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津濤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叛國投敵，是嚴重打擊中國抗戰的一件大事。

國民政府能做的，只能是努力將其負面影響減至最小。

一、隱瞞消息，力圖勸返

1938年12月21日，蔣介石獲得汪精衛私自飛往昆明的消息，大為意外：

「當此困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顧一切，藉口不願與共黨合作一語，拂袖私行，置黨國與不顧，豈是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覺回頭耳。」

22日，蔣介石從龍雲的電報中知道，汪精衛計劃前往香港，與日本謀和。

對於汪精衛出走的嚴重性，蔣介石極為清楚。他在日記中反覆思考：

「汪去後，對黨政軍以及各地之關係應特加審慎。」

「汪去後，外交與對敵或有影響乎？」

「廣東軍人是否受汪影響？」

「政府內部受汪影響人幾何？」。

蔣介石預計，若這些連鎖反應發生，那些一貫反蔣的地方軍閥、黨內親日勢力，都將隨汪投敵。最終導致抗戰陣營全面分裂。

但蔣還是期望能制止汪精衛的進一步投敵，故處處留有餘地。如其日記所云：

「彼雖有意害余，而余應以善意救彼，對於此種愚詐之徒，只有可憐與可痛而已。」

首先，蔣介石一度隱瞞了汪精衛意圖投敵的真相，目的是給汪的立場留下迴轉空間，以免致其騎虎難下。

12月26日，蔣介石在抨擊日本侵華野心時，曾如此為汪精衛辯白：

「汪先生此次離渝轉赴河內，實為轉地療養，純系個人行動，毫無政治意味……外間一切猜測與謠言, 國人必不置信。」

蔣還親自致電張季鸞，希望《大公報》在報道汪時「寬留餘地」，「從輿論上造成空氣，防止其萬一失之憾」。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也秘密指示各報「停止討汪肅奸」。

其次，蔣介石指示同汪精衛關係較為密切的外交部長王寵惠、駐英大使郭泰祺、駐美大使胡適、交通部次長彭學沛等人，勸汪精衛返回後方，或至少告假游歐，不發表任何宣言。

這些人也確實希望汪能夠懸崖勒馬。比如，一向主和的胡適在信中說：

「此時國際形勢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十八個月之犧牲……今日反對和議，實是為國家百年設想，務乞公垂聽。」

長期追隨汪的郭泰祺則說：

「此時無論如何，請公勿公開主和，免敵人謂我領袖間政見不一而乘機挑撥。」

蔣介石讓澳大利亞籍顧問端納通知英美大使館，稱汪精衛「並未獲得授權去向任何人談論和平問題；中國不僅不會考慮日本人的和平條件，而且正在積極準備付出更大的努力繼續進行抵抗」，以示中國不會同日本停戰議和。

圖：1937年7月15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表明中國抗戰決心

二、監視汪系人物，拉攏地方軍閥

對於各種勸說，汪精衛不為所動，最終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了主和的《艷電》。

1939年元旦，國民黨中央召開會議，討論「關於汪兆銘違法紀律，危害黨國案」。

蔣介石主張溫和辦法，先以個人名義去電勸告，或由中央給予警告。其他與會者大都要求嚴厲處置，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因蔣介石「力加阻止」，會議最終沒有同時發布通緝令。蔣的理由是，對汪「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趨於極端。」

同時，蔣介石命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內，轉告汪精衛：

「如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旅費50萬元，以後隨時籌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組織，免得為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後果。」

汪精衛拒絕出國後，蔣介石知其已決心叛國。1939年3月21日，軍統奉命暗殺汪精衛，結果誤殺曾仲鳴。這次刺殺加快了汪的投敵步伐。

勸阻汪精衛投敵雖然失敗，但國民政府的一系列舉措，仍防止了更多人追隨其投敵。

1939年初，軍統奉命監視還留在後方的汪系人物：

「（甲）分令各外勤注意汪系在川康人員之言論行動；（乙）注意中央與地方軍政人員有無與汪勾結情事……（戊）汪系重要分子如彭學沛、陳樹人、陳克文等，均秘予監視，並翻拍照片……」

