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李秀蓮 | 楊朴勸阿骨打稱帝及其歷史意義

原標題：【邊疆時空】李秀蓮 | 楊朴勸阿骨打稱帝及其歷史意義

李秀蓮

李秀蓮教授，漢族，歷史學博士，碩士生導師。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與歷史學院副院長、東北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民族史學會遼金暨契丹女真史分會常務理事，黑龍江省歷史學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北方民族文化、金源文化、金代歷史文化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後期資助項目1項、教育部社科項目1項、黑龍江省社科重大委託課題1項，參與黑龍江省哲社重大招標項目1項，主持廳局級課題2項。獲獎省廳級獎項4項。出版專著1部，在《史學月刊》《北方文物》《北方論叢》《黑龍江民族叢刊》《滿族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30篇。

摘要：阿骨打稱帝過程中，楊朴起到重要的作用。是楊朴勸阿骨打稱帝，楊朴於1116年歸降，阿骨打於1117年稱帝。楊朴勸阿骨打稱帝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給女真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阿骨打 楊朴 稱帝 歷史意義

關於阿骨打稱帝問題，史學界除時間上存在爭議外，勸阿骨打稱帝的人也很難確指。《金史》記載是撒改、烏乞買等人勸進的結果，《遼史》和宋朝方面的史料多提及楊朴勸阿骨打稱帝。後來的研究者或宗於《金史》，或折中二說。是誰勸阿骨打稱帝關涉到金朝開國史的真偽，關涉到金初皇權政治的定位等問題。本文就楊朴是否勸阿骨打稱帝，勸進的時間和意義略陳己見，以期對金初的歷史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楊朴是否勸阿骨打稱帝

楊朴作為金初的重要謀士，《金史》未為其立傳，僅在《金史·耨盤溫敦思忠傳》提及他參與求遼冊封之事，潤色文字。活動只有通過遼朝、宋朝的史料才能得到進一步了解。

《遼史·天祚帝紀》載：「是歲(遼天慶七年，1117)，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楊朴又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以求封冊」。

《契丹國志》載：「是時(天慶八年，1118)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從高永昌叛，因降於金，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又陳說」。

《大金國志》載：「金天輔元年(時宋徽宗重和改元、遼天慶八年，1118) 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累官校書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甚用事。是冬，阿骨打用楊朴策，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為姓。以曼為名，國號大金。楊朴又勸國主遣人詣天祚求冊封」。

《三朝北盟會編》載：宋重和二年(1119)，「有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秘書郎。說阿骨打日： 『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師者，人之模範，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師旅，當變家為國，圖霸天下，謀萬乘之國，非千乘所能比也。諸部兵眾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願大王冊帝號，封諸番，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之鉉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大王如何?』阿骨打大悅，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為皇帝，國號大金。以水名阿祿阻為國號，阿祿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故日：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改元收國」。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重和元年（1118）「秋，曼用遼秘書郎楊朴計，即皇帝位」。

王稱《東都事略金國傳》云：「遼東人有楊朴者，勸阿骨打稱皇帝，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國，建元為天輔。是歲政和八年也」。

從以上遼、宋方面的史料中可以概括出：楊朴是遼東鐵州人，本渤海大族，遼進士，累官至校書郎（一說秘書郎，見《會編》），在高永昌叛遼前後降女真。先遊說阿骨打稱帝，建國號大金，再建議求遼朝「冊封」。

諸種資料除了以上共識的內容外，還存在異議。首先是建元問題，或日「收國」，或日「天輔」；其次是年號的起始時間，《遼史》記載天慶七年（1117）建元「天輔」。《契丹國志》、《大金國志》記載天慶八年（1118）建元「天輔」。《三朝北盟會編》記載阿骨打於宋重和二年（1119）稱帝，改元「收國」。在建元問題上，遼、宋的史料不相統一，與《金史》的記載又相差甚遠，《金史》雲建元「收國」是宋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公元1115年，是吳乞買、撒改等勸進的結果，根本不言楊朴遊說阿骨打之事。

由於金朝建元的歷史記載錯亂，歷史研究也是諸說迭出。在劉浦江先生質疑金朝開國史真實性之前，學界基本上以金朝建國在1115年為是，其年號為「收國」。但對歷史資料的處理則各執一端。其一，人為地折中史料者有之。張博泉先生在金建國問題上就採用折中史料的方法，他說：「吳乞買、撒改、辭不失等又率官署進言上尊號。與此同時，也得到渤海人的支持與幫助」。所謂的「渤海人的支持與幫助」當指楊朴勸說阿骨打稱帝、建國之事。何俊哲等著《金朝史》也說：「在女真奴隸主貴族的勸說和擁戴下，又有楊朴為其建國稱號提供理論依據，於是，阿骨打於遼天慶五年正月（1115），建立了政權，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是為歷史上的大金國」。這種折中問題的思想由來已久，明朝人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即如是，「五年春（宋政和五年，1115）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先是，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至是，阿骨打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即位。且日：『遼以賓鐵為號。』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其二，偏執一說者有之。即不考慮其它史料，只認可《金史》。如《宋遼金時期民族史》一書云：「在弟吳乞買等人『以系天下心』的勸進下，於遼天慶五年（1115）正月初一，建國稱帝，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主此說者還有李治亭主編的《東北通史》等。

