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中的蘇格蘭商業「美德」
編者按
喬治·道格拉斯·布朗的《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1901）用堪與菜園派比肩的蘇格蘭地域風情書寫，展現了芭比小鎮在鐵路時代的滄桑巨變：順勢而為的商人威爾遜從中發跡，逆流而動的商人古爾雷不僅財富盡失，還賠上了全家的性命。布朗筆下的鄉村不再是菜園派小說中的理想化鄉村，古老的蘇格蘭共同體已然墮落為「小團伙」，集想像、常識、能量於一身的威爾遜被奉為蘇格蘭商業「美德」的典範，缺乏常識卻有錯誤想像和毀滅性能量的古爾雷則被視做眼中之釘。「小團伙」的風言風語是古爾雷悲劇的催化劑，而「小團伙」的得勢則預示著作為蘇格蘭文化靈魂的鄉村共同體的衰微。正是由於商業意識彌散和鄉村共同體的衰微，才使得《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成為名副其實的「殘忍的和血腥的書」。
作者簡介
王衛新，男，上海外國語大學英美文學博士，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蘇格蘭文學與當代英國小說。
喬治·道格拉斯·布朗像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正當蘇格蘭菜園派小說如日中天的時候，尚在牛津大學讀書的喬治·道格拉斯·布朗（1869-1902）就對菜園派小說的蘇格蘭鄉村書寫表示了不滿。他信誓旦旦地說：「我要寫一部小說，告訴你們所有人蘇格蘭鄉村生活是什麼樣子。」[1]1901年，也就是布朗辭世的前一年，這部名為《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的反菜園派扛鼎之作終於問世。布朗以堪與菜園派比肩的富有蘇格蘭地域風情的書寫，展現了芭比小鎮在鐵路時代的滄桑巨變，「描述了另外一種農村生活」[2]。
十九世紀蘇格蘭的火車站
何謂「另外一種農村生活」？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先從菜園派小說中的鄉村說起。誠如英國歷史學家卡梅倫所言，菜園派展現的是「未受鐵路、貧富兩極分化和政治爭端等現代性象徵所侵襲的小鎮和鄉村蘇格蘭的、感傷的和性別化的意象」[3]。雖然鐵路已堂而皇之地出現在麥克萊倫等人的菜園派小說中，但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古老的蘇格蘭鄉村共同體依然穩固，頑強地抵制著商業及工業的侵襲。與麥克萊倫筆下神話般的德拉姆托奇蒂鄉村不同，《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中的芭比小鎮已闊步邁進鐵路時代，鐵路已經逐步成為人們生活的依託。順勢而為的「鼴鼠獵手」威爾遜從中發跡並登上行政長官的寶座，逆流而動的馬車商人古爾雷不僅財富盡失，還賠上了全家的性命，他曾經引以為榮的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也淪為令人恐懼的空宅。古爾雷的悲劇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用蘇格蘭商業「美德」標準考量，缺乏常識（即自控）是他致命的弱點。然而，與「小團伙」的風言風語相比，「美德」的缺失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小團伙」的敵對才是古爾雷悲劇的催化劑，小說中「小團伙」的得勢預示著作為蘇格蘭文化靈魂的鄉村共同體的衰微。
十九世紀中葉的蘇格蘭
1
馬車商人的「美德」缺失
