，到9月21日（陰曆八月初六），西太后還宮「訓政」，把他關入瀛台止，前後103天，光緒帝去了12次頤和園，每次駐留三數日。至於他們母子之間交談的實際情況，外人固無由得知，但是這位年輕皇帝苦心孤詣懇求的改革，太后不同意，致其每遭訓斥，則盡人皆知。等他回到宮中，詔書雖一日數下，而朝臣則對他拖延時日，拒不回報；疆吏（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唯一例外）對他則陽奉陰違，甚至陰違陽亦不奉。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苦衷和借口。蓋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撫的行動，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馬首是瞻，而這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則是頑固派的總頭頭。他仗著太后的權威，對光緒簡直公開抗命。他認為皇帝年輕無知、任性胡鬧，因此不但把光緒所有的詔命都當作耳邊風，而且糾合朝中保守要員剛毅等加油添醋地向頤和園打小報告，聯銜籲請太后回朝訓政，恢復垂簾，以遏亂萌。——這當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於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驟當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難。就以「廢八股改策論」這一考試新政來說吧！八股是空話，策論還不是空話？然寫八股文要讀聖賢書，還有個「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寫「黨八股」式的策論則並此而無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個老實的浙江學政陳學棻上奏說：「改試策論，閱卷艱難，不如八股之易。」光緒覽奏不悅說：「陳學棻既不會看策論，可無庸視學。」就把他撤差了。其實如把康有為放出去做學政，以他那一點點的所謂西學知識，恐怕他對策論考卷的批閱，也沒個取捨的標準呢！
梁啟超說，開明而通時務的達官如張之洞，也深知廢八股為變法之第一事，然張氏亦不敢輕言取消八股。因為他深「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以上均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這本來是關係到國內數百萬知識分子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哪兒是空談變法「主義」，所可解決的呢？徒足製造「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的廢八股改策論的「新政」，究竟能派啥用場呢？
再說改廟宇辦學堂吧！當時那幾十萬座廟宇，幾百千萬佛道各教的神職人員，也都非等閑之輩，哪兒能只憑一紙上諭、兩頁公文就可以把他們趕出廟門，還俗結婚呢？縱使能廢廟辦學，則經費、師資、課程、學童哪裡來，也非朝夕之功。至於康氏所想像的「舉行地方自治」，更屬空中樓閣。光緒爺要在100天之內就可以改舊換新，搞出個奇蹟，豈不是痴人說夢？
總之，長話短說，我民族的歷史走進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積重難返。我們的國家機器已全部銹爛，無法修復。我們的社會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醫藥罔效。所以在許多激烈的志士看來，其徹底解決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斷根，憐憫殺人，槍斃了事。孫中山先生說「破壞難於建設」，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壞未竟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變法是我國3000年歷史中，在商鞅（約公元前390—前338）、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王安石（1021—1086）之後，幾個驚人的變法運動之一。
商鞅「作法自斃」終遭「車裂」（四五部馬車或牛車把他拉裂成幾條肉塊），死得最慘；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條主義，結果也被砍頭；王安石以舊瓶裝新酒，用已銹爛的國家機器，來改造積重難返的大病態社會，他能保全了首級，也算是「命大」。
至於康有為戊戌變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遠，史料齊全。如在水晶球內，事實昭然；而載湉康梁、慈禧榮祿，威權久泯，恩怨已斷。當今史家，如熟悉史實，剔除成見，未始不能作論定之言，以彰史跡而戒來茲。筆者不揣淺薄，試做此想，曾為這樁公案，謄出四章，凡數萬言，以窺其堂奧。長話短結，試問戊戌變法在歷史上，究竟應該怎樣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長逾150年的中國近代史，在社會發展的性質上，原是一部「轉型史」——從中古東方型的社會，轉入現代西方型的社會。這一轉型自鴉片戰爭開始，但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徘徊於中古邊緣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艱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時的光緒爺要把這百年難變之「型」，而變之於指顧之間，其必然失敗，實無待多費筆墨。把這一現象「概念化」一下，我們可以說：「戊戌變法之失敗」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但是歷史上的「必然」，往往又為「偶然」所左右。因為失敗的時間和空間、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響……在在都決定於「偶然」因素。這些「偶然」有時也就「必然」地成為下一階段歷史發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敗」和「局部失敗」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間，對下一階段歷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敗於「百日」和失敗於「十年」，也都是人為因素的「偶然」，但是這不同長短的時間，對於下一階段基因的發展，也就「必然」有決定性的影響。
研究戊戌變法，我們之所以要用兩篇篇幅來解剖康有為一人，正是因為左右這個歷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為這個「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為換成康無為，則戊戌變法這段歷史失敗的過程和它對下一階段所發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在這段歷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理論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為在這三方面，連最起碼的條件亦不具備。因為生為現代中國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的見識和學養實應兼跨古今兩代和中西兩型。康氏對西學那一點點粗淺的認識，不但跨不過這兩條鴻溝，而且他強不知以為知，適足以為害。
