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勵：醫者無國界
這是蔣勵作為醫者的堅持。「能救一個是一個。」她像一根針，牽著線，嘗試著去縫補阿富汗地區婦產科醫療的巨大裂痕。
蔣勵：醫者無國界
記者｜潘舒婷 王子萌 李安琪
編輯｜牛璐瑤
2013年6月，作為一名婦產科大夫的蔣勵剛剛結束了為期三個月的無國界醫生任務，從阿富汗返回中國。在此之前，與她日夜相伴的是駐地圍牆外不時發生的爆炸和槍擊，以及流水般湧進來的急重症孕產婦與新生嬰兒的啼哭。
回到闊別已久的家中，她不必再值夜班、再接急診，可以睡一個充實而綿長的覺；但蔣勵明白，對於自己來說，這並不是結束，而僅是一個開始。直到如今，「無國界醫生」成為她身上不願撕下的標籤，成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片段。
選擇
2001年的夏天，北京醫科大學剛剛併入北京大學一年，新成立的醫學部第二年進行招生，新生中有一位來自浙江麗水的小姑娘。蔣勵踏進醫學部的大門，磚紅色的樓牆在路邊安靜地伏著。她就這樣很偶然地走上了醫學道路。
蔣勵原本並沒有想過學醫，也並沒有想過來北京，然而陰差陽錯，被北醫的八年制臨床專業錄取。「剛好有這麼一個專業，我也不排斥學臨床，所以我就來了。」在此後的十多年中，她逐漸發現，自己與醫學像是兩枚齒輪，在碰撞中漸漸磨合相契，「發現還挺適合我的」。
和許多醫學生一樣，蔣勵的每天都是忙碌的。穿上白大褂，就擔起了責任。剛開始實習的時候，她每天都在不停地學習，每天都遇到新的病例，為取得的每一個小小的成績而滿足欣喜。每個科室輪流轉，從外科到內科，最後發現自己一開始「打死都不想去」的婦產科才是自己最喜歡的科室，就在這裡扎了根。
而在蔣勵心中真正埋下加入無國界醫生組織火種的人，是她在人民醫院婦產科實習時的上級，屠錚。今天，我們可以輕鬆在百度百科上查到關於無國界醫生的介紹：「無國界醫生（法文縮寫MSF），是世界上最大的獨立醫療救援組織，1999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但在2006年，無國界醫生在中國還寂寂無聞。這一年，屠錚通過自己的表弟了解到MSF後加入，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名醫生志願者。蔣勵想起自己剛上大學時從TVB電視中了解到關於這個組織的零星之事，「覺得這種事情是自己想要做的，但那時候覺得太遙遠了，好像是不真實的」。直到2007年，屠錚赴賴比瑞亞執行為期半年的任務，蔣勵才覺得這件事「可以企及」，真正把它加入了自己的人生清單。
2012年5月，她給屠錚醫生寫了一封郵件，想聽聽她對於自己加入MSF一事的意見。她在郵件中寫道：「我總是想，我應當做好一切準備，來迎接這個重大的轉折點；但我又懷疑，真的有這樣一個最合適的做出選擇的節點嗎？」兩天後，她收到屠錚的回復：「如果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獨立工作讓你感到舒適，就去申請MSF吧。」
屠錚的複信給了蔣勵極大的鼓勵。就像自己在18歲那年選擇報考北大醫學部，2012年，已經工作兩年多的蔣勵再次做出了讓人驚訝的決定。她辭去了在人民醫院穩定的工作，正式投身MSF，走上了醫療援助的道路。醫生遠赴重洋去往另一個國度執行任務，而因此停薪留職，對於所在的醫院來說也是個難題。蔣勵不願在背後留下這樣的「牽掛」。她在網頁上提交了MSF的申請表格，在經過多輪面試之後，蔣勵正式進入了MSF的「人才庫」。