《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展現的是芭比小鎮在鐵路時代的滄桑巨變，而該巨變的標誌是馬車商人古爾雷的敗落。在鐵路尚未入侵之時，古爾雷壟斷了全鎮的運貨生意，他的豪宅（即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是芭比小鎮的靚麗風景線，讓人心生敬畏。夏日清晨的芭比也宛如一幅菜園派筆下的靜態畫卷：「清新的空氣，從紅色的煙囪中冒出來的稀薄而遙遠的煙，照耀在屋頂和兩邊山形牆上的陽光，黎明時分玫瑰色的清晰的萬物——更重要的是，安寧和平靜——使得芭比，一個通常沒有什麼可看的地方，在夏日的早晨成為非常宜人的、可供俯視的地方。」[4]作為商人，古爾雷無意欣賞美景，他駐足凝視是為了炫耀自己的生意興隆。他特意安排馬車商隊同時出發，讓浩浩蕩蕩的車隊穿行在芭比的大街小巷，這種大膽的炫耀是他送給「他的敵人們的一記耳光」（House:3）。然而，事與願違，馬車商人的炫耀非但未能壓倒商業敵手們的氣焰，反而助推了他們奮發圖強的「雄心」，炫耀的結果是古爾雷成了芭比商業世界的眾矢之的與孤家寡人。
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
有趣的是，雖然古爾雷被冠以馬車商人這個封號，但他財富的主要來源卻並非馬車生意。為了排擠競爭對手，他不惜以零利潤為代價運送貨物，直到對手無貨可運，這種賠錢賺吆喝的生意之道不可能給他帶來巨大財富。他的財富來源主要是泰姆普萊德繆爾租給他的採石場以及妻子的嫁妝。在芭比未受鐵路侵襲的時候，泰姆普萊德繆爾出於朋友的義氣和對古爾雷的敬畏，答應把採石場租給他12年。古爾雷憑藉採石場發跡，還就地取材建造了他氣派十足的豪宅。此外，古爾雷憑藉自己非凡的男性氣概，贏得了鄰鎮富人的歡心，把他並不喜歡的富家之女迎娶進門，獲得了豐厚的嫁妝以及作為糧食經紀人的新生意。從商業經營的角度看，古爾雷賴以生財的採石場是一種借雞下蛋的遊戲，難以維繫長久。鐵路時代來臨之際，泰姆普萊德繆爾在精明潑辣的妻子的唆使之下，決定不再續約，「搖錢樹」物歸原主，斷了古爾雷的一方財路。與此同時，妻子帶來的嫁妝未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升值，到鐵路時代已經變得微不足道。
採石場被收回之後，古爾雷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馬車商人。商業競爭是無情的，鐵路發展也無法逆轉。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而言，「一個更好和更快的鐵路系統是一個更好和更快的不列顛的標誌」[5]。1835年，連接倫敦和布里斯托爾的鐵路開通。到了1850年，英國鐵路運營里程已接近6，000英里。鐵路是社會進步的標誌，但並非每個人都從進步中獲益。殷企平教授將19世紀的英國鐵路比喻成冷冰冰的「鐵馬」：「這種鐵制的工具和它們所代表的『進步』話語絕不會顧及人的身體與情感，更沒有四條腿的馬兒的那種忠誠。」[6]在無情的鐵馬來臨之際，誰也挽救不了未能跟上「鐵馬」步伐的馬車商人的厄運。作為馬車商人，古爾雷運送的貨物主要是乳酪和糧食，還有就是給建築商吉布森運的建材。乳酪容易變質，是一種更適合鐵路運送的商品。芭比進入鐵路時代之後，威爾遜藉助鐵路運輸開始搶奪乳酪生意，由於他出價更高，古爾雷很快在乳酪生意場敗下陣來。糧食保質期較長，但盈利並不豐厚；更何況，古爾雷為了排擠對手不惜削足適履，經常干一些賠錢賺吆喝的傻事。
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鐵路
鐵路時代讓馬車商人在商界風光盡失，但古爾雷的傲慢卻絲毫未減。他試圖東山再起，開始相信機遇，但「機遇總是背叛他」（House:236）。鐵路的來臨讓他的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飛速升值，但他卻一再錯誤地運用著鐵路的便捷。為了挽救商業的敗局，他冒險到城裡把房產做了抵押；為了和威爾遜攀比，他在家庭資產已經捉襟見肘的情況下，把只對「傻傻的小說［低俗小說］有一種傻傻的興趣」（House:64）的兒子送到愛丁堡大學去讀書。不幸的是，在愛丁堡大學出人意料地獲得某個校園文學獎之後，自小就不愛讀書的小古爾雷便開始嗜酒如命，最終被校方開除。兒子被開除之際，恰逢古爾雷房產抵押已經透支、向朋友借錢頻遭婉拒之時，他奚落了兒子幾句，竟為此招來殺身之禍。隨後，兒子、妻子和女兒相繼服毒自盡。在服毒之前，他們從來自格拉斯哥律師的信件中得知，房產抵押已經透支，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即將不為他們所有。
