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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堂觀點:信仰的智慧

中世紀的歐洲是宗教的世界,羅馬教皇成為了歐洲名符其實的控制者。各國的君主都必須得到教皇的加冕,才能獲得做本國皇帝的資格。歷史上,德國皇帝、法國國王都有過與教皇叫板的經歷,但最終往往以這些國王的屈服而告終。

德國皇帝亨利四世曾經公開不承認教皇的權力,但最終的結果是被開除教籍,然後不得不在冰天雪地里苦等三天,請求教皇的寬恕。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因為教皇不批准自己與妻子凱瑟琳的離婚,一怒之下掀起了英國的宗教改革,讓英國的天主教會徹底地擺脫了羅馬教庭的控制,但這已經是1527年的事,此時宗教改革已經成為了歐洲潮流。

中世紀的歐洲,不僅教皇擁有極大的政治權力,教會也擁有極大的經濟上的財產權。教會通過徵收「什一稅」、販賣「贖罪券」等形式聚斂了大批的財富,歐洲大約1/3最好的土地成了教會的財產。所謂的「贖罪券」,更類似於人與上帝的一場交易,世人通過購買教會發行的「贖罪券」,來減輕自己在世俗的罪業,以免自己死後下地獄,這有點像花錢消災的意思。當人們在世俗間所犯的過錯和造下的罪業,可以通過錢來化解的時候,宗教就已經不是信仰了,而完完全全成了一種社會管理的組織和方式,離精神越來越遠,離物質越來越近。

中世紀的歐洲,識文斷字的人大部分都是與教會相關的人士,也就是說,教會幾乎控制了人們受教育的權利。甚至很多的達官貴人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識文斷字的都不多,基督教的《聖經》幾乎成了人們學習的唯一經典,而《聖經》也只有拉丁文一個版本。拉丁文並不是社會的通用語言,而是少數的社會精英,尤其是教會的教士才能掌握的語言。由此,對《聖經》的解讀和傳播,就理所當然地只能由傳教士們來完成了。人們失去了與上帝直接對話的權利,而只能通過教士們來與心中的上帝溝通,教士的話就代表了上帝的話,人們徹底失去了精神的自由。

所以,中世紀的歐洲,無論從政治、經濟,乃至文化思想領域,教會都掌控了一切。宗教成了強權,戰爭也多以宗教的名義來進行,多次的十字軍東征就是例證。

我們想表達的是宗教本身並不是壞事,無論從基督教的教義,還是公元300年左右,羅馬帝國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簽署「米蘭敕令」,宣布基督教為合法宗教,從而讓西羅馬帝國在一百年後解體,但仍然可以依靠宗教的力量,維持了社會的組織和穩定等來看,宗教對社會的貢獻都是巨大的。

但當宗教成為一種強權時,它對社會發展的阻礙仍然是顯而易見的。以至於在公元十四、十五世紀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被奧斯曼帝國逐漸滅亡,大量的社會精英帶著古希臘以及古羅馬遺留下來的文學藝術作品,從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回到義大利時,讓當時身處中世紀教皇統治下的義大利人十分地驚訝。他們沒想到自己的祖先們,還創造過如此燦爛的文化,因為他們已經被禁錮了將近一千年。他們狂喜!他們憤怒!於是一大批歌頌人性的、矛頭直指教會的作品應運而生,偉大的文藝復興開始了!覺性的智慧之光刺破了中世紀宗教統治的黑暗,讓宗教向信仰回歸!

公元十六世紀初,德國教士馬丁·路德,因為對「贖罪券」的抵制和批評,而引發了席捲整個歐洲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主題並不僅僅是人們想從經濟上擺脫教會控制,而是他們想表達更高的權利訴求,那就是:人與上帝可以直接對話,而不需要教士乃至教會的中介。教士或者教會,並不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而只是為人們更好地與上帝對話提供服務的人。由此,各種語言的《聖經》版本開始出現和流行。這樣,《聖經》而不是教士,就成為了人們與上帝溝通的唯一橋樑。教會的神權受到了批判和下落,眾生的人性和權利受到了高舉,由此,才帶來整個西方文明的進步。

基督教在今天、在歐洲只是作為信仰而存在,甚至它連作為特殊的修行場所的價值,都已經基本失去了。因為大量的修道院都已經不存在了,而只有高聳入雲的教堂還巍然屹立,這是信仰的象徵,而不是權力的象徵,西方的宗教、科學、藝術、政治走向了內在的和諧。

人是必須要有信仰的。因為人的內心10%的意識是理性的,是我們自己所能覺知和掌控的。而90%的潛意識是非理性的,是我們不能覺知和掌控的,怎樣擺脫這股巨大的非理性的、自我無法掌控的力量,一直就是人們必然面臨的難題。

強權的出現,也只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方式而已,因為它可以在短時間內,不讓每個人內心的無明,也就是那股非理性的力量去製造混亂,從而給社會帶來興盛和強大,古羅馬帝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它的副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是一種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方法,人們個性的壓抑,一定會導致社會活力的下降,使社會走向衰敗,古羅馬帝國後期的崩潰和衰落又是一個例子。

宗教本身其實並不是強權,基督教的聖經充滿了智慧,它的本義是探討人類痛苦的起源以及解脫的方式。只看《聖經》舊約的前三章,我們便不得不心悅誠服地認同它講的是真理。

幾乎所有的西方現代心理學者,無論是榮格,還是弗洛姆,都對《聖經》舊約的第三章《亞當夏娃的原罪》進行了解讀,其解讀就是:人的自我意識是一切痛苦的根源,自我意識既是最大的善,也是最大的惡。毫無疑問,人與世界本來就是一體的,但我們把自己與周圍的一切割裂開來的自我意識,是造成我們自己與外界對立的心理根源。

所以,只有放下自我,與外界一體,才能解脫煩惱和痛苦,這既是現代心理學家們治療心理疾病的方式,也是他們對《聖經》立意的解讀。準確地講,這也正是《聖經》作為千古經典而不朽的根據。二千多年前的西方聖人就已經對人類苦的真相進行了揭示,真理已經被找到,那就是:凡是執著於自己的人,必然就是痛苦的。

而怎樣才能夠不執著於自己呢?臣服顯然就是方式之一。

只是臣服的方式有很多。在人類社會的早期,乃至現在,服從強權都是臣服的一種。當我們在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團體中呆著的時候,我們內心的躁動和煩惱的確要少很多,人會活得單純很多,儘管一開始我們並不習慣。這就是很多今天的大型企業能夠存在和擁有力量的組織保障,這也是從古至今的軍隊極富戰鬥力的組織保障,但它顯然不是最好的臣服方式。最好的臣服方式是:信仰。

臣服於一個自己內心認同的遠大的目標,或者超越了自己私利的目標,這毫無疑問有助於我們放下對自己的執著,有助於我們把自己交出去,融入到一個更大的群體和事業中去。我們的痛苦和煩惱也許並不會減少,但我們的內心會強大得多,強大的內心足以抵禦一切的痛苦和煩惱,這就是信仰帶來的解脫。

基督教的創始之初,包括他的今天,都毫無疑問是為人們提供這種方向的。遺憾的是,在中世紀,它成了世俗社會的工具。信仰變成組織,組織產生需要,需要違背了信仰,宗教變成了強權,這就是中世紀歐洲宗教的困局。而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讓宗教重新回歸了它信仰的本質,成為與科學、藝術等一起服務社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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