蔣勵不喜歡一成不變、可以預期將來的生活。她拿到了主治醫生的資格證，已經掌握了產科的大部分技能，婦科的基本操作、疾病知識也都了如指掌，但「每天都在做類似的事情，覺得自己好像到了一個瓶頸」。
她選擇改變。加入MSF的舉措有如一枚卵石，投入她二十餘年來平靜無波的生活的水面。
沒有硝煙的戰爭
阿富汗的春天是浸在戰火中的。2013年3月，蔣勵收到郵件，前往阿富汗霍斯特省，在那裡開始了她的第一次無國界醫生任務。這個項目里有來自巴西和中國的婦產科大夫，也有來自奧地利和非洲的麻醉師，他們操著不同口音的英語，從世界各地來到這家由集裝箱板房搭建、周圍砌著用於抵擋戰火的磚牆的小小的婦產科醫院。
蔣勵（右一）與同事們的合影
蔣勵和來自巴西的Clarine是這家醫院裡僅有的兩名婦產科醫生。等待她們的是每個月1200到1300的分娩量，這個數字幾乎是原先在人民醫院的四倍。為了應對當地大量的病例，蔣勵和Clarine輪流值班，隔天就要經歷一次24小時完全當值的考驗，工作量極大。在這24小時里，值班的醫生「first on call」，處於隨時待命的狀態，無論發生什麼事都要第一時間應對，鮮少有時間能好好休息。
項目組給成員派發了用於聯繫的老款諾基亞手機。蔣勵最怕的就是值班時半夜被音量巨大的手機鈴聲驚醒——夜裡遇到的大多是情況緊急、病情危重的病人，工作人員在電話中難以用英文簡潔說明情況，甚至摻雜當地方言，蔣勵只能「趕緊蹦起來，穿上衣服就去」。Clarine值第一個夜班時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她告訴蔣勵：「你知道嗎？我把整本產科書都實踐了。」
阿富汗的人民並沒有什麼「計劃生育」的意識，婦女接連不斷地生產，也沒有條件進行孕期保健或是規律的產檢。許多婦女在小診所受到不正規的治療，接受超大量的催產素後導致子宮破裂；在國內很少見的見於重度先兆子癇的胎盤早剝癥狀、典型的合併症和併發症，在這裡都時常可見。
醫院的圍牆內沒有戰火，但蔣勵她們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一場戰爭。沒有子彈，沒有硝煙，只有紗布和血袋，消毒水和手術刀。無數條生命在在這個小小的站台中轉，在她們的手中經歷生死一瞬。
手術室
「時刻是一個緊繃的狀態，」蔣勵回憶起那段時光，巨大的壓力一直如影隨形，「什麼也不想，只是撐著就完了。」為了緩解壓力，蔣勵喜歡去廚房做些吃的，或者是抓緊一切時間睡覺，「讓大腦處於放空的狀態」。在阿富汗度過的三個月，是蔣勵體重最輕的一段時期，但照片上的她卻因為水腫而顯得很胖。回國後體檢，蔣勵才發現自己得了甲減（甲狀腺功能減退），而身體浮腫、情緒淡漠，都是甲減的癥狀。
幸與不幸
蔣勵用「幸運」來形容自己，在阿富汗的三個月，她並沒有遇到孕產婦死亡的病例。她感慨於當地婦女極強的求生欲：「我覺得她大出血真的出到沒戲了，但第二天到病房，發現她又活過來了，真是奇蹟。」
遇到需要輸血的病人，醫生們有應對的辦法：一方面，任務點有一個小的血庫；另一方面，他們可以去當地的村莊，利用村中的喇叭號召村民獻血。「村民們都覺得這是他們的姐妹，」蔣勵感慨，「你經常可以看到有人在排隊獻血。」然而，由於醫療條件的限制，這些新鮮的血液無法用現代技術分離成紅細胞、血漿、血小板，只能稍微處理一下給病人輸全血，病人能否挺過來「只能看運氣」。
「孕產婦死亡最多的原因就是產後出血，只要能及時識別，掌握一些處理的辦法，孕產婦的死亡率真的可以得到很大的降低。但新生兒不一樣。」