布朗在小說第11章的開頭濃墨重彩地推出了鐵路時代的蘇格蘭商業「美德」，而這一章正是古爾雷行將敗落、威爾遜邁向輝煌的關鍵節點。所謂美德，其實就是商業成功的三大要素：預見計劃的想像、改正計劃的常識、推進計劃的能量。之所以被稱為蘇格蘭商業美德，是因為「蘇格蘭人，也許比其他人，更多地具有商業成功的三大要素」（House:93）。在蘇格蘭的語境中，商業美德之說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出生於蘇格蘭東海岸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所列舉的四種美德，即精明、正義、自控、善行。菲茨吉本認為，斯密的四種美德「是傳統的斯多葛美德的別稱，它們是（按同樣的順序）智慧、正義、節制、勇氣」[7]。如果菲茨吉本的論斷成立，那麼布朗小說中的商業美德就成了對斯密四大美德的微妙改寫：想像和精明（智慧）、常識和自控（節制）、能量和善行（勇氣）基本吻合，而四大美德中的正義卻被無情地拋棄。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是這樣闡述正義的：「當我們禁止對鄰居進行任何實質的損害，不直接傷害他，無論是他的身體、他的財產，還是他的名聲，那就可以說我們對鄰居是正義的。」[8]正義之所以被蘇格蘭商業「美德」無情拋棄，是因為到了鐵路時代，人們已經不再讀《道德情操論》，他們終日手捧亞當·斯密更有名的經濟學著作。當被稱為「漂白男孩」（bleach-the-boys）的校長被問及被父親送往愛丁堡大學的小古爾雷是否能成才時，老校長不置可否，「走回他悶死人的小房間去研究《國富論》了」（House:164）。老校長埋頭研究《國富論》，這預示著商業意識已經滲透到芭比小鎮的每個角落，而為《國富論》奠定了心理基礎的《道德情操論》卻被人們拋到了腦後。
亞當·斯密像
雖然正義（即不傷害他人）被蘇格蘭商業「美德」排斥在外，但布朗小說中商業「美德」的典範、古爾雷的直接商業對手威爾遜由於超人的自控能力，卻自始至終未越過正義的紅線。單從商業經營的角度看，與其說古爾雷的失敗是由於商業對手的傷害，倒不如說是因為其自身「美德」的缺失。想像、常識、能量三大美德相互依存，一旦缺失了常識，想像和能量就有可能轉化成商業的負能量。古爾雷缺乏常識，卻有錯誤的想像和毀滅性的能量。在兩個關鍵的節點，古爾雷完全失去自控，讓衝動佔了上風：其一、他在明知違約代價的情況下痛打吉布森並拒絕繼續為後者運貨，後者的一紙訴狀把他推到了傾家蕩產的邊緣；其二、他在經濟十分拮据的情況下，因為聽不慣公共馬車上小團伙的風言風語而做出「一生中最具災難性的決定」（House:160），把自小就天天逃學的兒子送入愛丁堡大學。後者是他最失敗的商業想像：他不顧兒子的抵制，不聽好心人的勸阻，在兒子已露出酗酒苗頭的時候，還用毀滅性的能量（抵押房產借錢）推進著自己的計劃，終釀成家庭悲劇。
2
小團伙的「美德」評判
