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最新 > NCI9012,在mCRPC中,以AR和DNA修復為靶標的研究結果

NCI9012,在mCRPC中,以AR和DNA修復為靶標的研究結果

導讀

在雄性激素剝奪的早期,大部分患者的前列腺癌的癥狀會得到緩解,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後,前列腺癌都會轉變為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儘管阿比特龍聯合強的松(AAP)和恩雜魯胺會延長轉移去勢抵抗性前列腺(mCRPC)的生存周期,但是部分患者仍會重新產生對上述兩種藥物的抵抗性。這種事實表明,我們需要重新尋找新的療法。

有研究報道,AR和DNA修復通路中的酶互相調節。聚(ADP-核糖)聚合酶-1(PARP1)是DNA修復通路中一種重要的酶,其主要的功能是識別和修復單鏈DNA損傷。研究表明,PARP1與AR調節的前列腺癌(PCa)細胞的增殖相關。尤其是臨床實驗發現,在PCa使用PARP1抑製劑(如維利帕尼,奧拉帕尼)顯示對於AR功能的最大化,PARP1的活性是必須的。體內實驗表明,使用PARP1抑製劑維利帕尼同樣能實現去勢的效果。

超過50%的PCa患者具有ETS基因融合的現象,其中ERG與PARP1相互作用。ERG陽性的異種移植對PARP1具有優先敏感性。

基於以上的現象,Maha Hussain等教授提出兩個假設:在mCRPC患者中,以AR和PARP1為靶點的聯合治療比AAP具有更好的反應率(RR),並且該聯合治療在ETS融合陽性的腫瘤患者中更加有效。

實驗設計

患者入組:選擇睾酮

對於ETS狀態,利用免疫組化(IHC)和原位雜交(ISH)分別檢測ERG,ETV1的融合狀態,再將ETS融合陽性和陰性的患者分別按1:1的比例隨機分為arm A和arm B兩組。arm A治療用藥為阿比特龍和強的松,arm B在arm A治療用藥的基礎上增加維利帕尼,之後經過相同的基線評估、骨掃描、腹腔/骨盆的CT或MRI、胸部X-ray和CT,之後選取完成治療周期的患者的腫瘤組織進行測序分析,最後對獲得數據進行分析。

結果

患者入組

自2012年到2015年,共190例mCRPC患者,185例患者可以進行轉移性組織活檢(軟組織89例,骨96例);159例(86%)患者有適當的組織;35%是ETS陽性;153例患者被隨機分為arm A(AAP;74例)或arm B(AAP+維利帕尼;79例)。

安全

總的來看,對於arm A和arm B的患者,高血糖症是唯一由治療引起的高分不良事件(AE)。在arm A中,20%(15例)的患者有3級治療相關的AEs,1例患者有4級高血糖症;在arm B中,24%(19例)的患者有3級治療相關的AEs,1例患有4級血小板減少症,1例患有5級由治療引起的心臟驟停。

療效

arm A和arm B的患者PSA RR沒有顯著不同(arm A,63.9%;arm B,72.4%)(table 2);中位生存期也相似(arm A ,10.1m;arm B 11m);進一步發現ETS融合狀態對預測PSA或PFS並沒有顯著意義(圖1)。

根據以上的結果,作者提出的兩個假設都沒有實現。根據以前的研究結果推斷,ETS融合狀態未能預測療效的原因之一可能是DNA修復缺陷(DRD)基因突變頻率高(大約25%的患者);以AR和DNA修復為靶標的聯合治療療效沒有顯著高於AAP,原因可能是PARP1抑製劑和AR拮抗劑的作用都會歸到抑制DNA修復方面,聯合治療出現功能冗餘。

圖1(A)arm A/arm B PFS比較;