蔣勵更願意用「孩子」這個詞來稱呼這些新生兒，他們離開母親的子宮，被剪斷臍帶，成為柔軟而脆弱的生命個體，但有些孩子甚至發不出第一聲啼哭就不得不告別這個世界。身為婦產科大夫，蔣勵能做的其實很少。遇到窒息的新生兒，她只能為其做最簡單的復甦，然後交到兒科醫生手裡。「在國內，你可以把他送到新生兒ICU里插管，用精密的儀器檢測他的情況，給他用各種高級的藥物；可是在這裡沒有辦法——我們連暖箱都沒有。」
蔣勵講過很多次她遇到的第一例新生兒死亡。那個在分娩過程中嚴重窒息的孩子，極其用力地想要呼吸，蔣勵為他復甦了30多分鐘。兒科大夫已經給孩子下了死亡判決，但蔣勵不能接受——先前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一個小生命在自己的手裡，眼看著不行了。最後，孩子的祖母走過來，拿掉蔣勵手中的氣囊，告訴她，安拉把他帶走了。
病人家屬會安撫醫生，會買珍貴的布料送過來，會邀請大夫和她們一起坐在病床間的空地上一起吃飯。在這裡，蔣勵體會到最純粹的醫患關係：「能感覺到醫生和患者間的相互信任，我覺得挺好的。」當地人幾乎沒有受過教育，但他們的淳樸卻令蔣勵深受感動。
復甦室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蔣勵來不及悲傷——身為醫生，她只能說一些冷冰冰的數字，或是一些在醫學上毫無紕漏、但有點不近人情的話，避免過多的情感投入。很多時候，她不得不把自己從情緒的漩渦中拔除，不能放任自己去同情病人：「你不能始終是一個心裡非常柔軟的人。」
這是蔣勵作為醫者的堅持。「能救一個是一個。」她像一根針，牽著線，嘗試著去縫補阿富汗地區婦產科醫療的巨大裂痕。
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自阿富汗回國後，蔣勵申請了美國Hopkins大學的MPH（公共衛生碩士）。考試、休整，2014年8月，她又前往巴基斯坦執行了一次MSF的援助任務。
她認同MSF的宗旨：中立、不偏不倚。哪裡有病人，就去哪裡提供醫療幫助，不受到政治或者宗教因素的影響。在蔣勵看來，中國本土的醫療援助與MSF還有很大差距。2017年，蔣勵參加了中國志願醫生在雲南德宏的行動，這一行動試圖改變傳統的「義診」援助模式，希望醫療援助對當地的影響能夠更加長遠，而非僅是數日之功；但一切尚在起步階段，事實上很難有效改善當地缺醫少葯的情況。
「你會發現，作為一個醫生，你能做的其實很有限；但公共衛生方面的一些政策，卻可以救更多的人。」蔣勵說起她學習公共衛生碩士的原因，「醫生只是一個人的力量，但公共衛生是一群人的力量，能改變更多的人。」
對於將來，蔣勵描繪了一幅美麗的藍圖。「還是想做醫療援助，想去非洲。」蔣勵組建了家庭，丈夫與她志同道合，都將醫療援助作為畢生追尋的事業。不過，他們也有了更多要考慮的事情。
蔣勵與丈夫養了兩隻貓，一隻叫「糖小蒜」，一隻叫「糖蒜瓣兒」，名字取自他們的第一隻貓「糖蒜」，它一歲時死於心衰肺水腫。「養貓就像養孩子，」蔣勵喜歡在朋友圈裡曬自家貓的照片，「沒辦法帶著它到處走，所以也暫時沒有出長期任務的打算。當然，更重要的是要考慮我先生未來的規劃，不可能一腔熱血就衝上去做事。」
蔣勵笑道：「我們倆都是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新媒體編輯｜江明昱 牛璐瑤
責任編輯｜張煒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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