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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120周年回看|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原標題:戊戌變法120周年回看|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120年前即1898年的6月11日,清德宗(光緒)皇帝發出《明定國是》詔,即日起正式開始戊戌變法。時隔五天(6月16日),光緒召見康有為,推進變法。到9月21日,西太后還宮「訓政」,光緒被關入瀛台,前後103天。「百日維新」速興速亡。站在今天回看120年前,那場變法為何最終失敗?它給中國帶來什麼?120年後我們能從中得到什麼啟示?請繼續跟隨歷史學家唐德剛穿越「歷史三峽」,探尋歷史真諦。


維不了新、變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爐、天雨似醬缸」的北京城,是炎熱難當的。可是這個季節卻正是我們那位可敬可愛、也可嘆可悲的年輕皇上,為國為民而疲於奔命的時候。為著推動他的變法改制,他三天兩天都要從那時的紫禁城、今天的故宮趕往頤和園,向太后請示。(可憐的光緒爺是沒有空調汽車的。)


自他於6月11日(陰曆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國是詔》之時起,到9月21日(陰曆八月初六),西太后還宮「訓政」,把他關入瀛台止,前後103天,光緒帝去了12次頤和園,每次駐留三數日。至於他們母子之間交談的實際情況,外人固無由得知,但是這位年輕皇帝苦心孤詣懇求的改革,太后不同意,致其每遭訓斥,則盡人皆知。等他回到宮中,詔書雖一日數下,而朝臣則對他拖延時日,拒不回報;疆吏(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唯一例外)對他則陽奉陰違,甚至陰違陽亦不奉。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苦衷和借口。蓋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撫的行動,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馬首是瞻,而這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則是頑固派的總頭頭。他仗著太后的權威,對光緒簡直公開抗命。他認為皇帝年輕無知、任性胡鬧,因此不但把光緒所有的詔命都當作耳邊風,而且糾合朝中保守要員剛毅等加油添醋地向頤和園打小報告,聯銜籲請太后回朝訓政,恢復垂簾,以遏亂萌。——這當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於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驟當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難。就以「廢八股改策論」這一考試新政來說吧!八股是空話,策論還不是空話?然寫八股文要讀聖賢書,還有個「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寫「黨八股」式的策論則並此而無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個老實的浙江學政陳學棻上奏說:「改試策論,閱卷艱難,不如八股之易。」光緒覽奏不悅說:「陳學棻既不會看策論,可無庸視學。」就把他撤差了。其實如把康有為放出去做學政,以他那一點點的所謂西學知識,恐怕他對策論考卷的批閱,也沒個取捨的標準呢!


梁啟超說,開明而通時務的達官如張之洞,也深知廢八股為變法之第一事,然張氏亦不敢輕言取消八股。因為他深「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以上均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這本來是關係到國內數百萬知識分子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哪兒是空談變法「主義」,所可解決的呢?徒足製造「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的廢八股改策論的「新政」,究竟能派啥用場呢?

再說改廟宇辦學堂吧!當時那幾十萬座廟宇,幾百千萬佛道各教的神職人員,也都非等閑之輩,哪兒能只憑一紙上諭、兩頁公文就可以把他們趕出廟門,還俗結婚呢?縱使能廢廟辦學,則經費、師資、課程、學童哪裡來,也非朝夕之功。至於康氏所想像的「舉行地方自治」,更屬空中樓閣。光緒爺要在100天之內就可以改舊換新,搞出個奇蹟,豈不是痴人說夢?


總之,長話短說,我民族的歷史走進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積重難返。我們的國家機器已全部銹爛,無法修復。我們的社會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醫藥罔效。所以在許多激烈的志士看來,其徹底解決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斷根,憐憫殺人,槍斃了事。孫中山先生說「破壞難於建設」,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壞未竟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變法是我國3000年歷史中,在商鞅(約公元前390—前338)、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王安石(1021—1086)之後,幾個驚人的變法運動之一。

商鞅「作法自斃」終遭「車裂」(四五部馬車或牛車把他拉裂成幾條肉塊),死得最慘;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條主義,結果也被砍頭;王安石以舊瓶裝新酒,用已銹爛的國家機器,來改造積重難返的大病態社會,他能保全了首級,也算是「命大」。


至於康有為戊戌變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遠,史料齊全。如在水晶球內,事實昭然;而載湉康梁、慈禧榮祿,威權久泯,恩怨已斷。當今史家,如熟悉史實,剔除成見,未始不能作論定之言,以彰史跡而戒來茲。筆者不揣淺薄,試做此想,曾為這樁公案,謄出四章,凡數萬言,以窺其堂奧。長話短結,試問戊戌變法在歷史上,究竟應該怎樣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長逾150年的中國近代史,在社會發展的性質上,原是一部「轉型史」——從中古東方型的社會,轉入現代西方型的社會。這一轉型自鴉片戰爭開始,但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徘徊於中古邊緣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艱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時的光緒爺要把這百年難變之「型」,而變之於指顧之間,其必然失敗,實無待多費筆墨。把這一現象「概念化」一下,我們可以說:「戊戌變法之失敗」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但是歷史上的「必然」,往往又為「偶然」所左右。因為失敗的時間和空間、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響……在在都決定於「偶然」因素。這些「偶然」有時也就「必然」地成為下一階段歷史發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敗」和「局部失敗」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間,對下一階段歷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敗於「百日」和失敗於「十年」,也都是人為因素的「偶然」,但是這不同長短的時間,對於下一階段基因的發展,也就「必然」有決定性的影響。


