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帝都里的村莊是如何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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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專欄|老照片 文/宋燕

1995年8月，聚居了很多流浪藝術家的北京圓明園畫家村被清理整頓（見舊文《北京，一個烏托邦的逝去》），同一年，北京還清理了好幾個類似的城中村。今天的人可能難以想像，當年的北京，皇城根下，大都市中，竟會有那麼多成片的特殊人群聚居地，自成體系，自我管理，有自己的文化和規則，政府的職能在這裡都近乎失效。有那麼幾年，你想打車進入某幾個「村子」，計程車司機都只會停在外面，不敢往裡走。

這些「村子」之一，就是位於大紅門一代的「浙江村」。（註：不要以為我接下來會寫全部村子的系列，有個別村，我是連名字都不敢提的，更不要說寫它的全過程。）

浙江村在北京真正成形，始於1986年，但浙江人——確切地說是溫州人，更確切地說是樂清人和永嘉人——陸續來京，始於更早的改革開放之初。樂清地少人多，那裡的人一直有外出討生活的傳統，80年代初有人發現在北京做服裝很賺錢，就在這裡紮下了根，很快，他們的老鄉們也聞風而來，戶帶戶、鄰帶鄰地落腳在大紅門地區，租住當地農民的房子住。最初是一部分人做服裝加工，一部分人在各大商場、批發市場包櫃檯銷售；後來發現皮衣需求量很大，就大量轉向皮衣的生產和批發，成為不僅覆蓋北京、全國，且輻射東歐、俄羅斯的皮貨批發基地之一。

浙江村成規模時，覆蓋了26個自然村，佔地7500畝。據丰台區南苑鄉政府1994年10月的統計，當時在大紅門「浙江村」的外地經商者的常住人口達11萬多人，而當地居民人口僅有1.4萬餘人。

「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成了這些溫州人的發家經歷。當時每戶幾乎都有過三四天連續不睡覺趕活的經歷，非常辛苦。一般租的場地只有二三十平米，人均住房面積才3.2平方米，白天擺滿縫紉機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

當時的浙江村是一個非常魔幻的存在，這裡距離天安門只有6公里，但景象全然不同於帝都風貌。街道狹窄擁擠，垃圾遍地，汽車、三輪車、老北京的驢車擁擠在一起，身邊匆匆走過的，有背著大包小包的人，也有拿著「大哥大」喊話的「老闆」。街邊的「美容店」清一色溫州風格，菜市場里臨時搭建的棚子里掛著海蜇皮、荔枝幹等溫州食品。出出進進 個個打扮光鮮，腰纏萬貫，開著賓士、豐田，但居住環境卻極其惡劣，到處是令人掩鼻的臭魚爛蝦味兒，腳底下是常年淤積的一寸多深的泥水，下水道早已堵塞，廁所糞便四溢，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你根本不相信這裡還能住人。

外人看到的是無盡的混亂，但這混亂中其實有它自己的秩序。從1992年底開始，一些經營大戶以合股形式與當地鄉、村、生產隊加強合作。由當地出地皮，浙江人出資金，蓋起連片的平房甚至兩層樓房，再分別出租給溫州人。在這些院子里，往往以溫州當地一個村莊地緣、人緣、親緣相關的人員為主聚集，院子內的頭由有影響的企業主或原村幹部擔任；一個院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營造著自己的生存發展環境。據丰台區南苑鄉統計，到1995年，這樣的大院一共有48個，一個院子小的可容納下1~2千人、大的能容納下4~5千人，後來被稱為大紅門「浙江村」48個大院。這些大院自己為住戶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包括用水、用電、排污、郵電、教育、治安及娛樂服務，每天晚上，都有當地人自己聘請的「民間聯防隊」在四處巡邏。

之所以會出現「民間聯防隊」，源於1990年起日益惡化的治安環境。根據當時當地人的講述：「過去蒙面搶劫已經算了不得了，可現在有的就大搖大擺進來，甚至還報上姓名，照樣連劫帶打！裝備也是一年比一年厲害，最早是棍棒，後來就拿刀……半自動的槍也不是沒有。」「一條街上就住了五伙鬧事的，晚上他們就站在街口，過來一個人就劫，也不管你是浙江的還是北京的。」為了應對這種狀況，村裡人就按月繳保護費，僱傭青年小夥子，組成「聯防隊」，五六個人一組，每天在保護區巡邏。這種「自衛隊」，最多時達21支，每支20-40人。

除此以外，浙江村還有自己的幼兒園、菜市場、診所、公共浴池……

浙江村還出現了幫派。有以地名命名的「清江幫」、「虹橋幫」、「芙蓉幫」，也有以武器命名的「斧頭幫」，每幫少則七八人，多則十幾二十人不等。樂清縣委組織部1992年有一份《關於樂清籍黨員在京情況的調查報告》，裡邊曾提到「當前在京的樂清人聚居點社會治安問題非常突出，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群眾反映非常強烈……當地派出所由於人手不夠，情況不清，再加上都是樂清人搶樂清人，因此，他們基本無法控制，使犯罪分子氣焰更加囂張。」

這樣的地方，你猜外人敢不敢隨便進去？

1993年，北京市有人大代表提出：「浙江村」不僅成了超生游擊隊的集中地，更成了社會黑勢力的據點，……。要求北京市加強整治管理。1994年，一個中央媒體遞交了一篇內參，描述了浙江村的治安狀況。這樣才有了1995年的清理整頓。

1995年的清理整頓，北京方面和浙江方面是有分歧的，浙江當地政府在此前此後都曾派人來與北京當地政府交涉，清理整頓後，北京市還曾由一名副市長帶隊到浙江做解釋。很多年後浙江當地政府曾參與處理此事的工作人員在地方媒體上寫過回憶文章，也對此事有微詞。

1995年11月8日起，北京警方組織了數千警力（包括武警），組成「工作隊」進村，挨家挨戶宣講，並在街頭巷口用大喇叭反覆廣播，動員外來人員另找住處。11月24-25日，對大院進行了強拆。

在當地做生意的浙江人此後暫時遷移到了河北燕郊等地，不久後，北京在大紅門建造了一個大市場和加工區，他們又陸續迴流。

真正的整治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建設的有序化而實現的，2000年代中期以後，大紅門地區成了北京的服裝交易中心，違章建築基本消失，交通、衛生、治安都明顯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購買了中高檔的商品房，在高樓里沒有人再支起縫紉機、電熨架做衣服。大型高檔商貿城替代了簡易的批發市場；一批產值上千萬、僱傭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標品牌的服裝企業替代了滿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

2006年初，丰台區十一五規劃綱提出要將大紅門建設成「時裝之都核心區」，成為丰台區的「四大經濟板塊」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

參考資料：

項飈《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張鸝《城市裡的陌生人——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權力與社會網路的重構》

《杭州政協》2010年第11、12期，孫忠煥《我所親歷的改革開放30年（二十二）》和（二十三）之《浙江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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