雖然常識（即自控）缺失是商人之大忌，但「美德」缺失本身並不足以導致古爾雷家破人亡的悲劇。按照小說預設的標準，想像、常識、能量三大美德是商業成功的要素，能將三大美德集於一身的商人固然會勝出，但單項美德的缺失並不意味著註定要失敗。在小說所書寫的三個商人中，威爾遜是三大美德的寵兒，他有先知先覺的商業想像、超級理性的商業常識、勇往直前的商業能量。闊別15年後，威爾遜帶著一大筆錢榮歸故里。憑著進城經商的經驗以及對芭比小鎮現狀的洞察，威爾遜冒險在芭比小鎮開辦了自己的商店。他的商業目標十分明確：「不是賺暴利辦小企業，而是靠薄利辦大企業。」（House:82）他的商業策略也十分有趣：開業之初，他不辭辛勞地發告示、印傳單，挨門挨戶送宣傳品。他讓妻子在家賣貨，自己去開展送貨上門及分期付款服務。由於鐵路時代來臨，更多的男人外出務工，送貨上門讓留守家中的家庭主婦們感到十分溫馨，而分期付款則為暫時囊中羞澀的消費群體提供了便利。作為商人，威爾遜的過人之處是他有著超級理性的常識（即自控）。他剛一還鄉就受到古爾雷的奚落，被稱為「鼴鼠獵手」[9]，但他並未因此而衝動。試想，如果威爾遜選擇和古爾雷直接作對，從爭奪古爾雷的貨運生意開始，說不定最終人財兩敗就是威爾遜自己了。威爾遜從不意氣用事，他先開商店，憑藉精明和勤奮積累財富，而後在吉布森的幫助下爭奪貨運生意，兵不血刃地將古爾雷拿下。
威爾遜集想像、常識、能量三大美德於一身，而另一位成功的商人吉布森則略遜一籌。吉布森有著和威爾遜不相上下的商業想像和能量，但他不時會染上常識「缺乏症」。吉布森通過商業密謀坑了古爾雷，本該故意低調的他竟然在趕集時陰陽怪氣地挑釁，結果被古爾雷隔著窗戶摔進紅獅子酒吧。然而，自控的缺乏並未阻止吉布森商業成功的步伐。芭比邁進鐵路時代之後，吉布森憑藉鐵路公司的內線獲得了一大筆建築生意，他還憑藉一雙「慧眼」，背棄古爾雷而和威爾遜交好，幫助威爾遜獲得鐵路公司的大筆建材運輸生意，從中獲得豐厚的傭金。吉布森的個案說明，雖然常識（即自控）缺失是商人之大忌，缺乏自控極可能成為商業失敗的誘因，但美德缺失本身並不會必然釀成悲劇。
那麼，到底是什麼最終釀成了古爾雷家破人亡的悲劇？除了古爾雷自身的缺陷，一個更為直接的動因是芭比小團伙的風言風語。小說這樣描述小團伙：「在每一個小小的蘇格蘭共同體中都有一個特色鮮明的種類，叫做『小團伙』……小團伙的種類有兩種：『無害的小團伙』和『骯髒的小團伙』。芭比的小團伙大多屬於第二種。」（House:33）古爾雷罵小團伙是「該死的老婦人」（House:33），但芭比小鎮的小團伙其實沒有女性，它的核心成員是前任行政長官、主祭以及消息靈通人士布羅迪等一堆大男人，它的主要職責是對芭比小鎮的大事小情進行評判和傳播。出於對古爾雷莫名其妙的、刻骨銘心的恨，即便在古爾雷事業輝煌的時候，小團伙在羨慕嫉妒的同時也沒有忘記挖苦和詛咒。他們以先知先覺的姿態預言：鐵路來臨，古爾雷必敗，古爾雷的兒子是一個完美的木頭腦袋，絕不能從他那裡期待什麼。對於古爾雷來說，小團伙是毀滅個體的推手。鐵路來臨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人力無法阻擋；但是，在小古爾雷被強行送到愛丁堡大學並最終走上弒父之路的過程中，小團伙難辭其咎。首先，正是由於他們在公共馬車上當著古爾雷的面誇讚威爾遜兒子的聰慧、指桑罵槐地嘲弄小古爾雷的愚蠢，才導致古爾雷做出了強行送兒子讀大學的錯誤決定；其次，小古爾雷被開除之後，正是由於小團伙在集市上的熱議以及主祭在紅獅子酒吧對他酸溜溜的奚落，才致使小古爾雷酒性和獸性爆發，進而導致其弒父悲劇。
《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
小團伙風言風語的焦點是對古爾雷和威爾遜的「美德」評判。「美德」一說絕非戲言，它是小團伙預言威爾遜和古爾雷成敗的標尺。按照小團伙的評判，威爾遜是蘇格蘭商業美德的典範，連他的妻子也「集東方和西方美德於一身」（House:90）[10]，所以威爾遜的成功是必然的。在尚未成為新一任行政長官的時候，他就在小團伙的支持下在聯名向鐵路公司請願的集會上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小團伙之所以不喜歡古爾雷，是因為他的成功「和他的美德完全不成比例」（House:11）。顯然，此處的美德是一個反諷，它的所指是古爾雷的傲慢和偏執。按照小團伙的評判標準，古爾雷和「美德」毫不相干。小團伙的結論不符合小說文本中的事實。雖然古爾雷有許多缺陷，但他也有美德：他對心愛的馬兒、對心愛的馬夫不乏溫情。當他心愛的馬兒泰姆死去時，古爾雷表現出一種真切的憐憫之情；當他解僱最後一位馬夫彼得時，已經囊中羞澀的他仍然表現得很有人情味兒，彼得走了很遠，又回來和他說聲再見，僱主與僱員之間的情誼著實令人感動。古爾雷那種再窮也不能虧待自己下屬的精神，在鐵路時代可謂彌足珍貴，不失為一種美德。