研究戊戌變法,我們之所以要用兩篇篇幅來解剖康有為一人,正是因為左右這個歷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為這個「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為換成康無為,則戊戌變法這段歷史失敗的過程和它對下一階段所發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在這段歷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理論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為在這三方面,連最起碼的條件亦不具備。因為生為現代中國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的見識和學養實應兼跨古今兩代和中西兩型。康氏對西學那一點點粗淺的認識,不但跨不過這兩條鴻溝,而且他強不知以為知,適足以為害。


至於康有為的漢學,他的火候可還在梁漱溟、錢賓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條主義的大錯。康作詩說:「良史莫如兩司馬,傳經唯有一公羊。」兩千年舊史都趕不上兩司馬,可能是事實。傳經唯有一公羊,從今文家觀點出發,也沒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說。百家爭鳴,原是盛事。他千不該萬不該的是,不該真來搞個通經致用,以死硬的教條主義來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條主義,而能虛懷若谷地與以張之洞、翁同龢為首的開明派合作,則變法維新亦有其建設性,而不致走上後來頑固派獨大的局面。教條主義之為害中國,康有為是始作俑者。——這也是個歷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論家、思想家也就罷了,康有為至少可以做個民胞物與、襟懷豁達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沒有做政治家的稟賦。他生就是個驕傲不群、木訥乖僻,而又頑固急躁的知識分子。他19歲結婚,我國千年舊俗,花燭之夕,親友們熱鬧一番,鬧鬧新房,也是常事。而他這個乖僻的新郎,卻不許鬧新房,弄得頗失親友之歡。那時有為篤信周禮,一切要按「禮」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結苫廬,縗經白衣不去身,終年不食肉。他自記說:「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逾。」但是他自己也說,他這樣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誇「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別人如何批評呢!


記得清人筆記亦嘗記有某翁,因篤信「正心誠意」之說,他「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也要在日記里「正心誠意」地記錄下來。康有為正是這樣木訥乖僻之人。


這種少年康有為形態的知青,我們小中大學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本不應彼此相強。但是這種人就不能當「公關」,尤其是不能做政黨的黨魁了。


有為青年期,在一再「鄉試不售」的沮喪心情之下,也曾習禪打坐,誦佛道經典以自遣。有時竟弄到「哭笑無常」的程度。這也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自編年譜)得知。「哭笑無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現象。據心理醫師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現象為不正常而求醫,則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變成「瘋子」。做瘋子仍可做大學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瘋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國明、清兩代舊俗,考生進學或中舉點進士,都要拜主考官為「房師」,以報答主考官對他才華和學問的賞識。可是康氏驕傲成性。他要孫中山拜他為師,他自己則拒絕拜自己的主考官為師,弄得狂名滿天下。最後應朋友之勸,康氏總算拜他的鄉試主考官許應騤(後任禮部尚書)為房師。但他們師生的關係卻弄得形同水火。其後維新期間,對康氏痛心疾首,而參劾最厲的也正是許氏。許氏之劾康,與其說是由於意蒂牢結(ideology),倒不如說是感情用事。據說康亦慫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個火上加油的筆墨官司。光緒袒康革許,斯為光緒親政之後,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後帝後兩黨之水火,就更無法收拾了。


據說康有為於6月16日光緒召見之時,在「朝房」(等候召見的地方)與榮祿不期而遇。二人談到變法。榮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有為憤然回答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我們在一百年後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時的榮祿有力足以殺康,而康絕無力量可以誅榮。在這百日維新剛啟幕之時,康對舊派第一號大頭頭,作此毫無必要的憤激之言,也可想見他在處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訥了。



總之,戊戌變法實在是我國近代史中,繼「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而來的第一個「政治現代化」(也可說是清末的「第五個現代化」吧),但是這個運動不但未能領導我們的政治體制前進一步,反而倒退了數十年。胡為乎而然呢?


我們知道戊戌變法主要的推動者是光緒皇帝。若以《春秋》的標準作「誅心之論」,要從為國為民、犧牲小我的動機著眼,光緒帝這位愛國青年,實在是我國歷史上極少有的「堯舜之君」。但是光緒帝畢竟是長於深宮之中,受制於無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個兒皇帝。經驗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應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像蔣經國那樣——然後才能試行變法。縱使時機發展至法有可變之時,也應分為輕重緩急次第施行。詔書一日數下,朝野莫知所適,也不是個辦法。不幸這位年輕皇帝,顯然感到國亡無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軍師謀臣,應該有見及此。不幸康某木訥執拗,識見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於幼主。——言念及此,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為實在只是一位狗頭軍師。他不能擔當推行政治現代化的天降大任,而開了倒車。


值此2000年未有的轉型期,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總應略通古今之變,粗識中西之長,虛懷若谷,慎重將事。君子誤國,其害有甚於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鑒往知來。摩挲舊史,涉獵時文。擲筆几上,吾欲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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