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碗拍出2.39億元天價，帶你了解琺琅彩的前世今生
近日，在香港蘇富比2018年春季拍賣會中，一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以1.4億港元起拍，最終以2.39億港元（含傭金）的價格成交，刷新了康熙官窯瓷器的拍賣成交紀錄。小帥在此為您詳解琺琅彩的故事。
清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
康熙皇帝與琺琅彩
在2018年香港蘇富比春季拍賣會上，創拍賣紀錄的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的直徑為14.3厘米，以粉紅色釉作底，以五瓣花朵式開光，內繪花卉，色彩艷麗，筆觸細膩。碗底有「康熙御制」四字二行粉紅色楷書款，加雙方框。
琺琅，實際上是覆蓋於金屬器物表面的玻璃質材料，主要的化學成分是硅酸鹽物質。人們使用琺琅的歷史非常悠久，在距今約4000年前的古埃及就已經出現用琺琅作裝飾的器物。
據了解，畫琺琅技法起源於15世紀中葉的法國，即在玻璃料內加上不同的金屬氧化物作為呈色劑，並用油調和後成為琺琅料，用來裝飾金屬器物，並取得油畫般的效果。
畫琺琅技法可以用來裝飾不同種類的器物，會產生不同的裝飾效果。如果用在銅胎上，就是銅胎畫琺琅（即「景泰藍」）；如果用在鐵胎上，就是鐵胎畫琺琅（即「搪瓷」）；如果用在瓷胎上，就是瓷胎畫琺琅（即「琺琅彩」）。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法國傳教士洪若將銅胎畫琺琅器物進貢給清朝，康熙皇帝被深深吸引並決定把這種技法移植到瓷器上，成為「瓷胎畫琺琅器」。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康熙皇帝責令法國傳教士馬國賢、郎世寧在宮內督理試製，經過30多年的反覆試燒，最終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燒製成功。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派遣使臣嘉樂主教來到北京，就「敬孔敬祖」問題與清朝政府進行談判，即中國的天主教徒是否要敬拜和祭祀孔子與祖先。
康熙皇帝先後13次接見嘉樂主教，禮遇不可謂不隆重，但在「敬孔敬祖」問題上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無論如何不肯做出任何妥協，並且向嘉樂主教明確表示「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嘉樂主教無功而返，回到歐洲。
康熙皇帝在羅馬教皇使臣嘉樂主教到達北京後，曾經特意在皇宮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在宴會上康熙皇帝向嘉樂主教展示了數件內務府造辦處剛剛製作完成的琺琅彩瓷器，這些製作精美的琺琅彩瓷器讓嘉樂主教讚嘆不已，驚奇萬分。
嘉樂主教返回歐洲後，向新任羅馬教皇英諾森十三世彙報了此次中國之行，在這份拉丁文本的報告中記載有嘉樂主教在北京所見到的琺琅彩瓷器，這份報告目前還保存在梵蒂岡羅馬教廷的圖書館內，這是西方文獻對康熙琺琅彩瓷器的最早記載。
由於康熙琺琅彩瓷器是模仿銅胎畫琺琅（即「景泰藍」）燒制而成，所以其釉色紋飾與同時期銅胎畫琺琅器物非常相似，色調濃重艷麗，多以藍色、黃色、紅色、紫色等為底色，然後繪畫紋飾，以花卉紋居多，如牡丹、芍藥、蓮花、梅花、菊花、月季、寶相花等，並常以開光技法繪畫紋飾，使得紋飾更加鮮明，花蕊內還用篆書「萬」「壽」「長」「春」等吉祥用語，寓意「萬壽無疆」。造型以小件器物為主，主要為瓶、盒、盤、碗、杯、壺等，其中以碗的數量較多，而瓶的數量則非常少見。款識多用胭脂色或藍色琺琅料書寫，個別器物底款為刻款，一般為四字楷書「康熙御制」，多寫在方欄或雙圈線內，字體結構嚴謹。
清三代的「琺琅彩」
琺琅彩瓷器僅見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它既有銅胎畫琺琅器的端莊秀麗，又有瓷器清雅明麗的風采，以潔白細膩的胎質、瑩潤如玉的釉面、明快艷麗的色調、精湛絕倫的畫工，成為清代皇帝與后妃們賞玩的御用瓷器，在清宮內獨領風騷近百年，但其製作過程頗費周折。
據了解，在清代，琺琅彩的彩料要從國外進口，由宮廷畫師出具樣稿，燒造分兩地完成，先在景德鎮燒成精細白瓷，然後解運至北京，再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由畫師彩繪後，經過低溫兩次燒成。每件琺琅彩瓷器燒成後都要經皇帝過目品評，並且登記造冊。據《清檔》記載，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賜給暹羅（今泰國）國王各色官窯瓷器共146件，其中僅有一件是琺琅彩；內廷大臣中也只有年羹堯在多次懇請下，才獲賜一件；乾隆皇帝甚至下旨規定「庶民弗得一窺」。