可惜的是，古爾雷的美德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美德，在小團伙的「美德」評判中根本派不上用場。小團伙的評判標準是蘇格蘭商業「美德」，威爾遜是商業美德的寵兒，自然受到小團伙的青睞；古爾雷是商業美德的棄兒，自然會招致小團伙中「小方面的大人物」的仇視。小團伙的評判在威爾遜和古爾雷的興衰之路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威爾遜順勢而為，巧妙地運用小團伙的評判為其商店的開張做免費宣傳、為其登上新一任行政長官的寶座打造聲勢；古爾雷逆流而動，他深知謠言越碰越可怕的道理——「你越是踩踏骯髒的東西，它擴散得就越廣」（House:160），卻一次又一次地踩踏謠言，在與小團伙的對峙中做出災難性的決定，直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哈特在《蘇格蘭小說》中寫道，布朗「反菜園派的意圖阻止了所有文雅美德的展現」[11]。初讀起來，哈特的論斷著實有些蹊蹺。《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明明是一部書寫商業「美德」的書，美德一詞在小說敘述中隨處可見，為何哈特卻說布朗阻止了文雅美德的展現？其實，回答這個問題並不難。哈特並沒有否認小說中的「美德」，但他所強調的是「文雅美德」，而小說中著力展現的蘇格蘭商業美德並不文雅。由於正義被所謂的商業美德無情拋棄，小團伙的「美德」評判已然成為古爾雷悲劇的催化劑。而且，更為可悲的是，「古爾雷的倒台對他的鄰居們有著一種不神聖的吸引力」（House：257）。小團伙不僅熱衷於締造古爾雷的悲劇，還迫不及待地想見證他們所仇視的人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淵。對於這種畸形的期盼，小團伙竟然沒有負罪感，他們饒有趣味地討論著古爾雷的敗落，「既非邪惡亦非同情，只是好奇而已」（House：257）。
《國富論》中有段經常被人引用的話：「不是由於屠夫、釀酒師和烤麵包者的恩惠，我們期望得到自己的飯食，而是從他們自利的打算。」[12]換句話說，自利乃經濟學之本，自利本身無可厚非。既然芭比小鎮已經步入鐵路時代，商業成為鐵路時代的熱門話題，那麼，在商言商，用商業「美德」標準去評判商業經營也算是理所當然。在保持正義底線的情況下，重視商業、甚至歌頌商業似乎也無可厚非。翻開英國文學史冊，無論是在虛構作品還是在非虛構作品之中，都能找到對商業歌功頌德的案例。艾迪森在《觀察家》中把商人奉為英聯邦的中流砥柱，說他們「用好的行政的相互交流把人類編織在一起，分配自然的恩賜，為窮人找到工作，為富人增添財富，為偉人增添雄偉」[13]。同樣，以歷史小說聞名於世的司各特借《紅酋羅伯》中英格蘭商人之口，把商業書寫成迷人而無罪的行業：「貿易有著賭博所具有的所有迷人之處，而且沒有賭博的道德負罪感。」[14]
如果小說中只有始終未越過正義紅線的商業「美德」典範威爾遜，沒有製造謠言而且美其名曰「美德」評判的小團伙，那麼，即便鐵路時代的商業競爭愈演愈烈，也不至於將古爾雷推向家破人亡的深淵。鐵路時代的衝擊、商業敵手的暗算，遠不如小團伙的風言風語致命。在芭比小鎮的小團伙中，前任行政長官和主祭都赫然在目，小鎮的居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們這樣職位的人會與小團伙為伍。然而，正是由於前任行政長官和主祭之類名流的加盟，才使得小團伙的言論在芭比小鎮更加順暢地流傳。如果小團伙真的只是在商言商，他們的評判亦無可厚非。可悲的是，他們拿著只在商業適用的「美德」去評判商業之外的東西，而且全然拋棄了亞當·斯密所倡導的以「不危害鄰里」為準則的正義美德。正是由於正義的缺失，小團伙才成為了「骯髒的小團伙」，而小團伙的「美德」評判自然也就演變為馬車商人悲劇的催化劑。