不論是折中史料還是偏執一說，都偏離了客觀歷史的唯一性，往往是顧此失彼。焦慧先生在《楊璞金初活動考辨》一文中，他首先承認楊朴遊說阿骨打稱帝確有其事，他說：「關於楊璞（朴）勸說金太祖稱帝建國之事，不僅見諸《遼史》，其它重要史籍如《三朝北盟會編》和《宋史紀事本末》也都記載了這件史實」。但是，對吳乞買等人「勸進」與楊朴「獻策」之間的矛盾，取《三朝北盟會編》中楊朴獻策，「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的說法，不理會《會編》中主張建元重和二年（1119），而且，為使楊朴能出現在收國元年（1115）勸進、建國的歷史中，而提出楊朴「歸降女真的時間應在此以前，即公元1115年之前」。

對於楊朴參與「勸進」之事，研究者基本沒有異議，問題是楊朴在勸進活動中是主還是輔。一種說法認為撒改等勸進，得到楊朴的支持與幫助；另一種說法是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解決兩說相爭的關鍵之點在於楊朴歸降的時間。

二、楊朴勸阿骨打稱帝的時間

為澄清楊朴勸阿骨打稱帝的時間，梳理遼、宋、金方面歷史史料中有關楊朴的記載是重要的一步，前文已略作梳理。下一步是比較分析各方面歷史資料形成的背景與地位，以分析楊朴歸降的時間。

相比較而言，僅就女真初興時期歷史的記載而言，《遼史》優於《金史》。其原因，一是金朝曾二度修遼史，尤其是金初修遼史，亡遼遺臣直接參与修史工作，「熙宗皇統中，又詔耶律固、伊喇因（舊名移剌因）、伊喇子敬（舊作移刺子敬）等續修遼史，而卒業於蕭永琪，共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皇統七年上之。此金時第一次所修也」。耶律固又稱移刺固，遼天祚帝時，總知翰林院事，是遼金交涉歷史的見證人，可直接接觸遼金之間的遣使資料，在此基礎上，遼朝方面對楊朴「獻策」的記載不會是杜撰的。二是遼朝滅亡後，對遼天祚帝的歷史記載不會像金朝修《太祖實錄》多回護、曲筆。三是章宗在此基礎上，「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遼史，党懷英、郝俁充刊修官，伊喇益、趙諷等七人為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誌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賈鉉、蕭貢、陳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後，詔大任繼成之。（俱見各本傳）此金時第二次所修也」。金朝二度修《遼史》，應該是元人再修《遼史》的重要史源，所以，脫脫領修的《遼史》在記載阿骨打起兵與反遼的問題上，具有「信史」地位。在宋金「海上之盟」形成前，阿骨打主要與遼朝交涉，尤其是請求遼朝「冊封」，雙方遣使頻繁，《金史》記錄「遼人前後十三遣使」引。女真初興，「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引。《金史》記載初興的歷史多是後來的追述，相形之下，遼朝對楊朴「獻策」是佔有第一手資料的，能彌補金朝方面載記的缺失，而且，也是宋朝史料不可比攀的。

宋朝方面對楊朴及其相關歷史的記載準確性遜於《遼史》，但以豐富見聞。其原因，一是，楊朴作為金方的使臣參與宋的交涉，為燕雲交割之事，揚朴多次與宋朝使臣接觸，甚至向他們透露一些內情，宣和二年（天輔四年，1120）二月，宋朝使副見楊朴，楊朴傳諭云：「郎君們意思不肯將平州畫斷作燕京地分，此高慶裔所見如此。須著個方便」。宣和五年（天輔七年，1123），金向宋索要南逃燕京漢官趙溫訊等人，宋宣撫司與趙良嗣很是為難，「楊璞（朴）暗以微意見喻，若只得一兩個緊要人來，便了得」。「宣和五年四月十一日午，盧益、趙良嗣引伴金國使人楊璞（朴）持誓書來」。楊朴與宋朝使臣的交往，使他的事迹在宋朝史籍中有更多的記載。二是宋朝史籍間接地匯總史料的渠道較多。《三朝北盟會編》利用金初使金的宋朝使者的記錄，如宋金「海上之盟」的使者馬植（趙良嗣）所撰《燕雲奉使錄》，馬擴所撰《茅齋自敘》，等等。宋方記載金初歷史較其它史料豐富，主要是通過以下四種人，第一種是遼朝的歸正人的敘述，如趙良嗣；第二種是為締結「海上之盟」交聘使者的記述，第三種是滯留金朝的使者，如洪皓等，第四種是金朝中後期南宋的歸正人。總的來說，宋朝人對金朝的了解與「海上之盟」交涉同時起步，即宋政和八年（金天輔二年，1118），所以，宋朝記載金朝開國的時間受之影響，多定在政和八年，或重和二年（1119）。