至於康有為的漢學，他的火候可還在梁漱溟、錢賓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條主義的大錯。康作詩說：「良史莫如兩司馬，傳經唯有一公羊。」兩千年舊史都趕不上兩司馬，可能是事實。傳經唯有一公羊，從今文家觀點出發，也沒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說。百家爭鳴，原是盛事。他千不該萬不該的是，不該真來搞個通經致用，以死硬的教條主義來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條主義，而能虛懷若谷地與以張之洞、翁同龢為首的開明派合作，則變法維新亦有其建設性，而不致走上後來頑固派獨大的局面。教條主義之為害中國，康有為是始作俑者。——這也是個歷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論家、思想家也就罷了，康有為至少可以做個民胞物與、襟懷豁達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沒有做政治家的稟賦。他生就是個驕傲不群、木訥乖僻，而又頑固急躁的知識分子。他19歲結婚，我國千年舊俗，花燭之夕，親友們熱鬧一番，鬧鬧新房，也是常事。而他這個乖僻的新郎，卻不許鬧新房，弄得頗失親友之歡。那時有為篤信周禮，一切要按「禮」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結苫廬，縗經白衣不去身，終年不食肉。他自記說：「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逾。」但是他自己也說，他這樣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誇「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別人如何批評呢！
記得清人筆記亦嘗記有某翁，因篤信「正心誠意」之說，他「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也要在日記里「正心誠意」地記錄下來。康有為正是這樣木訥乖僻之人。
這種少年康有為形態的知青，我們小中大學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本不應彼此相強。但是這種人就不能當「公關」，尤其是不能做政黨的黨魁了。
有為青年期，在一再「鄉試不售」的沮喪心情之下，也曾習禪打坐，誦佛道經典以自遣。有時竟弄到「哭笑無常」的程度。這也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自編年譜）得知。「哭笑無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現象。據心理醫師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現象為不正常而求醫，則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變成「瘋子」。做瘋子仍可做大學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瘋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國明、清兩代舊俗，考生進學或中舉點進士，都要拜主考官為「房師」，以報答主考官對他才華和學問的賞識。可是康氏驕傲成性。他要孫中山拜他為師，他自己則拒絕拜自己的主考官為師，弄得狂名滿天下。最後應朋友之勸，康氏總算拜他的鄉試主考官許應騤（後任禮部尚書）為房師。但他們師生的關係卻弄得形同水火。其後維新期間，對康氏痛心疾首，而參劾最厲的也正是許氏。許氏之劾康，與其說是由於意蒂牢結（ideology），倒不如說是感情用事。據說康亦慫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個火上加油的筆墨官司。光緒袒康革許，斯為光緒親政之後，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後帝後兩黨之水火，就更無法收拾了。
據說康有為於6月16日光緒召見之時，在「朝房」（等候召見的地方）與榮祿不期而遇。二人談到變法。榮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有為憤然回答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我們在一百年後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時的榮祿有力足以殺康，而康絕無力量可以誅榮。在這百日維新剛啟幕之時，康對舊派第一號大頭頭，作此毫無必要的憤激之言，也可想見他在處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訥了。
總之，戊戌變法實在是我國近代史中，繼「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而來的第一個「政治現代化」（也可說是清末的「第五個現代化」吧），但是這個運動不但未能領導我們的政治體制前進一步，反而倒退了數十年。胡為乎而然呢？
我們知道戊戌變法主要的推動者是光緒皇帝。若以《春秋》的標準作「誅心之論」，要從為國為民、犧牲小我的動機著眼，光緒帝這位愛國青年，實在是我國歷史上極少有的「堯舜之君」。但是光緒帝畢竟是長於深宮之中，受制於無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個兒皇帝。經驗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應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像蔣經國那樣——然後才能試行變法。縱使時機發展至法有可變之時，也應分為輕重緩急次第施行。詔書一日數下，朝野莫知所適，也不是個辦法。不幸這位年輕皇帝，顯然感到國亡無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軍師謀臣，應該有見及此。不幸康某木訥執拗，識見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於幼主。——言念及此，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為實在只是一位狗頭軍師。他不能擔當推行政治現代化的天降大任，而開了倒車。
值此2000年未有的轉型期，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總應略通古今之變，粗識中西之長，虛懷若谷，慎重將事。君子誤國，其害有甚於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鑒往知來。摩挲舊史，涉獵時文。擲筆几上，吾欲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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