《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
3
鄉村共同體的衰微
羅伯特·克勞福德在《蘇格蘭之書：蘇格蘭文學史》中寫道：「布朗展現了一個受制於金錢的共同體，在那裡慈善極度缺乏。」[15]這句話道出了布朗小說的精髓。作為反菜園派的旗手，布朗對菜園派粉碎性的一擊表現為他對蘇格蘭共同體的重寫。在菜園派的筆下，古老的蘇格蘭共同體依然堅挺，頑強地抵禦著鐵路時代和商業社會的侵襲。而在布朗的反菜園派小說中，古老的蘇格蘭共同體日漸衰微，芭比小鎮「骯髒小團伙」的出現就是共同體衰微的顯著標志。
小團伙是一種畸變的共同體，它最為顯著的畸變是慈善和正義的缺失。誠如弗朗西斯·哈特所言，共同體是蘇格蘭文學的主導神話，它是「個人價值的基礎和救贖的條件」[16]。提摩西·貝克歸納了共同體的四個特點：它所指的是一個地方的、以地理區劃為基礎構建的區域；它具有可以共享的民族以及政治目標；它具有可以共享的道德和倫理方式；它能夠創設人際關係和個體呈現自我的語境。[17]雖然表達方式略有不同，但哈特和貝克都在強調共同體要給個體提供呈現自我的語境，換句話說，就是共同體必須有助於或者至少不妨礙個人價值的實現。就這一點而言，芭比小鎮的小團伙完全背離了共同體價值觀，已然淪為個體呈現自我的阻礙，甚至成為毀滅個體的大舞台。小團伙成員熱衷於製造謠言（他們的謠言成為古爾雷悲劇的助推劑）；他們不僅危害鄰里，還充滿好奇心地期盼鄰里悲劇的發生。就此而言，雖然芭比小鎮的小團伙依然滿足貝克所列舉的前三個條件，但它顛覆了蘇格蘭共同體最本質的價值觀，將其更名為「小團伙」可謂是恰如其分。
《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
值得注意的是，克勞福德所說的「受制於金錢的共同體」不是專指小團伙，而是指整個芭比小鎮的人。受制於金錢並非小團伙的專利，遊離於小團伙之外的威爾遜與吉布森、與小團伙勢不兩立的古爾雷、紅獅子酒吧的老闆、終日研究《國富論》的老校長，都是受制於金錢的典範。連只會躲在閣樓上偷看低俗小說的小古爾雷都在夢想著早日接手家裡的生意，以便徹底告別無聊的學校教育。商人乃至商人的孩子受制於金錢，還算是情有可原。但是，作為「教區道德執行者」[18]的主祭和老校長也一切朝錢看，就頗值得警覺了。主祭是小團伙的一員，他利用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女兒送到紅獅子酒吧供職，並因為嫉妒古爾雷的豪宅和財富而不斷詛咒，直至後者家破人亡才肯罷休。更為可悲的是老校長，他不認真教他的希臘文，對小古爾雷等學生逃學一無所知，卻整日悶在小房間里研究《國富論》。受制於金錢的共同體是反菜園派的徽標，是它和菜園派筆下蘇格蘭共同體的區分所在。
《國富論》
約翰·斯比爾斯曾經哀嘆說，彭斯之後就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蘇格蘭文學，因為「佛格森和彭斯詩歌中暗含的古老的蘇格蘭共同體」[19]已被工業革命破壞。斯比爾斯所設定的時間節點有些過早，因為在菜園派的筆下，古老的蘇格蘭共同體依然堅挺。菜園派筆下的共同體不僅創設了個體呈現自我的語境，還締造出令人感動的可塑之才（lad o』pairts）[20]的故事。麥克萊倫的《在美麗的野薔薇叢旁》被認為是可塑之才神話的經典：家境貧寒但天資聰慧的男孩豪爾在德拉姆休為首的全體村民資助下到愛丁堡大學讀書，他不負鄉親的厚望，為他們捧回了一大堆獎品和獎章。然而，沒等成為一個出色的學者，年僅21歲的他就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德拉姆托奇蒂為豪爾舉行了盛大的葬禮，在豪爾的墓碑上，除了名字、年齡以及辭世的時間，還特別刻著他的學位以及一句頗有深意的墓志銘：「他們將把整個民族的光榮和榮譽帶給它。」[21]
麥克萊倫的《在美麗的野薔薇叢旁》插圖