琺琅彩瓷器的燒制難度極大。據《清檔》記載，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四月雍正皇帝傳旨燒造一件琺琅彩小瓶，直到八月才燒成，其間歷時四個多月，依照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的優越條件，燒造一件琺琅彩小瓶尚需100餘天，可見琺琅彩瓷器的燒制工藝要何等複雜。
由於琺琅彩瓷器的燒制難度極大，再加上製作成本昂貴，因此到乾隆中期清宮內務府造辦處不得不停止燒制。所以，流傳至今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琺琅彩瓷器總數不超過500餘件，可謂彌足珍貴。
以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為例，其原為清宮舊藏，傳世品僅有2件，另一件現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與香港蘇富比春拍的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原本應為一對，在布局和色調上均皆互相匹配，如出一轍，而且所繪的花卉紋搭配各異，互為映襯，別具風味。
那麼，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為何會從清宮流落到民間呢？
溥傑挾帶出宮
原來在這其中還有個小故事：1918年45歲的英國人庄士敦來到紫禁城，成為14歲的末代皇帝溥儀的英語老師。在庄士敦的影響下，少年溥儀充滿了對外面世界的濃厚興趣，迫切希望能夠出國留學。為了籌集留洋經費，便將宮中珍藏的許多寶物以賞賜的名義由弟弟溥傑帶出紫禁城。
當然，溥儀想逃離紫禁城並出國留學的夢想，因為其父親載灃的堅決阻撓而沒有成功。1924年「清室善後委員會」在清點溥儀的書房毓慶宮內的物品時發現了《賞溥傑物品清單》，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赫然在列。
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從紫禁城流落到民間後，幾經輾轉反覆，大約在上世紀30年代漂洋過海，來到英國倫敦。1938年此碗由歐洲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亨利·奈特收藏，直至其去世。亨利·奈特是荷蘭人，與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是大學同窗，二人均為中國古代藝術品的收藏愛好者，志趣相投，成為好友。1986年此碗由日本的石油企業巨頭「出光興產株式會社」購入，作為其名下的私人美術館———東京出光美術館的藏品進行展示，並被編入東京出光美術館的藏品目錄之中。
近年來，東京出光美術館為籌集經費，選擇將部分藏品拍賣，其中就包括今年香港蘇富比春拍的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
沒有被溥傑帶出紫禁城的另一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在1949年被帶到台灣，成為了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
有學者認為，此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在這次香港蘇富比春拍中能夠拍出2.39億港元的天價，主要原因在於：第一是它的珍稀性。琺琅彩瓷器僅燒造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於燒制難度巨大且製作成本昂貴，所以傳世的總數不超過500件，可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
第二是它的藝術性。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是所有傳世的康熙琺琅彩瓷器中色彩最艷麗的，大量使用西洋彩料，發色明艷通透，暈染細緻有層次感，這在傳世的康熙琺琅彩瓷器中是不多見的。
第三是它的傳奇性。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紅地琺琅彩開光花卉碗，是康熙皇帝閑暇時的賞玩之物，從康熙皇帝向西方使臣展示天朝上國的稀世珍寶，變成為宣統皇帝籌集留洋經費，漂洋過海後又因收藏者亨利·奈特而與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有了交集，後來又來到了東鄰日本，成為日本石油巨頭的囊中之物，最後卻因為日本經濟不景氣而現身香港的拍賣市場，成為全球藝術品拍賣的標誌性拍品，也是全球藝術品拍賣的領跑者，成交價格更是創下了康熙官窯瓷器拍賣新的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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