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軍最後一名老兵回憶抗日戰爭：樹上掛著被炸爛的四肢

原標題：29軍最後一名老兵回憶抗日戰爭：樹上掛著被炸爛的四肢

人類社會伴隨著戰爭走到今天，但恐怕沒有哪一次能像盧溝橋事變那樣，如此長久而深刻地震撼著無數中國人的心靈。然而隨著時間的流失，盧溝橋事變的倖存者已慢慢離開了人世，90歲的來自陝西的29軍上尉軍官王自治成為親歷盧溝橋事變的最後一個老兵。對於那場惡戰，時至今日，王自治仍記憶猶新。

加入29軍血戰盧溝橋

我（王自治）出生於1921年7月，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迅速淪陷。當時，關中平原風傳東北軍不戰而退、荒落而逃的故事。這讓關中地區的漢子們很是鬱悶。1936年，我受到一位親戚的影響，決定投筆從戎，參加了29軍，當了一名學員兵。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我正在南苑兵營第14營房。戰爭打響後，29軍全軍投入緊張的備戰，我所在的學兵軍訓團停止了一切課程。當時的29軍學兵軍事訓練團約有學兵1500人，都是參軍不久的學生。我們都是熱血青年，大都沒有經過任何戰鬥鍛煉，沒有任何實戰經驗，立刻上戰場實在不恰當。但是我們學兵一再請纓殺敵，最後軍部將我們編入了戰鬥序列。

7月28日，日寇侵犯南苑。南苑是平原地帶，29軍沒有堅固的防禦工事，部隊沒有重型武器。戰鬥到最激烈時，侵華日軍已經在飛機的掩護下打進東門，雙方展開激烈的白刃戰，將士們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殺。29軍的大片刀三尺長、七斤重，鋒利得很！大片刀一人一把，連伙夫都有。

此一戰，我們學兵軍事訓練團陣亡了約800人，佔全團人數的一半以上，我有幸活了下來。29軍副軍長佟麟閣和132師師長趙登禹都被日機炸死，部隊倉促應戰，損失慘重。

擊落兩架日本飛機

盧溝橋事變後，29軍撤退，途徑泊頭鎮。在那裡，我已經是高射機槍排的排長。我在29軍軍事訓練團學習的就是高射機槍。在泊頭鎮，我們使用的是立柱鋼管高射機槍槍架，這樣可以任意角度對空射擊。使用的重機關槍則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從德國購進的馬克沁重機槍。

當時，每挺機槍普遍需要四人來完成操縱與射擊。一人瞄準，一人供彈，一人進行觀察瞭望，一人協調指揮。但這種配置並不是絕對的，必要的時候，三個人甚至兩個人也可以完成射擊。

我指揮我的排用三架重機槍對空射擊。當時，日軍的飛機飛得非常低，投彈時必須俯衝，大約距離地面300米，連日本飛行員的鼻子、眼睛我們都看得見。當幾架日本飛機向我們俯衝而來的時候，我指揮三架重機槍同時對空掃射。當即擊落一架，擊傷一架！擊落的飛機摔在地上引發爆炸，碎片濺落幾里地！碎片中有飛機機身、攜帶的彈藥、飛機燃油以及日本飛行員的屍體等等。

由於打下兩架日本飛機，我得了獎章，還有紀念盧溝橋事變29軍抵抗的獎章、證書，我都讓勤務兵背著。誰知在紛飛的戰火之中，連勤務兵都丟失了！

轉戰各地留下傷痕

此後，我跟隨29軍一路征戰，參加了大名府、台兒庄、隨棗、棗宜等戰役。由於戰爭，我們學員兵都是邊打仗邊學習的。1939年正月，部隊轉戰到湖北當陽一帶的時候，干訓團第一期、第二期學員同時畢業。畢業的學生大部分到了戰區各部隊任連長、排長。我畢業後成為179師537團1營的重機槍連連長。537團團長是過家芳，過家芳一直是77軍軍訓團團長，後來77軍和59軍合編為第33集團軍。撤銷77軍軍訓團時，把軍訓團編為537團。

當年，在29軍官兵的心目中，軍訓團就是77軍的黃埔軍校。軍訓團也是何基灃將軍一直親手抓的，是他的王牌，他的根基、嫡系。在《何基灃將軍傳》和何基灃的衛士溫文忠的回憶錄里記載道：「1940年10月，何基灃率部隊奉命開拔到湖北南漳、當陽一帶去接替湯恩伯的防地。何基灃命令過家芳537團主動出擊，途經南漳縣消家堰時忽然遭到日軍襲擊，9架轟炸機輪番向只有彈丸之地的消家堰轟炸近一個小時，過家芳團陣亡130多人，被炸爛的四肢，血肉模糊地掛在牆上、樹上，炸死的騾馬內臟攤在地上。」

我的左眼瞎了，還有手指、腳面上的傷疤，就是這仗留下的。

生死岔路一瞬間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我所在的部隊由於被改編為何基灃領導的77軍，始終沒有和新四軍發生任何衝突，實際成了共產黨領導的武裝。何基灃還多次撥出子彈、步槍送給在竹溝的新四軍。我們出沒於桐柏大洪山區，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白天，我們打不過日軍，日本有飛機，他們的大炮火力非常猛，還有坦克，鬼子也非常多。相對於日軍來說，我們中國國民革命軍的武器裝備差多了，我們雖有馬克沁重機槍，但威力相對於鬼子的大炮要差遠了。

因此，我們537團所採取的戰術是，白天不打，躲在樹林和深草間睡覺、休息，或者直接抱著槍靠在樹上睡覺。夜晚來臨，我們變被動為主動，偷襲日軍。

一次我和兩位抬擔架的老鄉執行任務，走到一個山脊時出現個岔路口。抬擔架的老鄉問：咱們走哪邊呀。我說部隊在南邊，就走靠南的那條吧。又走了三里多路，南北兩條岔路合一。後來才知道，那個岔路口，是我生死的一個岔路口。我們一行三人走下山後得知，一個日軍小分隊剛剛從北面岔路上山了。

淮海戰役打響後，1948年11月8日，我隨何基灃和張克俠將軍在賈汪起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為淮海戰役揭開了勝利的序幕。

何基灃與張克俠領導的前線起義成功後，1948年11月9日清晨，當毛主席接到起義電報時，對周恩來說：「何基灃、張克俠率部起義，淮海戰役多了一分勝利的把握！」

起義以後，我的部隊被共產黨派來的領導整編，我被降級使用，從副團長降到連長。解放軍沒有軍銜，只有現職。之後，我隨所在部隊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4軍，參加了渡江戰役以及解放南京的戰役。

1950年6月，我父親找到我所在的部隊，說我母親死後三年都沒有下葬。我請假回到闊別13年的家鄉葬母。我母親去世後，家裡人為了等我回來，一直把屍體停放三年未入土，此時只好三周年和入土一起過。後來，我去找過部隊，可部隊已經轉移了。當時我有部隊的介紹信，所以，隨之而來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沒有危及我的生命。當時，我的老團長，也就是在29軍軍事訓練團時的團長過家芳，是他給我開的介紹信。

十年動亂時期，我被天天掛大牌子挨批鬥。1986年，蘭州軍區給我發放了《起義人員證明書》，我才稍稍心安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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