英國社會學家麥克羅恩對可塑之才的文化蘊涵進行了精闢的論述，他認為，「可塑之才所孕育的共同體的政治經濟學是前資本主義的。賺錢被認為是過度被貪婪所驅使，而不是用理智和感情中立的方式去追求」[22]。菜園派所塑造的可塑之才神話的核心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崇尚平等主義教育、不受制於金錢的共同體。在這樣的共同體中，商業成功不被稱道。在列舉多姆西校長的教育碩果時，商人被排在最後，而且被耐人尋味地加上了引號：「在多姆西時代，學校送出去的英才中有七位牧師、四位校長、四名醫生、一位教授、三名公務員，還有許多『將自己獻身於商業追求』。」[23]菜園派筆下的共同體不受制於金錢，他們有著更神聖的目標：傾全民所有，培育可塑之才。校長把自己的錢都用在學生身上，家人寧願幾年不換新衣服也要成就求學夢，村裡的富裕戶捨得拿出比買一頭牛還多的錢來贊助。在蘇格蘭共同體的語境中，培養學者是「為整個英聯邦增添財富」[24]。
作為反菜園派的旗手，布朗毫不留情地撕開了蘇格蘭平等主義教育的面紗。本該互幫互助的共同體開始互相仇視，本該把愛心和金錢都用在學生身上的老校長埋頭研究《國富論》，本該為鄉親捧回一大堆獎章的「可塑之才」小古爾雷只捧回一個校園文學獎就忘乎所以，開始嗜酒如命。尤其可氣的是，這樣一個可悲而又可惡的傢伙竟然用彭斯的詩句「自由與威士忌同行」當作酗酒的護身符。尼爾·麥克林在《北方大學的生活》（1874）中寫道，大學教育是蘇格蘭人的至善，蘇格蘭平等主義教育使得大學對窮人和富人都敞開大門，這是「我們國家的驕傲和榮耀」[25]。如果平等主義教育產出的是菜園派筆下豪爾之類的英才，那它無可否認地是國家的榮耀。但是，如果不幸產出了小古爾雷這樣的敗類，那就是平等主義教育的恥辱了。更何況，在蘇格蘭的語境中，可塑之才僅限於男生，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
布朗在展現受制於金錢的共同體的同時，還慢慢撬動了蘇格蘭共同體的根。菜園派筆下的蘇格蘭共同體之所以堅挺，是因為它的根牢牢地扎在鄉村，就像麥克萊倫在《舊日好時光》中所寫的那樣：「他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如果你把它們拔出來，他的心就會枯萎和死亡。」[26]而在布朗的小說中，城市的黑手已觸手可及。愛丁堡成為小古爾雷的墮落之地，是生活在愛丁堡的母親的舊好引誘他貪戀杯中之物；格拉斯哥成為吸錢的黑洞，古爾雷錯誤地運用了鐵路的便捷，到格拉斯哥用房產抵押借錢，讓自己敗落到無可挽回的境地。
十九世紀末的蘇格蘭兒童
一旦離開了鄉村的土壤，共同體就不復為共同體。[27]一旦共同體風雨飄搖，蘇格蘭也就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蘇格蘭。這絕非危言聳聽。麥克羅恩曾明確指出，對1890年代鄉村教區學校的理想化（例如菜園派文學）其實是捍衛蘇格蘭性的體現，因為人們把平等主義教育神話「看做是蘇格蘭的一種特性，而它已經受到英國化的侵襲」[28]。對於蘇格蘭而言，共同體的衰微無異於民族精神的蛻變。布朗在1901年10月寫給歐內斯特·貝克的書信中說，《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是一部「殘忍的和血腥的書」[29]。時隔不久，他就不幸英年早逝。到底「殘忍和血腥」應如何理解？後人只能依據文本去推斷。從表面上看，馬車商人的悲劇就足以將「殘忍和血腥」囊括其中。但是，從更深層面審視，如果沒有商業意識在受制於金錢的共同體中的彌散，沒有缺乏慈善的小團伙的推波助瀾，血腥的悲劇或許可以避免。從這種意義上說，恰是商業意識的彌散和鄉村共同體的衰微，才使得《帶綠色百葉窗的房子》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殘忍的和血腥的書」。
[1]James Veitch,George Douglas Brown,London: Herbert Jenkins,1952,p.57.