從遼、宋、金三方面史料的比較分析中，可見《遼史》所言：遼天慶七年（1117年），楊朴勸阿骨打稱帝建元是比較可信的，而且，是年是「天輔元年」，《金史·太宗紀》贊日：「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這裡不言「收國」草創，是在不經意中流露出「天輔」開國的實事。

楊朴勸阿骨打稱帝與稱帝時間的問題是相聯繫的，與他歸降的時間亦有聯繫，與阿骨打的勢力在遼東的發展亦有關係。遼東是渤海人聚居的地方，渤海人高永昌據遼陽稱帝，阿骨打為平定高永昌之亂使其勢力發展到遼東，至此渤海人的歸降才有可能。《契丹國志》載楊朴先是從高永昌叛，因降於金。《大金國志》也載楊朴在高永昌叛時，降女真。兩者的記載是有一定依據的。楊朴歸降的時間當在高永昌反叛時，即1116年。楊朴勸阿骨打稱帝的時間或是1116年，或lll7年（遼天慶七年，金天輔元年）。

三、楊朴勸阿骨打稱帝的意義

在女真初興時期，楊朴作為一介文士參與到阿骨打的權力核心層，直接遊說阿骨打稱帝，建議求遼朝「冊封」，把阿骨打頭上的都勃極烈名銜換成了皇帝。「黃袍」加身對阿骨打本人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但對於女真社會民主參政、議事的貴族政治卻是潛在的破壞力，等於在女真社會埋下了變革的種子，楊朴為女真人的社會政治革故鼎新製造一個契機，對女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楊朴在高永昌叛遼前後歸降阿骨打，適時歷史給予他用事金初政治舞台的機遇。首先，阿骨打勢力的發展誠如楊朴所言，「諸部兵眾皆歸大王，力可拔山填海，」這是阿骨打「革故鼎新」的資本；其次，楊朴的獻策與阿骨打「圖霸天下」的心愿相和，楊朴勸阿骨打「謀萬乘之國，非千乘所能比也」。阿骨打此時確實有為「萬乘」之心。阿骨打責高永昌歸降說：「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處以王爵」。按前文所分析，阿骨打當時尚未稱皇帝，不論是皇帝，還是都勃極烈，他能詔諭遼朝統治下的渤海人、系遼籍的女真人歸於他的麾下，說明他已經把自己置於至高的地位，已經有了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心理，所以，對「僭大號」的高永昌降與不降，沒有任何姑息的餘地，詔諭討伐高永昌的斡魯日：「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耳」；其三，阿骨打滅掉高永昌，勢力進一步壯大，而且，發展的勢頭不可遏止。「東京州縣及南路系遼女直皆降」。客觀形勢的發展，為楊朴「獻策」的實現提供了保證；其四，高永昌稱帝、建元對阿骨打很有啟發作用，高永昌向斡魯表示投降，「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後來，阿骨打始制金牌與高永昌獻銀牌不無關係。滅高永昌當年九月，南路都統斡魯來見阿骨打於婆盧火水，「始制金牌」。從高永昌那裡得到銀牌，開始制金牌，兩者的因果關係是很自然的，金牌與銀牌所體現的等級觀念已現端倪。

在這種情況下，楊朴的遊說之詞很容易打動阿骨打與諸勃極烈，使「阿骨打大悅」，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為大聖皇帝，國號大金，建元天輔。

楊朴勸阿骨打稱帝推動女真社會向前發展，在軍事民主制的貴族政治基礎上注入了皇權政治因素，女真社會出現了皇權與「舊俗」的衝突已是不可迴轉的。太祖即皇帝位後，「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日：『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面對君與臣的名分，阿骨打「泣止之」，不情願接受這樣的現實，並且極力否認它的存在，維護「舊俗」。最後，「撒改等感激」，君臣共同排拒上下尊卑差別的存在。太宗時期，皇權與舊俗的衝突不斷升級。太宗因違誓約，私用庫收積財貨過度，宗翰等「請國主違誓約之罪，於是群臣扶下殿，杖二十畢，群臣復扶上殿，諳班、粘罕以下謝罪」。在這裡，君與臣每個人都扮演著自相矛盾的雙面人。在舊俗中，太宗是負罪者，要受杖。宗翰等是治罪者，要執杖；在皇權政治中，太宗是皇帝，是至尊、至貴者。宗翰等是逆道者，要謝罪。皇權與舊俗的衝突不但發生在太宗與宗室貴族之間，而且更深刻地激蕩在既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又是被杖的「負罪者」的內心。阿骨打稱帝後，女真人伐遼盪宋，皇權獲得了滋長的土壤，即使太祖諄諄告誡太宗「一依本朝舊制」。但是，太宗、熙宗自覺或不自覺地揖別了與臣民「同川而浴」的時代。從阿骨打「戎衣」即皇帝位到哀宗縊於幽蘭軒，金朝的皇權政治帶著它的民族性、時代性躑躅百餘年。

【注】 本文經作者授權，文章刊登於《滿族研究》2010年04期

責編：齊雲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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