其他如稱讚汪出走「魄力偉大」的中政會秘書范苑升、暗中「為汪擔任交通職務」中華海員工會委員李凱臣等數十名汪系人物，都在被監視的名單上。這讓他們沒有機會投汪附逆。

地方軍閥勢力方面。汪精衛被開除黨籍後，張發奎、薛岳、白崇禧等致電中央，要求懲辦汪的賣國叛黨行為。龍雲在汪精衛由昆明赴河內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態度曖昧，是當時最有可能響應汪的地方軍閥。蔣介石遂命多次與汪精衛合作的唐生智赴雲南「現身說法」，警告龍雲「汪為人善辯多變，生性涼薄，對人毫無誠意，尤喜玩弄軍人」，且戰時「忠奸不兩立」。最終說服龍雲發表談話，聲明「擁護抗戰到底，指斥和議」。

在無人響應的尷尬局面下，汪精衛於1939年4月從河內赴上海，與日本代表就建立偽政權的問題進行談判。

6月8日，國民政府通令全國，以汪精衛「不惜自附於漢奸之列」，對汪嚴緝法辦。

10月1日，蔣介石在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表示：

「海可枯，石可爛，而對於引狼入室為虎作倀之漢奸汪逆，則永無寬恕赦免之理。」

至此，蔣對汪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圖：1940年3月30日，偽國民政府建立，汪精衛發表講話

三、與日方假意和談，拖延汪偽的成立

投敵後的汪精衛，急於建立偽政權。但日本不希望因此影響對重慶的招降。

這使得蔣介石與國民政府有機會假借日本主動發起的和談，拖延汪偽政權的成立，並使日本在外交上延遲承認汪偽政權。

1939年11月底，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與假借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名義、實為軍統工作的曾政忠，商談「和平條件」。

是為所謂的「桐工作」。

軍統當時的目的，是刺探日方情報，阻止汪精衛政權成立。談判開始於1940年3月7日，歷時4天，然後「宋子良」回重慶報告，約定1周內帶回蔣介石的答覆。

3月26日是汪偽政權原定的成立日。日本為等重慶回復，通知周佛海：鈴木等人與「宋子良」的談判，「所談條件已有頭緒，大約二十三、四必有停戰消息，故此間日軍主張組府延至4月15日」。

經周佛海力爭，日方答應組府時間最遲不超過3月31日。

最終，日方沒有收到重慶的答覆。3月30日，在「還都」名義下，偽國民政府建立。

偽政權建立後，汪精衛等人期望立即獲得日本的承認。

但鑒於汪精衛自身實力有限，日方一直寄希望於實現「蔣、汪合作」，再推動「和平」，故「桐工作」並未終止。

軍統偽造委任狀、蔣介石親筆文件等，繼續與日方假意談判，要求「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或叫汪出國, 或叫汪引退」。直到1940年9月，日方才意識到重慶的談判只是一個拖延策略，正式宣告「桐計劃」失敗。

對於戴笠、曾政忠的工作，蔣介石大為滿意，稱讚說：「你們在香港辦的事很好。」

在「桐工作」後，又有「錢永銘工作」。

錢永銘時任香港交通銀行董事長，與蔣介石關係密切，由其奉命出面假裝談判，讓日方頗為重視。1940年10月16日，影佐禎昭與汪精衛見面時說，日方正與重慶交涉和談，因此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日期會有所延遲。

對於重慶方面的意圖，周佛海看得極為清楚。他判斷，「錢永銘工作」是重慶方面向日本施展陰謀，意在瓦解南京政府的「破壞」活動。事實亦如其所料，談判並未取得任何日方希望得到的結果，11月30日，日本正式與汪偽政權「建交」。

由於中國方面對「桐工作」與「錢永銘工作」的成功利用，日本對汪偽政權的承認延遲了8個月之久。

在日本承認汪偽的同一天，美國發表聲明，重申重慶國民政府乃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給予1億美元貸款。聲明和貸款，極大地抵消了汪偽政權對抗戰前途造成的負面衝擊。

圖：周佛海出席「還都」紀念會（所謂「還都」即汪偽政權所稱的「還都南京」）

注釋

《蔣介石日記》，1938年12月21日。

孫彩霞：《蔣介石對汪精衛叛國投敵之處置》，《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第217、218頁。

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憶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6、17頁。

唐潤明：《汪精衛出逃後軍統對汪系人物的監視》，《民國春秋》1997年第2期。

蔡德金：《汪精衛與龍雲》，載於《討逆集》，蘭州大學2005年，第141頁。

《嚴斥汪逆兆銘賣國投敵》，《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8，第127頁。

楊天石：《「桐工作」辨析》，《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日）藤井志津枝：《一九四〇年日本對華和平工作：「錢永銘工作」》，《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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