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不分家」別解

「文史不分家」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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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史不分家」

對於「文史不分家」，一般作如下解說：

文史不分家，一方面是指歷史人物、時間、現象等為文學創造提供了素材，另一方面指歷史的記載，歷史事件的傳播要藉助於文學的形式。文與史的區別大約就在於「文學是一家之言，主觀思維的碰撞往往能引人深思；而史家則講究精準冷靜，客觀地陳述史實」。

雖然還有別的一些說法，但不外乎此。小老兒才疏學淺，讀過幾卷文，也讀過幾本史，於是乎就常常對於上述解說頗為困惑——困惑於何者為文何者為史。翻開字書，似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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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者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紋者，文之俗字。」倉頡造字原本就是扯淡，所以段老先生的話不足信。近世文化學者多以巫術為文化之源，因而有人認為「文」字其實是占卜時龜甲上烤出的裂紋，似更可靠。於是，「文」就有了第一個意思「花紋，紋理」。由此引申開去就有了「文采」「文字」「文章」「文飾」「柔和」「美善」等等諸多義項。

那麼，我們就可以慢慢說說這個「文」字了。

我們知道，先民是萬事都講功利的。因為忍受不了天氣寒冷，剝下一張血淋淋的獸皮就往身上披，哪裡管什麼美醜；因為要盛裝東西，拿來爛泥就做成了陶罐。但是後來就不一樣，大約同樣是為了在祭祀時取悅鬼神吧，也可能是人群因為力量或財富分出了等差，穿在身上的獸皮就有了「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的差別。「虎豹之鞟」因為有花紋，所以就特別地「文」，也就是美；「犬羊之鞟」因為沒有花紋，所以就特別地「質」，也就是粗朴。同樣地，原本只是用來盛裝東西的陶罐上開始有了魚紋獸紋花鳥紋，並漸漸愈加華美，最終甚而至於失去了實用功能而成了有錢人家的裝飾品。於是乎這個「文」字就有了掩飾其丑的功能，也就有了「文飾」義、「文采」義。文采，就是「華麗」，與「質」或「野」相對。《易經》里有「其旨遠,其辭文」一句，是說內涵深遠，言辭華美。又於是乎，華美的言辭也就成了用華美言辭記錄下的語言的文章之「文」（注意，文章的「章」字也是「花紋、文采」的意思）。

如此，我們就可以想想所謂「文史不分家」了。記載歷史，用什麼樣的言辭呢？固然可以用直率粗朴的語言，但是，孔子就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那麼就還是用華美的具有掩飾功能的「文辭」為好，可見凡留存下來的必是「文飾之言」。所以，司馬遷的《史記》被魯迅先生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凡讀過幾篇《史記》的都知道，司馬遷先生簡直是「下筆如有神」，就連比他早幾百年上千年的人物言行都記錄得纖毫畢現，讓我們時時驚嘆：「他是怎麼知道的？」是了，他是怎麼知道的呢？答案只有一個——模擬，說得直白點，是虛構的，是「文」的功勞，那麼與其說司馬遷先生是「偉大的歷史學家」倒不如目之以「小說家」為確。如此，你還敢相信所謂「歷史」是真實的嗎？

3

所謂「史」者

同樣地，段注《說文解字》說：「(史) 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君舉必書，良史書法不隱。」意思是說這個「史」字，上邊是個「中」字，下面是一隻手，良史記載歷史的最高原則是「持中」「不隱」。似乎是說「史」是可信該信必須信的。可是從上面對於「文」的分析來看，以「文」記述的「史」的可信度實在要大打折扣。

可是，這個「史」字真如段老先生所說的「從又持中」嗎？有人說：「未必！」比較普遍的說法是：「『史』字的本義是指管理狩獵或記錄獵獲物的人，後來引申為記錄國家大事的人，也就是『史官』」。比較不普遍的說法是：「『史』字的本義是指巫師從盛裝著蓍草的器物里抽取蓍草以占卜，後來引申為史官。」但不管怎麼說吧，這個「史」字都在告訴我們「歷史未必可信」這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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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的歷史觀

中國人歷來尊孔丘先生為聖人（「五四」「文革」等特殊時期除外，文革時他甚至被稱為「孔老二」，不雅之甚，少兒不宜也），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所以我們應該相信他老人家的話。

他在《論語·雍也》篇里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一般的解釋是「質樸多於文采，就流於粗俗；文采多於質樸，就流於虛偽、浮誇。只有質樸和文采配合恰當，才是個君子。」關於這裡「史」字的釋義，解讀《論語》的書里都說是「虛浮」，可是小老兒我查了好幾本字書都沒有搞定，《說文》里沒有，《康熙字典》里沒有，《辭海》里也沒有，當然《古代漢語常用字字典》《現代漢語詞典》里更沒有。其實，字書里有與沒有都無甚關係，關鍵是看看他老人家的這個句子。「史」與「野」相對，其意義當然可以從「野」的反面來看，自然就是「虛偽、浮誇」。怎麼可以用「史」來表示「虛偽、浮誇」呢？顯見孔夫子對「史」的認識就是「浮誇不實的記錄」。關於這一點，我們大可以從孔子編訂《春秋》的事實（現在一般不認為是事實了，誰去管它）來證明。

相傳孔子晚年依據魯國史料編訂了《春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如果司馬遷的這個說法是真的（當然未必真），那麼孔子編這本史書的根本目的還是在於政治，在於記述其「道」，從而使自己流芳百世。後世韓愈先生的「文以載道」大約即源出於此。一本以「載道」為目的的「史書」你還指望它所記述的事情是「持中」「不隱」的嗎？傻瓜才會相信。當然他編書的時候是「能夠體現其道的記，不能體現其道的刪」，這是最起碼的原則。再推而論之，他完全可能為了體現其「道」而篡改事實。這不是我瞎說，且看：

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這是《春秋》里孔子的記述。說魯宣公二年九月乙丑日，晉國的正卿趙盾殺了國君夷皋。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非也。事實是，趙盾的弟弟趙穿殺了夷皋。可是孔老夫子為什麼說是「趙盾弒其君」呢？《左傳》是這樣記載的：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從這裡可以看出，記載「趙盾弒其君」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被孔子稱為「良史」的董狐（請注意這個良史的名字是「狐狸」的「狐」），孔子只是抄襲了董良史的話。為什麼要這樣抄襲並讚美董狐為良史？因為董良史的記法非常符合孔子「君君臣臣」的思想。雖然夷皋並非死於趙盾之手，但因為他「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沒有盡到正卿的職責，所以董狐就一口咬定是「趙盾弒其君」，這種寫法就非常符合「文」的原則，以掩飾歷史本來面貌的言辭而使其承擔起「載道」的功能。

嗚呼哉！「文史不分家」於此可見一斑。

最後，再提請列位看官注意一個成語——深文周納。這是《史記》和《漢書》兩本厚厚的史書共同創造的辭彙。

《史記·酷吏列傳》:「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漢書·路溫舒傳》:「上奏畏卻，則鍛煉而周納之。」

想想看！想想看！！再想想看！！！「文」「史」交媾生出的究竟是個什麼玩意？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貝內德托?克羅齊有一句著名的話，叫做「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說的差不多也是同一個意思，這就可見，歷史那東東的不可信並非中國特產，真是「凡有歷史寫處，皆深文周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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