[2]王佐良、周珏良《英國20世紀文學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99頁。
[3]Ewen A.Cameron,Impaled Upon a Thistle: Scotland since 1880,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p.9.
[4]George Douglas Brown,The House with the Green Shutters,New York:McClure,Philips and Co.,1901,p.2.後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簡稱House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5]Sean Purchase,Key Concept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6,p.xii.
[6]殷企平《推敲「進步」話語——新型小說在19世紀的英國》，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504頁。
[7]Athol Fitzgibbons,Adam Smith』s System of Liberty,Wealth,and Virtue:The Mor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The Wealth of N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04.斯密四大美德的英文詞依次是prudence,justice,self-command,benevolence，在斯密時代這四個詞的所指和今天有很大的差異，以prudence為例，當時的首要指涉是「精明」，而今天更多地是指「謹慎」。所以，菲茨吉本的闡釋並非過度闡釋或者曲解。
[8]Qtd.in Athol Fitzgibbons,Adam Smith』s System of Liberty,Wealth,and Virtue:The Mor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The Wealth of Nations,p.103.
[9]因為威爾遜父親曾經靠捕捉鼴鼠賣皮毛賺些小錢，所以古爾雷將威爾遜戲稱為「鼴鼠獵手」（mole catcher)。
[10]此處的「東方與西方」是指蘇格蘭東海岸和西海岸。
[11]Francis Russell Hart,The Scottish Novel:From Smollett to Spark,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135.
[12]亞當·斯密《國富論》，楊敬年譯，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頁。
[13]Qtd.in Andrew Lincoln,「Scott and Empire:The Caseof Rob Roy」,inStudies in the Novel,34.1(2002),p.45.
[14]Walter Scott,Rob Ro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67.
[15]Robert Crawford,Scotland』s Books: The Penguin 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London: Penguin Books,2007,p.532.
[16]Francis Russell Hart,The Scottish Novel: From Smollett to Spark,p.401.
17]Timothy C.Baker,George Mackay Brown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t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p.5.
[18]Francis Russell Hart,The Scottish Novel:From Smollett to Spark,p.404.
[19]John Speirs,The Scots Literary Tradition: An Essay in Criticism,London: Faber and Faber,1962,p.15.
[20]筆者曾就lad o』pairts的所指問題向斯特林大學蘇格蘭研究中心Scott Hames博士請教，他回復說：在蘇格蘭方言中，pairts意為「才能」，lad o』pairts類似於標準英語中所說的meritocracy（知識精英）。lad o』pairts已然成為一種重要的蘇格蘭文化傳統。在這種傳統中，通常由好心而且知人善任的教師發現並激勵和培養有能力的學生（通常是男生），而後說服當地民眾出錢資助學生繼續深造（比如讀大學）。沒有這種集體的資助，學生自己的家庭是無法負擔深造所需費用的。
[21]Ian Maclaren,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New York: Dodd,Mead and Company,1894,p.55.
[22]David McCrone,Understanding Scotland:The Sociology of a Nation,London:Routledge,2001,p.99.
[23]Ian Maclaren,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p.9.
[24]Ian Maclaren,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p.17.
[25]Neil N.Maclean,Life at a Northern University,Glasgow and London: John S.Marr and Simpkin,1874,p.vi.為了表示正規，麥克林還特意將「至善」寫成了拉丁文「summum bonum」。
[26]Ian Maclaren,The Days of Old Langsyne,Glasgow:Kennedy and Boyd,2008,p.3.
[27]蘇格蘭共同體和鄉村是「綁定」的，這在布朗之後的蘇格蘭小說更為明顯：吉本的《蘇格蘭之書》把共同體從鄉村一步步推移到城市，與城市越近，共同體的衰微就越明顯。喬治·麥凱·布朗筆下的奧克尼共同體植根於鄉村，就有著和菜園派相仿的和諧，而斯帕克的布羅迪幫（Brodie set）、韋爾什的吸毒男孩(skagboys)則植根於城市，共同體隨之就變得畸形。
[28]David McCrone,Understanding Scotland:The Sociology of a Nation,p.94.
[29]Qtd.in Ian Campbell,Kailyard,Edinburgh:Ramsay Head Press,1981,pp.7-8.
全文完
原載於《外國文學評論》2014年第3期
本公號發表的文章，版權歸《外國文學評論》雜誌所有，如需轉載，請註明出處。
TAG:外國文學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