(B)arm A ETS陽性/陰性和arm B ETS 陽性/陰性 PFS比較

DRD和其他的預後生物標記物

完成治療周期後,有80例(arm A,33例;arm B,47例)患者可以選取組織測序和進行後續的評估。根據測序結果發現,DNA修復狀態可分為3類:野生型(WT;55例(68.75%));雙等位基因突變DRD(20例(25%));和單位基因突變DRD(5例(6.25%))。在DRD的患者中,BRCA1、BRCA2、ATM、FANC、PALB2、RAD51B或RAD51C基因會發生突變,其中BRCA2的突變頻率最高。尤其是,這些基因是同源重組(HR)通路中主要的基因,它們與非同源末端(NHEJ)結合通路協同修復DNA雙鏈損壞。其餘顯著的突變基因包括AR(41例)、TP53(33例)、PTEN(34例)和PIK3CA(39例)。突變也發生在於AR相關的基因和WNT通路的基因。(圖2)

圖2 在mCRPC患者中分子突變、DNA修復狀態和PFS的情況

相對於雙等位基因突變DRD患者,單等位基因突變DRD的患者可以被認為為無缺失,因此單等位基因突變DRD和WT可以歸為WT一類進行結果分析。

意外的,在DRD和最後的結果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經過治療後,相對於WT類型患者,DRD的患者有顯著的PSA RR(90% v 56.7%)(table 3);中位PFS(14.5m v8.1m)(圖3和圖4)。

圖3 DRD患者與WT患者PFS的比較

圖4(A)arm A DRD患者與WT患者PFS的比較;

(B)arm B DRD患者與WT患者PFS的比較。

臨床和分子變數分析

探究性試驗發現,與較長中位PFS相關的其餘的生物標誌物包括3類。經驗證,整體效果較好的是正常PTEN(13.5個月v6.7個月(突變類型)),正常TP53(13.5個月 v 7.7個月(突變類型))和沒活性的PIK3CA通路(13.8個月v 8.3個月(有活性的類型))。另外,經過試驗發現,PTEN的突變或缺失與DRD似乎具有互斥性(圖2)。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首次提出:經AAP治療後,與WT類型mCRPC相比,DRD型患者具有更高的PSA RR和PFS。DNA修復突變是如何與AR靶向療法的較好的結果相關的呢?最近研究表明,去勢或抗雄激素治療減少DNA修復相關酶的表達,因此增加了DNA損傷,降低了細胞生存時間;尤其是AR信號抑製劑能抑制與雙鏈DNA損傷修復的NHEJ通路主要的基因表達。NHEJ破壞和HR缺失導致了雙鏈DNA損傷修復的兩條主要通路的破壞,這也解釋了HR缺陷的患者用AAP治療效果更好。進一步說,許多DNA損傷反應的酶(包括BRCA1和BRCA2)直接調節AR活性。與WT類患者相比,DRD患者,缺乏BRCA1和BRCA2的協作效應,AR轉錄活性會受到影響。進一步的測序研究發現,DRD患者很少出現PTEN改變的情況,WT型患者都患有PTEN失活或改變的情況。PTEN失活與更有侵襲性的前列腺癌相關,並且臨床模型顯示PTEN失活/PIK3CA通路活性可以調節AR轉錄活性,導致激素療法抗性。有研究表明,PTEN缺失與AAP治療的mCRPC患者具有較短的OS相關。

小結

儘管AAP聯合維利帕尼使用並沒有顯著反應,ETS融合狀態也沒有預測響應,但是探索性試驗發現了一個意外的結果:DRD與改善AAP治療預後相關。同時,DRD一般與正常的PTEN狀態相關。正常的PTEN、TP53和無活性的PIK3CA信號與改善最終結果顯著相關。這些結果突出了mCRPC的複雜性、整體環境的重要性及多信息的設計臨床試驗的需求。

參考文獻

Hussain M, Daignault-Newton S, Twardowski P W, et al. Targeting Androgen Receptor and DNA Repair in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Results From NCI 9012[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17: JCO. 2017.75. 7310.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仁東醫學1 的精彩文章:

TAG:仁東醫學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